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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熟悉的人眼中，梁建章最近忙碌得“很反常”。
连续几个月，他不断抛头露面：接受一家又一家的媒体采访，出席各种论坛、会议，和各界知名人士联络沟通。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这位腼腆羞涩的中年男子还为某男性时尚杂志拍了一组华丽的时尚大片。
多年的老部下、携程旅行网副总裁庄宇翔戏谑之为“出台”。“过去是为公司做宣传，他不得不‘出台’。依James（梁建章英文名）的个性，是很不喜欢站在聚光灯下，在众人面前表演的。他就喜欢一个人待着思考问题。”
“就这一点，我很佩服他，愿意为和自己利益毫不相干的事情操心。”庄宇翔笑了起来。
作为一脚迈入公共领域的学者，梁建章依然忍受着“社交”的痛苦。每次采访安排前，携程的公关都会“特别提醒”——董事长“进入状态会比较慢”。虽有心理准备，一位采访过他的女记者仍苦于和他对话的艰难：“他的回答常常就几个词，短到你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发问下去。”
我们的采访由财经专栏作家叶檀在媒体上发起的“人口理论”论战谈起，他的眼睛一亮，立刻滔滔不绝起来，一块一块，一条一条，从石油、土地、粮食的生产和价格变化得出一个观点：资源在现代经济和过去200年历史发展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且没有一项资源是真正不可替代的。“所以，从资源稀缺的角度讲来限制人口，是站不住脚的。”
时隔数日，他果然投身这场论战，在《金融时报》中文网站上撰写文章，从资源和环境角度对叶檀的人口论进行了反驳。
在微博上，他一边乐观地宣称“真理一定越辩越明”，一边向新浪管理员抱怨帖子被不明僵尸粉围攻、正常评论发不了的异常现象。
对于自己的“新事业”，一贯冷静的梁建章洋溢着一种持久的热情。
论道中国人口政策
梁建章没有预料到，在人口问题上，舆论环境会变得这么快。
一边是热点事件在公共舆论上的推波助澜：强制堕胎的恶性事件、失独家庭的报道唤起人们情感上的哀伤与愤怒；另一边，在媒体上，学者、专家和意见领袖们就有关人口和资源问题展开论战。
半年前，他还在为和北大教授李建新合著的新书——《中国人太多了吗？》出版而大伤脑筋。因为内容“敏感”，联系的几家出版社都拒绝了他。几经波折后，这本号称“中国第一本正面批评政府人口政策”的著作得见天日。微妙的是，该书的出版时间被安排在“两会”后。
“我觉得人口政策在这一两年就会改变的。”他表现出令多数人难以理解的乐观，“它不像房改或者汇率那样，不是一个两难问题。很简单，政府只要拆墙——放开生二胎。”
“普通老百姓如果不看报、不看微博，可能想法转变得比较慢。但是至少在精英阶层，再过半年一年，情形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他觉得这和带领企业占领市场没什么两样：“有一些是不可控因素，一些是可控因素。我就给自己下一个可控的指标：经过一段时间，让人群中70%到80%的人都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应该改革，至少是放开二胎政策。到那个时候，民意如此，我相信决策层再不动不太可能。”
在这个缺乏参与公共决策渠道的国家里，梁建章采取了一种简单的行动策略——“影响”那些对公众和政府有影响力的人、经济学家、财经界人士和大众媒体。他和许小年、陈志武这些知名学者保持沟通，对潘石屹、任志强等热心公共话题的企业家也“晓之以利弊”：“我和他们说，如果这样的人口政策继续下去，当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到一定程度，年轻人越来越少，对房子的需求会下降得非常快，房价一定会跌得很厉害。”
他付出的努力已经取得了看得到的效果——在微博上，拥有百万粉丝的陈志武、许小年、潘石屹、任志强等名人都开始关注和讨论有关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的话题。
身为一名企业家，在推动公共政策上，梁建章显然比其他人更具有资源和人脉上的优势，以及另一种“超然”的资本。
当他在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时，长江商学院金融教授黄明在一次讲课中谈到国内经济学家群体的问题，忽然间提到了梁建章，说他“将来有可能会成为一名纯粹的经济学家”。
