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德尔是美国著名中国研究学者费正清和史华慈的学生，其专长就是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史。主要著作有《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及《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等。全书共分八章，内容包括：遗产；儒家批判；新文化运动；意识形态论战等。作者认为，不应该把中国现代史仅仅看成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世界”背景中的一个外来的碎片，而应看作一种历史经验。
　　
　　1920年教育部下令在各级学校课本中采用白话。1922年发布了一个全面的教育改革方案。
　　然而，知识分子只能提提计划，而这计划不过是军阀手中的玩偶。“中国教育在发展更新方面有很多困难，而且无法克服，”杜威1922年回到美国几个月后，在回顾他的中国朋友们的雄心壮志和所遇挫折时悲观地评论说，“讨论经常陷于僵局：中国没有政治变革就没有教育；但只要军人和贪官挪用资金，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教育，学校就不可能发展。这里有最重大的悲剧材料。”蒋梦麟在1922年末已近乎绝望，他写道：“我们这些从事教育的人，近来感到日子越发不好过。”
　　我们向来认为政治不良，改良政治之途径是进行教育，培养人的才能，过去这些年政治变得更糟，结果教育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受到空前打击。事实表明教育不仅在经济上破产，也在精神上破产。“只谈教育，不讲政治”的说法逐渐不可信了。
　　前朝的书院，不管怎样，总有他的书院品格。然因时代环境变化，旧书院已消失了。但如今的学校，像个不中不西的仓库，它们有什么学校的品格?如今我们的学校……类似市场上卖的西洋椅子，既不如外国椅子舒服，又不像老式椅子那么结实。画虎不成反类犬，而我们还说这种学校能培养人才。
　　政治是腐败——但我们现在能不谈政治吗?我们教师如何能摆脱政客造成的灾难，他们的敌意和压迫我们的企图?退而言之，即使我们不谈政治，我们就一定不能主持公道?真若如此，我们就得被不讲公道者所困。
　　贫困、被忽视是痛苦的，而对新文化改革者来说，本身的无能为力，则破坏了新社会个性赖以产生的教育机构的基础。蒋梦麟所关注的新教育这既非传统又不具备自己特征的不规则变革，在长期经营中更加面目全非。2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相信，新文化自由主义的价值，其实不具普遍性。在它的批评者看来，自夸的“新教育”只不过在个人品味和生活作风上培养了一个知识精英集团。更重要的是，知识精英在职业能力和社会声望上，与他们声称要促进其福利的大众更加疏远。章士钊在斥责新学校是新式贵族养成所时表达了这种看法。梁漱溟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他使人想起冯桂芬对19世纪60年代的“通事”的尖锐批评。
　　少年人从乡间进入城市高级学校，他就不再过古老的简单生活，他不食旧食，不衣旧衣，不饮茶，不吸烟。他蔑视一切，不讲忍让。然乡村家庭所需的知识能力他丝毫也没有!只不过有一些一知半解的英文、物理、化学方面的科学知识。他实际上不再干农活，反而去玩球，做柔软体操，而且养成了懒惰、游手好闲的习惯。
　　梁的反应在风格上极具个性而且充满朝气，从20年代中期开始，他在广东、河南、山东致力于乡村重建工作。他希望恢复儒家的社会组织和教育模式，使日常生活的具体经验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抽象观念贯通成为一体。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也在这一时期转向农村，他们希望形成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凝聚民众的活力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再一次从道德上使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