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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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
  2012年初,时任贵州省长、现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赵克志,在媒体面前欣然吟诵刘伯温的诗句。
  在GDP增速等主要经济指标连番创出全国“冠军”、“三甲”之后,尤其在迈向2013年“贵州建省600周年”的时空氛围下,贵州官方、民间对于地方经济增长的自信,正演变成对于这首古诗的集体怀念。
  “要说贵州发展带来的改变,主要还是人的精神劲头变了。以前大家觉得贵州没啥发展,不可能发展。所以干部讲‘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老百姓觉得,反正发展不起来,所以不发展就很正常。”
  8月初,贵州省委受访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不一样了,贵州人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我们贵州不但能发展,而且还可以比东部发达地区跑得更快些。”
  “高于过去,高于西部,高于全国”
  仅仅最近一年多时间,贵州拿出来一份令贵州和外界都难以轻视的经济成绩单。
  2011年度,贵州全省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5701. 84亿元,比上年增长15. 0%。这一成绩创下1985年以来贵州经济的增速最高水平。
  在当年前三季度的全国各省经济增速排名当中,贵州就已经跃升至第三位。而在此之前,2010年度同一排位中,贵州以12. 8%的增速,尚处于29位的后列。
  一年时间,从倒数位置跨入前三,这在中国地方经济发展进程中并不多见。又正如2012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这一成绩还是在“国际国内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下取得的。
  进入2012年度,贵州经济发展势头有增无减。
  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贵州全省生产总值达2790. 88亿元,增长14%,增速居全国第2位。
  这是一份非同寻常的成绩单。
  或许正因为这一点,贵州的增长才招至持续不断的关注与期许,乃至夹带进了争议与质疑。
  追溯此番增长的决策起源,《瞭望东方周刊》注意到,最早在2010年贵州省委全委会上,始出现了“贵州经济发展速度‘高于过去、高于西部、高于全国’”的提法。
  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栗战书在2012年1月的贵州省“两会”上忆及这一提法,“当时说争取一年的时间,能够保持这个‘三高于’,2011年贵州经济的发展,‘三个高于’就变成了现实”。
  这意味着,贵州本轮增长并非偶然,而是决策层谋定而后动。于是,2012年贵州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一决策被进一步强化,并公诸外界- - -“创造一个高于过去、高于西部、高于全国的‘贵州速度’”,正式列入政府发展任务。
  栗战书曾公开发表观点:“发展速度,对贵州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大盘子中,贵州处于越落越远的尴尬境地,我省只有加速发展,才能缩小发展差距,才能改变被动局面。”
  至此,“贵州速度”成为提纲挈领的发展关键词。
  当下,这个关键词正被越来越多的贵州干部消化吸收。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王江平,以东部地区山东省为例对《瞭望东方周刊》算了一笔账。
  山东2011年GDP为4万多亿元人民币,假定它2012年增速为10%,一年将增加4000多亿元产值。贵州去年GDP则为5700多亿元,“即使贵州增速比它多10个点,达到20%,也没办法缩小两者之间的发展差距”。
  因此在王江平看来,贵州省委省政府制订的发展战略中,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赶”,也必须赶。
  “经常说东西部区域经济要平衡,要协调发展,但都是笼统去讲,不去把它量化。一量化后就会发现,西部地区必须要有超常规的发展速度,才能缩小差距。”
  “工业化、城镇化、投资拉动”
  “盘子小”,也一度被外界理解为贵州本轮超常发展的核心所在。
  以2011年GDP5700亿元为基数,实现15%的增长速度,贵州在2012年度创造的经济增量为800多亿元。
  不乏区域经济观察人士受访时提出这样的观点:“按照地方政府一惯做法,只要用地、税收等优惠政策给足了,拉几家大型企业进来,短期内实现800亿元的目标并不难。”
  贵州省发改委负责人回答本刊有关贵州增长的内核、诀窍等问题时,总结本轮增长首先得益于“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战略的大力实施”。即“工业化”和“城镇化”。
  他认为:“贵州的差距在工业,潜力在工业,希望也在工业;贵州落后表现在农村,根子在城镇。”
