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自荐文章。对象是枢密院首长，掌管着全国兵事，相当于秦汉时期最高军事首脑太尉，称其太尉，以古称今，以秦汉称宋，庄敬有加。
　　自隋以来，莘莘学子要进入官员阶层，最基本的途径是科举考试。到北宋时这种方法已经实行了几百年，其生命力在于保证人才选拔的公平，便于社会阶层上下流通。于是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夸张说法。后来英国的文官考试学的就是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并不绝对理想，在同一地点，用同一题目，以同一标准衡量，对一般人可能比较有效，而对有特殊个性和才能的人不仅无效，且可能遭到扼杀。故考中全国头名状元者，除文天祥外，鲜有卓越杰出者，而被排斥者比比皆是。杜甫就两次考试都落第了，和他差不多同时，才能并不如他的贾至、李颀、李华等都考上了。于是就产生了某些不成文的补充办法，例如，直接向皇帝自我推荐。杜甫三十九岁时，献《三大礼赋》歌颂皇帝圣明，唐明皇让他试了一下文章，给了他一个小官。这种办法成功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更为流行的办法是在考试前把自己的文章呈送给有权力、有名望的人，让其留下有利的印象，这叫作“行卷”。因为试卷上的名字是密封的，所以这并不一定可靠，有时还可能造成误判。苏东坡的试卷写得很好，明明可以得第一的，但考官欧阳修将其误以为是他的门生曾巩的卷子，为避嫌就降了一等。
　　科考是为了进入仕途，但成功率很低，即使胜出，要得到官职的任命，也要等待。因为考取的总量庞大，特别是宋朝，总量越来越大，官员的职位却很有限。因而考中了举人、进士，还要耐心待选，何时得以任命是不确定的。由此产生了另一种办法，向有权力的人士“上书”，自我举荐。这与考试的公平竞争就不太一样了。一要看当权者的品性和眼力，二要看自荐的文章是否得体，存在的偶然性比较大。对于文章的作者来说，梦寐以求的当然是获得青睐，从平民提升到官员阶层。对于后世的读者而言，作者自荐成功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章的质量让读者超越时间和空间，享受作者的文品和才华。有些自荐虽然失败了，文章却因其质量而成为经典。
　　李白自己不屑于或者不善于科举考试，只想通过权势者的援引获得官职，于是写了《上韩荆州书》。行文的策略，一是鼓吹对方“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二是吹嘘自己学养超群，自命为“龙盘凤逸之士”。李白写得很直率，一旦得到接纳，就希望对方“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收名定价于君侯”“声誉十倍”。从思想上来说，这多少有点庸俗，与他在诗中所说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迥异。但是从文章来说，骈散交织，用典密而不繁，激情昂扬，文势放达，真实表现了李白生命的另一侧面。其“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日試万言，倚马可待”传颂千年。
　　韩愈自荐失败，也留下了经典。唐德宗贞元三年，十九岁的韩愈到长安投考，五年后（792年）中了进士。但在接下来连续三年的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中，一再名落孙山，得不到官职的任命。贞元十一年（795年），二十七岁的韩愈初次上书宰相，还比较冷静，语言还算含蓄，然书信发出，杳如黄鹤。韩愈在惶恐不安中等了十九天后，再次上书（《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自比“蹈水火者”，望宰相援手相救。还说自己身处布衣，“贱”如“盗”者，希望得到“垂怜”（“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举于管库。今布衣虽贱，犹足以方乎此。情隘辞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怜焉”）。把自己贬低到摇尾乞怜这步田地，还是没能打动宰相。顽强的韩愈于二十九天后第三次上书（《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在信中用了周公“急于见贤”“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的典故，只有这样，“奸邪谗佞欺负之徒”才能除尽。这是反面文章正面做，实际上是批评宰相没有像周公那样求贤若渴，故奸险小人未能尽除。韩愈有个著名的主张，就是“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气盛宜言”（《答李翊书》）。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在为文求人的时候，内心的不平、盛气是要适当抑制的。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韩愈的处境可能太窘迫，言辞多少有些激愤，那时他还年轻，才二十七岁，完全不懂得策略。
　　这两位不是不会写文章，而是把求人提拔看得太简单了。仅凭一篇文章就要人家赏识，成功的概率极低。本来，素昧平生，人微言轻，要达到目的，话就不能讲得这样满，文气就不能这么盛，故均失败了。但是这两位在表现个性、气质上还是比较淋漓的，故为后世留下佳话。
　　曹丕早在《典论·论文》中就指出文章的“气”是可以分析的，例如有“清”有“浊”。《文心雕龙·体性》日：“才有庸俊，气有刚柔。”才十九岁的苏辙，看来比三十四岁的李白和二十七岁的韩愈要懂策略得多。他采用的是一种婉曲、沉稳的风格。如果说李白、韩愈的上书风格属于“刚”的话，苏辙的上书风格就属于“柔”。