原因很简单：除了个人的智力和学术修为外，他已无需像一些受制于体制的专家学者一样在利益和良心之间做两难选择。此外，他生性淡泊，对权力和声望向来缺乏饥渴感。
梁建章自认为是走一条“比较意外的路”。“有许多企业家做到一定程度就改去做投资了，那当然也很好。但是，如果你可以做一番和别人不同的事呢。”
自2005年起，35岁的梁建章开始思考人生的下一个目标。
创业、赚钱的人生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此时，携程已在纳斯达克上市，是行业里当仁不让的老大，甩开了竞争对手。“觉得自己还年轻，又喜欢研究问题，忽然眼前有一个机会。”
2007年，他再次赴美在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他没花多少气力就捡起了数学，选修了超过别人三分之一的课程量。那是一段安静、远离各种喧嚣的日子：每天4点钟放学回家，然后给在上小学的儿子辅导功课，“如果在中国，会不停地有人来找你，朋友，朋友的朋友，谈投资谈企业合作。”
他师从美国人力资源经济学权威Edward Lazear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 Becker，研究人力资源、教育和经济，重点是创新和创业。在研究过程中，他被一连串数据和荒唐的现象所震惊：一方面，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的人口结构会出现巨大变化，拖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个生育率居全世界末尾的国家仍然严格执行着计划生育。他的书里给出的数字是1.4。“实际上，可能更低。我在斯坦福的最新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人口结构老化后，其创业和创新活力会随之衰退。”
为了佐证自己的论点，梁建章在北美、日本等地進行实地调研。做博士论文期间，他自己编写和拍摄一部纪录片。这是一部充满着数字、图表和逻辑分析的短片，等拍完后，梁建章才意识到：经济学家们也许看完就明白问题的所在，但对一般公众而言，这远远不够。“这确实是需要坐下来至少花几个小时来讨论的问题，农村人口、资源、城市化、交通等等。所以，觉得还是得写本书把这些问题说清楚。” 于是，他和北大教授李建新合作，一人从经济学角度，一人从社会学角度，共同论述中国的人口问题和生育政策改革的迫切性。
“人口的问题很紧迫，但是，影响又是长期才能看得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希望自己能做一点什么。”
创业者归来
小时候，被誉为“电脑神童”的梁建章心怀一个梦想——将来要发明一个机器人来代替人类思考。
这是一个“远大的理想”，他为之远赴美国留学。在乔治亚理工学院计算机系读了一年博士的课程，他沮丧地发现：尽管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人们之前的预想，人工智能和人脑始终有着一条似乎无法逾越的鸿沟。他由此想去做点更具实用性的东西，放弃博士学业（以硕士毕业），加入Oracle公司的硅谷总部。
在充满着创业骚动的硅谷，他的梦想很快就实际起来——“创业、赚钱”。当时他认为，中国从长远看机会更多。1996年，他回到国内。那时，留学生们归国发展的非常少，报纸上类似的报道都会用上“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爱国”的字眼。
后来，他认识了季琦，再后来，就有了携程“四君子”的创业故事，以及被媒体津津乐道的“携程系”创业传说。
在“携程系”四君子中，梁建章被定性为冷静、理性、崇尚数据和逻辑，是标准和流程的建立者。让高级副总裁孙茂华佩服的是他思考问题的深度。“就好像下棋，我们一般只能想到下一步，他能考虑到后面两三步。这可能还是和他早年的思维训练有关。”
这让人想起IBM在上世纪90年代推出的“深蓝”计算机，它曾打败过世界排名第一的国际象棋大师。“深蓝”下棋本领终究是人类赋予的：科学家将规则和棋谱编成程序输入电脑， 然后深蓝在下棋时再根据具体的情况， 进行分析， 从棋谱中找出相应的对策。
如今，梁建章也正受益于在斯坦福4年的学习和知识积累。
