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唐诗宋诗，明诗的选本不多。选唐诗，任何时候都是一件乐事。不管前人有多少好选本，也不管前人的选本分量有多大，有多少种选取角度，从童蒙读物的《唐诗三百首》到《唐诗别裁》的两千首，从分类选本到单取某一流派的几家精选，你若从头再选一本，不依傍前人，别开生面，照样能编出一本读者高兴、批评家也无话可说的本子。即便是三百首这样小的格局，照样能做大文章。
　　宋诗的情形相去不远。金诗元诗，比较简单，公认的名家，大致都在，只要选，不会太离谱。然而明诗，时代近，作品多，选择最难。这个难，不在通读的困难。因为清诗数量还更多，但选清诗却比明诗容易。起码我看到的现代清诗选本，质量要比明诗的好。选明诗的困难，在于明诗本身：有原创精神、艺术水准又高的好作品太少。
　　从明诗中找唐人一样浑成、宋人一样精悍的作品，一点也不难。挑出几首诗，让没读过的人猜测是否盛唐或晚唐之作，多数都会猜错。清人很爱玩这种把戏，来证明某朝或某人的诗不差。其实问题正在这里。模仿前人模仿到置之被模仿者的集子里后人也不易看出来，我们除了佩服作者的聪明，还能说明什么。开创者解衣盘礴，大匠运斤，因袭者不过照葫芦画瓢而已。同是一瓢，岂可并语。即如在今天，写一篇可以冒充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的文字，并不太难，但作者若以为他因此便和鲁迅不相上下了，那就是笑话。明诗在文学史上最尴尬的地方，就是虽然明人的文学运动风起云涌，文学团体遍地开花，诗歌理论轰轰烈烈，名家辈出，各领风骚，然而，明诗终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时代风格，也没有一个作家像唐朝的李杜韩白，宋朝的王苏杨陆，甚至后来的龚自珍，以鲜明的个性和高度的创造力，形成一种体，一个派。
　　宋以后的诗，相对而言，阅读不多。明诗在列朝诗中，又是读的最少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北京，沈德潜等人编的那一套别裁，除了清诗，都通读一过。《明诗别裁集》选诗一千余首，我对明诗的印象，基本上是由此书而来。十年前读了《金元明清诗鉴赏辞典》，明人的个人集子，也读过一些，对于明诗，大致印象不变。当初学文学史，对明朝诗坛的印象，一如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前者文学社团空前活跃，后者是只见运动不见文学，对诗作本身，反而茫然。觉得两头的诗人，明初的，由元入明，明末的，由明入清，比中间的有意思。明末的，更好，既有陈子龙，又有吴伟业和钱谦益。陈子龙才高一代，其诗“沉雄瑰丽”，由他来收结明诗，是明诗不幸中的幸运。吴钱两家归于清朝，也算是各遂其志吧。
　　两头好的简单说法，属于过去，如今我不这么看。由元入明的诗人，过去喜欢高启，因为他的七古，很有几分像李白。喜欢高启，便觉得同时的其他人也好。其实明朝的诗人，直到前七子出来，才算从朱元璋旷世无二的极野蛮下流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中缓过气来，诗才有点人味。何景明的秀媚倒还罢了，李梦阳的磅礴大气，严整精纯，不得不推为一时的翘楚。徐渭和袁宏道，别出蹊径，虽非正途，却有趣味，较之那些学唐而仅得其皮毛的傀儡诗，高出一截。但其不足处，是以小品文的笔法为诗，此在袁中郎那里，至为明显。后来的效法者，便不足一观。
　　历代诗歌中向来有一种俗体，语言浅白而不失华丽，音韵上特别讲究朗朗上口，内容上，一是喜欢谈人生哲理，二是幽默滑稽。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是一个路子，王梵志和寒山又是一个路子。这类诗，尤其是后一类，除了社会学和民俗的意义，在艺术上没法评价过高。宋元以后，市民文化兴起，见之于小说和戏剧，妙趣无穷。后期明诗，受此风气熏陶，加上传统的影响，也形成一种新俗体。往好的方向，见性情，发奇论，直抒胸臆，不拘常格，徐袁是也。不好的，但求朗朗上口，言语通俗，作小巧警语，却没有气格，仿佛唱莲花落，又似宋人话本中常说的，“村夫子醉中所题”，“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之类是也。这类诗，不是平易幽默，识见通达，而是趋向浅薄，只求说得口滑，又好用重叠、谐音、强造格言、硬说哲理等小巧手段，以求喧传，最不足道。