  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贵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1%,比“十一五”时期平均贡献率高16. 8个百分点,由此“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王江平则分析说,2011年度,由于贵州大旱,农业减产,第一产业实际有所下降。“这种情况下,贵州经济还能快速发展,主要靠第二产业,然后二产带动了三产。”
  工业已成“贵州速度”的核心引擎,而在过去,情况刚好相反。贵州省政府一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以前流传过一个顺口溜,形容贵州干部开‘两会’时在各个主题上分配的时间,是‘农业一整天,旅游大半天,工业一杆烟’。”
  这位官员认为,贵州以前之所以发展缓慢,干部对工业重视不够是重要原因之一。
  城镇化方面,2011年,贵州新增城市(县城)建成区面积75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到35%,比上年提高1. 2个百分点。
  同期,城镇建设投资增速猛增,比上年增长98. 5%,房地产投资比上年增长57. 8%。
  除了“工业化”、“城镇化”两条腿之外,“投资拉动”亦是“贵州速度”的又一支撑。
  2011年前三季度,就在贵州GDP增速由全国第29位升至第3位时,同期固定资产投资5100亿元,增加1914亿元,增长60%,超过计划30个百分点。这一速度开创了贵州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增速。
  省发改委数据则显示,2011年,全省共有施工项目15723个,同比增长16. 1%,其中当年新开工项目12953个,增长28. 4%;投产项目10829个,增长16. 6%。一二三产投资分别增长94. 3%、70. 4%和54. 6%。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个百分点。
  2012年上半年,当贵州以14%的经济增速冲入全国第二位时,同期固定资产投资3463. 84亿元,增长仍达60%。
  这当中,500万元以上口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全国第1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89. 09亿元,增长20. 8%,增速居全国第5位。
  今年7月底,贵州更放出“3万亿旅游投资”消息。8月底,贵州省旅游局局长傅迎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根据贵州省国民经济发展预判和全省旅游业到2020年发展预测,我们初步设计这十年全省旅游投资额度大约需要2~3万亿。”
  
  傅迎春特别解释,这项投资包括旅游交通、旅游城镇、旅游工业、旅游农业等涵盖旅游生产力综合要素的产业融合性建设项目。同时,这并非单纯的政府投资行为,而是一个面向市场、吸引社会资本、撬动民间投融资的招商引资项目库。
  这一轮投资剧增,被认为是“水到渠成”。前述贵州省发改委负责人说:“贵州长期以来投入严重不足,欠账较多,这是导致全省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产业竞争力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的根本原因。”
  省发改委提供的一组数据是,2000—2010年,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比西部平均水平低3. 33个百分点,“十一五”时期比西部平均水平低5. 1个百分点。
  2000年、2005年和2010年,贵州省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西部平均水平的63. 86%、52. 99%和51. 2%。
  “民营经济倍增计划”
  在贵州新一轮投资拉动战略中,尽管工业投资增速最快,达到69. 6%,但民生投入得到同步加强,其中,“‘十大民生工程’完成投资711. 69亿元,教育投资增长60. 4%,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投资增长65. 1%,高于同期全省投资增速。”
  这是“贵州速度”所呈现出的与上一轮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式有所不同的地方。
  栗战书在多种场合谈及“贵州速度”时亦表示,“贵州速度不是盲目追求高速度,要效益、要全面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速度,不要单一地理解为速度就是GDP增长。贵州发展,当然首先是要快,但快的同时要有质量有效益,而且发展要惠及民生,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王江平的心得是:“过去东部地区在摸索中前进,他们在改革开放30年中,经济发展非常迅猛,但也存在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对环境生态的影响。我们现在既不能走东部地区曾经走过的弯路,也不具备东部发展的那些条件,因此省委省政府发展决策的第二个字,就是‘转’。”