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时，携程高层正为公司下一步是投资收缩还是扩张而争论。当时，在美国读书的梁建章正在选修有关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的课，“你发觉这两次危机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大萧条时期的问题比现在要严重得多。”
在董事会里，他是少数几个对前景比较乐观的人之一。“人家说你是美国来的，你怎么会是最乐观的，美国的经济危机不是最严重吗？我说不是那回事。当然，一时半会儿是没法讲清楚的。”
在普遍悲观的观望气氛下，从2008年9月起，携程逆势而行，3个月内通过公开市场购买如家7.55%的股份，总计3445万美元，之后一再增持。2009年5月7日，携程和如家发布公告称，如家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向携程定向发行股票。如今，携程持有18.25%的如家股份，成为如家第一大股东。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那个时候，如果照我的意见投资决策的话。”梁建章停顿了下来。
他对媒体形容他“回归”一词颇为感冒，再三强调自己一直是携程的董事长。“现在，当然比前几年读书时管得多一点，毕竟我是创始人嘛。”
眼下，携程面对着一场惨烈的价格战。
主持经营大局的总经理范敏正在执行董事会的反击战略。“有James在，我们的心定了许多。毕竟每个月这么多真金白银在砸下去，说实话，意志再坚定的人心里还是有些慌的。” 庄宇翔说。
谈到商战，恢复到“老板”身份的梁建章的回答凶狠而干脆：“我们的竞争对手一定程度上对甜头上瘾了。但是，我们一旦强有力地反击，他就只有苦头了。因为这是两败俱伤的事。而且，我们能够承受的价格战成本远远大于竞争对手。”
“无论是降价、返现或者是特殊的优惠，我们的力度现在绝对不比竞争对手小。他来偷你东西，你花钱也好，（用其他的方法也好），都要坚决地把给他的漏洞或者机会堵死！”
“如果他们做得不好，我们未来占90%的市场份额也不是不可能。”他波瀾不惊地抛出一句狠话。
这当然不会是他心中仅有的使命。记者问他，等拆完人口的这堵“墙”，他下一个任务会是什么呢？
他略抬起头，想了一想：“将来可能还有其他话题。谁知道，一个一个来吧。”
连续几个月，他不断抛头露面：接受一家又一家的媒体采访，出席各种论坛、会议，和各界知名人士联络沟通。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这位腼腆羞涩的中年男子还为某男性时尚杂志拍了一组华丽的时尚大片。
多年的老部下、携程旅行网副总裁庄宇翔戏谑之为“出台”。“过去是为公司做宣传，他不得不‘出台’。依James（梁建章英文名）的个性，是很不喜欢站在聚光灯下，在众人面前表演的。他就喜欢一个人待着思考问题。”
“就这一点，我很佩服他，愿意为和自己利益毫不相干的事情操心。”庄宇翔笑了起来。
作为一脚迈入公共领域的学者，梁建章依然忍受着“社交”的痛苦。每次采访安排前，携程的公关都会“特别提醒”——董事长“进入状态会比较慢”。虽有心理准备，一位采访过他的女记者仍苦于和他对话的艰难：“他的回答常常就几个词，短到你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发问下去。”
我们的采访由财经专栏作家叶檀在媒体上发起的“人口理论”论战谈起，他的眼睛一亮，立刻滔滔不绝起来，一块一块，一条一条，从石油、土地、粮食的生产和价格变化得出一个观点：资源在现代经济和过去200年历史发展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且没有一项资源是真正不可替代的。“所以，从资源稀缺的角度讲来限制人口，是站不住脚的。”
时隔数日，他果然投身这场论战，在《金融时报》中文网站上撰写文章，从资源和环境角度对叶檀的人口论进行了反驳。
在微博上，他一边乐观地宣称“真理一定越辩越明”，一边向新浪管理员抱怨帖子被不明僵尸粉围攻、正常评论发不了的异常现象。
对于自己的“新事业”，一贯冷静的梁建章洋溢着一种持久的热情。
论道中国人口政策
梁建章没有预料到，在人口问题上，舆论环境会变得这么快。
一边是热点事件在公共舆论上的推波助澜：强制堕胎的恶性事件、失独家庭的报道唤起人们情感上的哀伤与愤怒；另一边，在媒体上，学者、专家和意见领袖们就有关人口和资源问题展开论战。