　　明初的诗人，一致的看法是格调高，有气魄，如刘基、杨基、贝琼、袁凯，更不用说被很多人誉为明诗第一的高启。这几个人，都有传奇的故事。刘基在民间，是张良、诸葛亮一类人物，俗传变本加厉，近乎神仙。袁凯外号“袁白燕”，又有逃避朱元璋迫害、被迫装疯的经历。高启因不愿出仕，被朱元璋借故腰斩。诗以人传，与实际情况有距离。刘基、杨基，气派庄严，但都很枯干，也有些空。读的时候，觉得他架子搭得很大，内中东西却不多。元人学唐诗，往往粗略，细微处不能完全领略，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毛病。明初这几位，大半个身子还在元朝。
　　高启的七古学李白，读《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初读之下，一般人都会同意赵翼的说法，“置之青莲集中，虽明眼人亦难别择”。但高启用力处太明显，不像李白那样轻松。李白诗如其人，人就是诗。高启毕竟是在作诗。
　　明人看不起元诗，后人论诗，多说元诗纤巧。实则元人一心学唐，能得其大处。萨都剌、张翥、傅若金，气概都不是明人能比的，尤其是张翥的诗，既有盛唐的气度，又有中唐的熨帖，极为难得，可惜数量不多。高启古体尚好，但他的近体，格调虽高，却多纤巧，巧则近俗。“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系从“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化来。这样的对子，便是罗隐本人，偶一为之尚可，多用便落下流。《明诗三百首》的编者金性尧就说了，众口称赞的《梅花》九首中的“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其实是俗格；“翠袖佳人依竹下，白衣宰相住山中”，更嫌鄙陋。张翥的七律，随便拿出几首，就能让高启和后来的杨慎没话说。杨慎有才子气，诗也写得，诗话也写得，伪作汉人小说，居然天下轰动。老杜的《秋兴》，古来敢于唱和的，都是有两把刷子，或自认为有两把刷子的。杨慎写《春兴八首》，高堂深殿一变而为山亭水榭，落实得多，引申得少，与张翥比，相差甚远。明人的大部分七律，也许像杨夫人那样，写几句“其雨其雨怨朝阳”，倒还本色。
　　明朝的小名家，看诸家所选，都和小传介绍的不大对得上号。诗话里动辄说某人为一代宗主，读者左看右看，硬是看不出来。大诗多空言，看得过去的地方，又多因袭。小诗作时不经意，反能见出性情。题画小诗，是选本中最令人清爽的。唐寅作七古和七律，出语低俗，题画的绝句，废话反而少些。明代诗人的七古七律，其实倒是佳作屡出。李梦阳的《林良画两角鹰图》阔大沉雄，酷似王安石的画虎诗。唐人题画七古，无人出少陵之右，到宋朝，要让王安石独步。他的题画诗神采飞扬，眼中无人，立脚点高，故能迁转自如。这是性情，也是地位所决定的。
　　《林良画两角鹰图》兼得两家之长，在明人七古里，胜过高启，可称第一。
　　梦阳的七律阔大庄严，但句法章法，于唐人之外，实无新造。从精深上来说，他比不过钱谦益。钱谦益被归于清朝诗人之列，这里不多说。他的七律由于功力深厚，学问深博，明清六百年来，矫矫独步，缺点是理过于情，一味求蕴含，情愁每不肯直说，偏要绕几个圈子，躲在层层典故——而且相当多的是僻典——之后，读者读时只觉钦佩，读后却不容易产生共鸣。钱的诗几百首一路读下来，遇到一首“潋滟西湖水一方”，几乎要高呼“惊艳”了。
　　李梦阳的五律，诸家多选《郑生至自泰山》：“昨汝登东岳，何峰是绝峰？有无丈人台，几许大夫松？海日低波鸟，岩雷起窟龙。谁言天下小，化外亦王封。”用问答体，评家以为新奇。结尾二句因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故事在先，翻出新意，受到沈德潜称赞。他另有一首《泰山》诗，和此诗不相上下，甚至可以说比此诗还好。论新巧，有所不如，论功力，则在其上：“俯首无齐鲁，东瞻海似杯。斗然一峰上，不信万山开。日抱扶桑跃，天横碣石来。君看秦始后，仍有汉皇台。”句句精警，从头到尾，气势不衰，明诗中罕有其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