  “贵州速度”恰好出现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紧要当口。因此,这种由政府主导的逆势崛起,仍不免被外界一些人质疑赶上“GDP主义”的末班车。
  这种质疑反过来成为对贵州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贵州速度”也因此必须包含新内容。
  过去几年中,贵州出台了“贵州民营经济38条”和“民营经济三年倍增计划”。贵州省发改委提供一组最新数据是,今年上半年,全省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599. 97亿元,同比增长69. 8%,增速比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9. 8个百分点,比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速高18. 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全省投资的比重提升到46. 2%,比2011年底提高了3. 4个百分点。
  贵州省发改委的另一组数据则显示,2011年,全省淘汰落后产能476万吨,单位GDP能耗下降3. 51%,“超额完成年度节能目标任务,并以能源消费10. 9%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15%的增长”。
  贵州省环境保护厅宣传教育处处长张勇日前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为了防止污染,该厅目前“就全省所有涉及重金属的项目一个没有审批,赤水河流域所有的煤矿项目我们也没有审批”。
  防止增速下滑摆在最重要位置
  从投资结构中民生、教育不可偏废,到民营经济倍增计划,以至节能降耗与环保总控,诸多举措,使“贵州速度”内涵丰富起来。
  但“贵州速度”必然面临压力,有关“‘贵州速度’能否持续,又能持续多久”的疑问,也待进一步验证。
  据一位参加过今年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的贵州官员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尽管上半年贵州经济增速进入全国第二位,但越来越严峻的外部经济形势已经对贵州增速产生影响,且受影响最大的领域为贵州经济领头羊- - -工业。
  该官员表示,在部署下半年任务时,“已把防止增速下滑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据了解,贵州省上半年前5个月中,亏损企业亏损额57. 1亿元,同比增长了45. 34%,亏损面达到34. 5%。同期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到139亿元,虽保持13. 8%的增长,但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5. 8个百分点。
  上半年,贵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93. 7%,同比下降1. 7个百分点。半年累计工业增速为20. 8%,这个数据低于年初制定的25%目标。
  煤电是“贵州速度”的另一部引擎。贵州官方素有“抓住了以煤电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保障,才能抓住工业经济发展牛鼻子,才能牢牢把握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的说法。
  2011年度,国内能源要素普遍紧张,贵州面临持续不断的旱情,水电送电能力严重受限时,省内煤电供电也一度出现险情。
  据媒体披露,当年7月份以后,贵州电煤库存仅仅只有107万吨,并且连续入不敷出,贵州电网统调的16家火电厂有12家存煤处于警戒线以下,其中7家存煤甚至不足一天,直接导致贵州电网发布了大面积停电红色预警。
  而贵州煤储丰富,全省煤炭探明储量549亿吨,比江南12省份总量还多100亿吨。
  在这一基础上,最终经过综合使用“指令性计划”、“约谈”等手段,并实施“煤电利益一体化”改革,当年贵州安全化解煤电风险,从而确保全省15%经济增速的实现。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了解到,受今年上半年煤炭市场行情等诸多因素影响,贵州刚刚从电煤供应不足的困境中走出来,却迎头碰上电力、煤炭消费不足的局面。
  公开资料显示,自5月以来,作为长江以南最大的煤炭产地,贵州六盘水市已连续出现电煤积压。本刊获悉,为了缓解这一压力,贵州正通过丰水期电价大幅下调和原有的工业产业扶持措施,来提高企业开工率,拉动电力、煤炭消费,以此将省内日用电量提高到2. 5亿千瓦时以上,集中拉动下半年工业增长。
  与此同时,贵州省已严格控制水电发电,7月中旬前后,一度将水电日发电量从1. 5亿千瓦时调减到1亿千瓦时左右,将下调的5000万千瓦时的空间给火电企业,增开200万千瓦以上的火电机组,拉动煤炭消费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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