半年前，他还在为和北大教授李建新合著的新书——《中国人太多了吗？》出版而大伤脑筋。因为内容“敏感”，联系的几家出版社都拒绝了他。几经波折后，这本号称“中国第一本正面批评政府人口政策”的著作得见天日。微妙的是，该书的出版时间被安排在“两会”后。
“我觉得人口政策在这一两年就会改变的。”他表现出令多数人难以理解的乐观，“它不像房改或者汇率那样，不是一个两难问题。很简单，政府只要拆墙——放开生二胎。”
“普通老百姓如果不看报、不看微博，可能想法转变得比较慢。但是至少在精英阶层，再过半年一年，情形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他觉得这和带领企业占领市场没什么两样：“有一些是不可控因素，一些是可控因素。我就给自己下一个可控的指标：经过一段时间，让人群中70%到80%的人都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应该改革，至少是放开二胎政策。到那个时候，民意如此，我相信决策层再不动不太可能。”
在这个缺乏参与公共决策渠道的国家里，梁建章采取了一种简单的行动策略——“影响”那些对公众和政府有影响力的人、经济学家、财经界人士和大众媒体。他和许小年、陈志武这些知名学者保持沟通，对潘石屹、任志强等热心公共话题的企业家也“晓之以利弊”：“我和他们说，如果这样的人口政策继续下去，当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到一定程度，年轻人越来越少，对房子的需求会下降得非常快，房价一定会跌得很厉害。”
他付出的努力已经取得了看得到的效果——在微博上，拥有百万粉丝的陈志武、许小年、潘石屹、任志强等名人都开始关注和讨论有关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的话题。
身为一名企业家，在推动公共政策上，梁建章显然比其他人更具有资源和人脉上的优势，以及另一种“超然”的资本。
当他在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时，长江商学院金融教授黄明在一次讲课中谈到国内经济学家群体的问题，忽然间提到了梁建章，说他“将来有可能会成为一名纯粹的经济学家”。
原因很简单：除了个人的智力和学术修为外，他已无需像一些受制于体制的专家学者一样在利益和良心之间做两难选择。此外，他生性淡泊，对权力和声望向来缺乏饥渴感。
梁建章自认为是走一条“比较意外的路”。“有许多企业家做到一定程度就改去做投资了，那当然也很好。但是，如果你可以做一番和别人不同的事呢。”
自2005年起，35岁的梁建章开始思考人生的下一个目标。
创业、赚钱的人生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此时，携程已在纳斯达克上市，是行业里当仁不让的老大，甩开了竞争对手。“觉得自己还年轻，又喜欢研究问题，忽然眼前有一个机会。”
2007年，他再次赴美在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他没花多少气力就捡起了数学，选修了超过别人三分之一的课程量。那是一段安静、远离各种喧嚣的日子：每天4点钟放学回家，然后给在上小学的儿子辅导功课，“如果在中国，会不停地有人来找你，朋友，朋友的朋友，谈投资谈企业合作。”
他师从美国人力资源经济学权威Edward Lazear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 Becker，研究人力资源、教育和经济，重点是创新和创业。在研究过程中，他被一连串数据和荒唐的现象所震惊：一方面，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的人口结构会出现巨大变化，拖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个生育率居全世界末尾的国家仍然严格执行着计划生育。他的书里给出的数字是1.4。“实际上，可能更低。我在斯坦福的最新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人口结构老化后，其创业和创新活力会随之衰退。”
为了佐证自己的论点，梁建章在北美、日本等地進行实地调研。做博士论文期间，他自己编写和拍摄一部纪录片。这是一部充满着数字、图表和逻辑分析的短片，等拍完后，梁建章才意识到：经济学家们也许看完就明白问题的所在，但对一般公众而言，这远远不够。“这确实是需要坐下来至少花几个小时来讨论的问题，农村人口、资源、城市化、交通等等。所以，觉得还是得写本书把这些问题说清楚。” 于是，他和北大教授李建新合作，一人从经济学角度，一人从社会学角度，共同论述中国的人口问题和生育政策改革的迫切性。
