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6日，国务院同意湖北省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襄樊市襄阳区更名为“襄阳市襄州区”——
　　
　　在鄂西北，古老的汉江流贯襄阳盆地。及至1951年，以襄阳县的中心地带——南岸的襄阳镇(县城)、北岸的樊城镇合设“襄(阳)樊(城)市”，面积300多平方千米。由于市、县平级、平行且同城而治，上级又是“襄阳专(地)区”，县谓“襄阳”、市称“襄樊”方能明显区别。
　　时隔32年，国家开始进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1983年撤销襄阳地区，所辖6县划属已升格的襄樊市，使其规模骤然增至近2万平方千米。小“襄樊”变为大“襄樊”，“襄樊”之称能否适应所辖地域的巨大变迁?忙碌中的人们顾不上这些“枝节”，顺势优选“襄阳”作为新市名的良机失之交臂。
　　襄樊，乃两个小地方的统称，设市后也多为“襄阳”(地区)管“襄樊”(县级市)，与周边县市从无称谓上的纠葛。然而，当襄樊市取代襄阳地区后，周边县市变成下属，襄阳县改为市辖襄阳区，形成“襄樊”(市)管“襄阳”(区)的格局，难免平添“辈分”颠倒、“位子”坐错之感。
　　也在湖北省境，三国时的“大意失荆州”在故地重演：地(区)市合并之际，历史地位悬殊的“荆州”、“沙市”合组“荆沙市”，不伦不类几年后，觉醒的人们令其回归“荆州市”。由彼及此，如出一辙，较之更早“大意失‘襄阳’”的鄂西北，对大“襄樊”的种种不适宜也有27年切肤之痛：
　　——悠久历史非“襄阳”不能延续。“襄阳”之称，始于西汉所设襄阳县，得名于县治地处襄水(今南渠)之北，至今G2200年。由此，故治今称“襄阳城”，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所在的地形区，当代称作“襄阳盆地”。与这里相关联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无不注明发生地为“襄阳”。
　　襄阳曾为东汉荆州首府，今荆州街有“荆州古治”拱券门。东晋朱序守城抗击前泰，其母韩夫人率众女修城助战，今存“夫人城”。因三国故事，襄阳更负盛名：襄阳人庞统号称“凤雏”，与“卧龙”诸葛亮齐名；“襄阳城”外，有“古隆中”、“刘备马跃檀溪遗址”。
　　——厚重文化非“襄阳”不能承载。唐代诗人孟浩然生长于此，世称“孟襄阳”，故居在涧南园；宋代书画家米芾移居此地，自号“襄阳居士”，今有“米公祠”、“米公路”。襄阳之名盛名远播，天津“有襄阳道”，上海有“襄阳路”、“襄阳公园”，港、台乃至美国、日本也有街道冠名“襄阳”，韩国江原道还有“襄阳郡”。
　　以“襄阳”为主体，仅唐代便有诸多诗篇，名句如王维的“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更有诗名直称“襄阳”者：张潮《襄阳行》、苏轼《襄阳乐》、李白《襄阳歌》和《襄阳曲》等。当地民谚：襄阳有金，一天三分；襄阳花红，香飘千里；鱼梁坪的萝卜脆，襄阳的鳊鱼贵……
　　——偌大地域非“襄阳”不能涵盖。作为一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上级行政区冠名“襄阳”者断续绵延：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设襄阳郡；三国、晋、隋亦设襄阳郡；北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改设襄阳府；元设襄阳路；明、清设襄阳府；民国初设襄阳道；新中国设襄阳专(地)区。
　　其中，元代“襄阳路”大致相当今鄂西北全境；1914年由鄂北道改称的“襄阳道”，辖钟祥、京山、潜江、天门、荆门、当阳、远安、襄阳、宜城、南漳、枣阳、谷城、光化、竹溪、竹山、保康、郧西20县，相当全省面积的1／3、省境长江以北大部，为“襄阳”古今涵盖的最大范围。
　　显而易见，在饱经2200年风霜的“襄阳”膝下，问世不足60年的“襄樊”难以望其项背，勉为其难则带来无尽的窘迫：顶替襄阳充当“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感文不对题，以“襄樊”领率周边县市又不具涵盖能力，阐述当地历史、文化总要赘加注解，国内乃至海外“襄阳人”认祖归宗困惑不已……
　　不过，“襄阳”若用于市名，下属襄阳区便要同时更名：其前身襄阳县早于1992年由襄樊市区移治县境张湾镇，2001年改县为区。由于襄阳区并非市政府驻地，如今不与市同时更名将形成大、小“襄阳”同名异地的误区。查襄阳县在古代曾兼为“襄州”治所，此时改称“襄州区”顺理成章。
　　将颠倒的“辈分”正过来，坐错的“位子”换过来，通过正本清源、各归其位“理顺地域称谓关系”，是襄樊市及襄阳区更名的实质所在。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次转折，“襄樊”不再小材大用、力不从心，“襄阳”不再大材小用、无处施展，以“名正言顺”疏通历史脉络、传承悠久文化。
　　当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没有谁比“襄阳”更适宜承载千百年的一方文化，更适宜涵盖上万平方千米的疆土，更适宜充任引领当地顾后瞻前的旗帜，魂牵梦萦的大“襄阳”终于回来了……
　　
　　责任编辑　赵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