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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PK韩寒”一直是“有趣的话题”。近来，韩寒不断抛出惊人话语，称自己和郭敬明“男女有别”，并指责小四输出很贱的价值观。而郭敬明反击：“我和韩寒是截然不同的人，对比是比不出什么的。”
韩寒和郭敬明同是靠新概念作文大赛成名，他们的文字对“80后”和“90后”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成长的路上他们却如此不同，甚至势同水火。如今的韩寒被冠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一边玩赛车，一边写文章；郭敬明则一心钻研“郭氏”青春小说，并组建团队成立公司，从一名作家转型为国内最成功的出版人之一。韩寒向左，郭敬明向右。
编辑 小 阿
狷狂韩寒
应 琛
当年那个因斩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而为人所知的17岁少年，在经历了高中中途退学，出版《三重门》成为畅销书作家后，如今已是著名作家、知名职业赛车手，以及中国访问量最高的博客的主人，被众人视为年轻一代的意见领袖。
韩寒无疑已一举蹿升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有影响力的公共话题发言者。于是乎，当社会上出现什么新闻时，总有人习惯性地会去看看韩寒怎么说。
十年前的韩寒叛逆得很幼稚，却很勇敢；十年后的韩寒叛逆天性依然，且更勇敢。你可以喜欢韩寒，也可以讨厌韩寒，即便他是在炒作自己，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像他一样“有种”的人不多。
你一般读哪些东西呢?
韩寒：各种各样的杂志，中国能够看得到的杂志都会看，因为我需要资讯。我不需要看人家是怎么写的，人家怎么写关我什么事，万一我太喜欢，我模仿它，我不就变成郭敬明了吗?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东西觉得写得很好，它跟你引起了共鸣，你会情不自禁地往上面靠一靠。任何的创作都是一样的，都是从模仿开始的。我不希望现在还是在模仿的阶段，所以对我来说，杂志、网络我会去看。
对于网络评选你为“公共知识分子”怎么看?
韩寒：我觉得“公共知识分子”有时候说起来挺可悲的。这个名字可能在其他国家说起来挺好听的，但在中国它可能就像“公共厕所”，任何人到你这儿来发泄一下，排泄一下，排泄完了不负责打扫。但当这个社会上全部都是“公共厕所”，每一个人家里有厕所都不上，宁愿去这样的“公共厕所”上厕所的时候，可能这个社会会更美好一些。因为我相信，大部分肯定觉得要去扬善惩恶，要去伸张正义。
你曾说郭敬明输出的是一种很贱的价值观。那通过办杂志，你会向你的读者输出一种怎样的价值观?
韩寒：事实上，我根本不想输出什么价值观。我只是想让大家看得很开心，享受很好的一个阅读的过程，感受到自由的气息。因为，我一向觉得我们应该是没有立场，只分是非的。不过，现在太多的中国人，他们不分是非，只有立场。站在某个立场上，即使错的也认为是对的，这样是很不好的。然后最多的我希望带给大家的是那种理想，以及去实践理想的那种冲劲。这是这个时代最难能可贵的东西，因为这些往往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东西。
再过10年或者20年，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由着性子”去做去说吗?
韩寒：当然会啊，从小性格就是这样。我觉得最爽的事情就是，第一，胡说八道，吹牛；第二，居然把你吹的牛都给完成了；第三，就算你站在那里胡说八道，别人也拿你没办法。这三件事是很开心的事情。
生意人郭敬明
孟 静
他有多重身份：柯艾公司董事长、《最小说》的主编兼总监、天娱传媒签约创作艺人、长江出版总社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辑。组建的14个人的公司在20D9年积累了两亿元销售额，尽管年轻的手下还叫他“小四”，50多岁的私人司机却只敢叫他“郭总”。
郭敬明把26岁的人生分为三个节点高三毕业，出了第一本书，“当然那本书卖得不好”，获得作文大赛冠军被人知道：来到上海出版《幻城》，成为畅销书作家；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两年前把它扩展为公司。
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的他，在别人眼里是个养不大的孩子，羸弱、敏感，他说“我小时候就不自信，一方面自己是小城市的，希望开开眼界，我羡慕大城市的人。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小时候特别瘦弱，我个子又特别小，体育又不好，羡慕那些高高大大的男孩子，我又很好强”。
高三时，他已经通过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小有知名度并有了一点收入，但这并不能让他快乐，因为他考进了上海的大学。那个学校在他的眼中十分“变态”——每个同学都那么有钱，每天的名牌衣服不重样，手机一周换一个新的，而他只能用最老款的手机。物质上的空虚使他难受不已，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上海话，因为全班就他一个外地人，老师上课用上海话。“毕竟上海比全国其他城市的经济要发达很多，特别是我，我是从一个小城市来的，你更会体会到那种差距和压力，所以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把我激发得更好强。因为我小时候是那种年年都要拿第一、第二的人，这种压力反倒给我很多动力，我希望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我希望与众不同!”