“人口的问题很紧迫，但是，影响又是长期才能看得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希望自己能做一点什么。”
创业者归来
小时候，被誉为“电脑神童”的梁建章心怀一个梦想——将来要发明一个机器人来代替人类思考。
这是一个“远大的理想”，他为之远赴美国留学。在乔治亚理工学院计算机系读了一年博士的课程，他沮丧地发现：尽管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人们之前的预想，人工智能和人脑始终有着一条似乎无法逾越的鸿沟。他由此想去做点更具实用性的东西，放弃博士学业（以硕士毕业），加入Oracle公司的硅谷总部。
在充满着创业骚动的硅谷，他的梦想很快就实际起来——“创业、赚钱”。当时他认为，中国从长远看机会更多。1996年，他回到国内。那时，留学生们归国发展的非常少，报纸上类似的报道都会用上“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爱国”的字眼。
后来，他认识了季琦，再后来，就有了携程“四君子”的创业故事，以及被媒体津津乐道的“携程系”创业传说。
在“携程系”四君子中，梁建章被定性为冷静、理性、崇尚数据和逻辑，是标准和流程的建立者。让高级副总裁孙茂华佩服的是他思考问题的深度。“就好像下棋，我们一般只能想到下一步，他能考虑到后面两三步。这可能还是和他早年的思维训练有关。”
这让人想起IBM在上世纪90年代推出的“深蓝”计算机，它曾打败过世界排名第一的国际象棋大师。“深蓝”下棋本领终究是人类赋予的：科学家将规则和棋谱编成程序输入电脑， 然后深蓝在下棋时再根据具体的情况， 进行分析， 从棋谱中找出相应的对策。
如今，梁建章也正受益于在斯坦福4年的学习和知识积累。
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时，携程高层正为公司下一步是投资收缩还是扩张而争论。当时，在美国读书的梁建章正在选修有关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的课，“你发觉这两次危机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大萧条时期的问题比现在要严重得多。”
在董事会里，他是少数几个对前景比较乐观的人之一。“人家说你是美国来的，你怎么会是最乐观的，美国的经济危机不是最严重吗？我说不是那回事。当然，一时半会儿是没法讲清楚的。”
在普遍悲观的观望气氛下，从2008年9月起，携程逆势而行，3个月内通过公开市场购买如家7.55%的股份，总计3445万美元，之后一再增持。2009年5月7日，携程和如家发布公告称，如家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向携程定向发行股票。如今，携程持有18.25%的如家股份，成为如家第一大股东。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那个时候，如果照我的意见投资决策的话。”梁建章停顿了下来。
他对媒体形容他“回归”一词颇为感冒，再三强调自己一直是携程的董事长。“现在，当然比前几年读书时管得多一点，毕竟我是创始人嘛。”
眼下，携程面对着一场惨烈的价格战。
主持经营大局的总经理范敏正在执行董事会的反击战略。“有James在，我们的心定了许多。毕竟每个月这么多真金白银在砸下去，说实话，意志再坚定的人心里还是有些慌的。” 庄宇翔说。
谈到商战，恢复到“老板”身份的梁建章的回答凶狠而干脆：“我们的竞争对手一定程度上对甜头上瘾了。但是，我们一旦强有力地反击，他就只有苦头了。因为这是两败俱伤的事。而且，我们能够承受的价格战成本远远大于竞争对手。”
“无论是降价、返现或者是特殊的优惠，我们的力度现在绝对不比竞争对手小。他来偷你东西，你花钱也好，（用其他的方法也好），都要坚决地把给他的漏洞或者机会堵死！”
“如果他们做得不好，我们未来占90%的市场份额也不是不可能。”他波瀾不惊地抛出一句狠话。
这当然不会是他心中仅有的使命。记者问他，等拆完人口的这堵“墙”，他下一个任务会是什么呢？
他略抬起头，想了一想：“将来可能还有其他话题。谁知道，一个一个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