有了这些经历，即使现在拥有上海一座带露台的大宅子，全副名牌武装，他也会觉得不够，远远不够。“我想买的东西有很多，我想买豪宅啊，我想买游艇啊，都买不起啊。但是上海有更好的房子啊，国际上有更好的房子啊，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只是说它摆在那儿，你想不想去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想，总有更多让你花钱的地方。我们刚起步，这算什么啊，全世界的富豪多了，他们的生活才是想都不能想象的。”
对韩寒批评郭敬明向青少年传递物质化和肤浅的世界观，他对此有些愤怒：“这个社会，谁不是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呢?就像父母家长都在说要好好学习将来找好工作赚更多的钱。为什么我传递，我就是有毛病?那我是不是要说：你们不用工作，不用赚钱也不用念书，没关系的，那是不是这样的价值观就对了呢?我去催眠他们，噢，没关系，这样的社会不是物质的，是很公平的，一点都不残酷。如果真的这样说，我会觉得很傻而且是很不道德的一件事情，你干吗去塑造这么虚假虚幻的世界呢?”
今年，公司收入已经超过了郭敬明的版税，这意味着写作对他来说不再是生存必需品，可绝不意味着他不紧张。他的压力来自于怎么维持业内销售第一名而不被更青春的人追上。“我希望自己做得更好，不仅是写作，以前我是一个小商人，后来我是个大商人，以前我只做出版，后来我可以做文化，甚至到文化后期我可以做其他事情，我希望自己是不断进步的人。”
韩寒和郭敬明同是靠新概念作文大赛成名，他们的文字对“80后”和“90后”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成长的路上他们却如此不同，甚至势同水火。如今的韩寒被冠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一边玩赛车，一边写文章；郭敬明则一心钻研“郭氏”青春小说，并组建团队成立公司，从一名作家转型为国内最成功的出版人之一。韩寒向左，郭敬明向右。
编辑 小 阿
狷狂韩寒
应 琛
当年那个因斩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而为人所知的17岁少年，在经历了高中中途退学，出版《三重门》成为畅销书作家后，如今已是著名作家、知名职业赛车手，以及中国访问量最高的博客的主人，被众人视为年轻一代的意见领袖。
韩寒无疑已一举蹿升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有影响力的公共话题发言者。于是乎，当社会上出现什么新闻时，总有人习惯性地会去看看韩寒怎么说。
十年前的韩寒叛逆得很幼稚，却很勇敢；十年后的韩寒叛逆天性依然，且更勇敢。你可以喜欢韩寒，也可以讨厌韩寒，即便他是在炒作自己，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像他一样“有种”的人不多。
你一般读哪些东西呢?
韩寒：各种各样的杂志，中国能够看得到的杂志都会看，因为我需要资讯。我不需要看人家是怎么写的，人家怎么写关我什么事，万一我太喜欢，我模仿它，我不就变成郭敬明了吗?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东西觉得写得很好，它跟你引起了共鸣，你会情不自禁地往上面靠一靠。任何的创作都是一样的，都是从模仿开始的。我不希望现在还是在模仿的阶段，所以对我来说，杂志、网络我会去看。
对于网络评选你为“公共知识分子”怎么看?
韩寒：我觉得“公共知识分子”有时候说起来挺可悲的。这个名字可能在其他国家说起来挺好听的，但在中国它可能就像“公共厕所”，任何人到你这儿来发泄一下，排泄一下，排泄完了不负责打扫。但当这个社会上全部都是“公共厕所”，每一个人家里有厕所都不上，宁愿去这样的“公共厕所”上厕所的时候，可能这个社会会更美好一些。因为我相信，大部分肯定觉得要去扬善惩恶，要去伸张正义。
你曾说郭敬明输出的是一种很贱的价值观。那通过办杂志，你会向你的读者输出一种怎样的价值观?
韩寒：事实上，我根本不想输出什么价值观。我只是想让大家看得很开心，享受很好的一个阅读的过程，感受到自由的气息。因为，我一向觉得我们应该是没有立场，只分是非的。不过，现在太多的中国人，他们不分是非，只有立场。站在某个立场上，即使错的也认为是对的，这样是很不好的。然后最多的我希望带给大家的是那种理想，以及去实践理想的那种冲劲。这是这个时代最难能可贵的东西，因为这些往往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东西。
再过10年或者20年，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由着性子”去做去说吗?
韩寒：当然会啊，从小性格就是这样。我觉得最爽的事情就是，第一，胡说八道，吹牛；第二，居然把你吹的牛都给完成了；第三，就算你站在那里胡说八道，别人也拿你没办法。这三件事是很开心的事情。
生意人郭敬明
孟 静
他有多重身份：柯艾公司董事长、《最小说》的主编兼总监、天娱传媒签约创作艺人、长江出版总社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辑。组建的14个人的公司在20D9年积累了两亿元销售额，尽管年轻的手下还叫他“小四”，50多岁的私人司机却只敢叫他“郭总”。
郭敬明把26岁的人生分为三个节点高三毕业，出了第一本书，“当然那本书卖得不好”，获得作文大赛冠军被人知道：来到上海出版《幻城》，成为畅销书作家；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两年前把它扩展为公司。
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的他，在别人眼里是个养不大的孩子，羸弱、敏感，他说“我小时候就不自信，一方面自己是小城市的，希望开开眼界，我羡慕大城市的人。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小时候特别瘦弱，我个子又特别小，体育又不好，羡慕那些高高大大的男孩子，我又很好强”。
高三时，他已经通过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小有知名度并有了一点收入，但这并不能让他快乐，因为他考进了上海的大学。那个学校在他的眼中十分“变态”——每个同学都那么有钱，每天的名牌衣服不重样，手机一周换一个新的，而他只能用最老款的手机。物质上的空虚使他难受不已，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上海话，因为全班就他一个外地人，老师上课用上海话。“毕竟上海比全国其他城市的经济要发达很多，特别是我，我是从一个小城市来的，你更会体会到那种差距和压力，所以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把我激发得更好强。因为我小时候是那种年年都要拿第一、第二的人，这种压力反倒给我很多动力，我希望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我希望与众不同!”
有了这些经历，即使现在拥有上海一座带露台的大宅子，全副名牌武装，他也会觉得不够，远远不够。“我想买的东西有很多，我想买豪宅啊，我想买游艇啊，都买不起啊。但是上海有更好的房子啊，国际上有更好的房子啊，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只是说它摆在那儿，你想不想去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想，总有更多让你花钱的地方。我们刚起步，这算什么啊，全世界的富豪多了，他们的生活才是想都不能想象的。”
对韩寒批评郭敬明向青少年传递物质化和肤浅的世界观，他对此有些愤怒：“这个社会，谁不是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呢?就像父母家长都在说要好好学习将来找好工作赚更多的钱。为什么我传递，我就是有毛病?那我是不是要说：你们不用工作，不用赚钱也不用念书，没关系的，那是不是这样的价值观就对了呢?我去催眠他们，噢，没关系，这样的社会不是物质的，是很公平的，一点都不残酷。如果真的这样说，我会觉得很傻而且是很不道德的一件事情，你干吗去塑造这么虚假虚幻的世界呢?”
今年，公司收入已经超过了郭敬明的版税，这意味着写作对他来说不再是生存必需品，可绝不意味着他不紧张。他的压力来自于怎么维持业内销售第一名而不被更青春的人追上。“我希望自己做得更好，不仅是写作，以前我是一个小商人，后来我是个大商人，以前我只做出版，后来我可以做文化，甚至到文化后期我可以做其他事情，我希望自己是不断进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