　　他既不像李白那样夸张地鼓吹对方，夸耀自己，也不像韩愈那样步步紧逼，似乎不给自己一个相当的职位，就有悖于周公之德。苏辙的文气非常婉曲。一开头，就远远绕开上书的目的，讲文气和学养的关系：“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好像在陈述一个理论问题。他说孟子的浩然之气充乎天地之间，意思是自然空间很宏大。司马迁有“奇气”，因为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问豪杰交游。这里隐含着的观念是两位前贤的文气，“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并不由读书、写作而致，乃是思维空间广阔，长期积淀，潜移默化而形之于文的。
　　对于主题来说，这是个引子，也是一个大弯子。苏辙要绕开上书求仕（干谒）的目的，要绕好几个弯子，这是第一个弯子，特点是绕得很远，起点挺高，用笔很险。一般士人的共识，都是学和气的统一，《文心雕龙·神思》就把二者联系在一起：“气有刚柔，学有浅深”“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苏辙的文章所列举的人物都是大家，具有无可挑战的权威性。
　　这个弯子绕得很远，这是为文之“放”，但是“放”了，还得“收”回来，转向自身。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 　　在“放”与“收”之问，“收”比较难，要“收”得自然，不能生硬，关键在于婉转。文章好在表面上很是自谦，说自己在家乡，从客观环境上看有两个缺点：其一，所接触的只是邻里、乡党之人，见识是卑陋的，安于这样的精神环境，可能就沉沦（汩没）了;其二，空间限于数百里之内，很狭隘。这是第二个弯子，从第一个弯子“收”到第二个弯子很自然，内在逻辑很严密：自己与孟子的充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相对，自己与司马迁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问豪杰交游相对。由于用了逻辑对比，故衔接性很强，彎子非常婉转地“收”小了。功夫在于，其内涵紧紧扣着养气的两个方面：一是客观空间、自然空间，一是精神空间。
　　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
　　自然空间不足，就无法自我拓展，不足以养气。所以要离开家乡，扩展视野，开阔眼界。文脉承接上文，逻辑顺理成章。从反面观之，则似有瑕疵。在家读书，难道无益于养气？这个弯子不太严密，苏辙特别加以弥合。气“不可以学而能”，为什么呢？
　　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
　　诸子百家的书籍都是“陈迹”，这样说是很大胆的。当时士人皆是读书人，哪一个敢说经典都是陈旧的，读之无益于志气的提高呢？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过：“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乃“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本文立论显然走了偏锋，其目的是为排除文章主旨的干扰。苏辙必须强调，除了离乡背井，不能有效“养气”，为了强调以直接经验拓展自然空间和精神空间，这就不能不把读书的功效淡淡消解。
　　这个弯子很重要，在弥补了之后，接着就从自然空间和精神空问两个方面进行渲染。先是讲离乡是为了“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大笔浓墨，不直接用骈句，但是用了一系列颇有气势的排比递进。均以句首的动词巧妙地避同，“过”秦汉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想见”古之豪杰，在深层暗接司马迁的壮游。到了京师，对天子宫阙，则是“仰观”。明明是进京赶考，却说是为了“知天下之巨丽”，扩大眼界，开阔心胸，也就是养气。这里的养气是第三个弯子，作用是进一步“收”，但还是“收”得不够，因为客观空间的拓展已经实现了，如果这样就能达到养气的目的，这封信也就不用写了。
　　接下来，第三个弯子还要“收”，往哪里“收”？关键是引向精神环境。精神环境比之客观环境是更为重要的。
　　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辨，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见到欧阳公，听到“议论之宏辩”，与门人贤士大夫游，才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养气的精神空间大到“天下”，似乎无以复加了。然而，这第三个弯子还是限于精神空间，还要“收”，文脉还要递进到第四个弯子：这就不能不对上书的对象说好听的了。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
　　同样是用典，苏辙比李白和韩愈高明多了。李白的文章是希望对方“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韩愈几乎用了同样的话语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苏辙则说对方已经是周公了，不但在朝廷像周公求贤若渴，握发吐哺，而且出征如方叔、召虎平定荆蛮、猥狁、淮夷。不但为天下才略之冠，而且为四夷所惮（其实北宋边境一直为外族所侵扰）。这样过头的话，如果是一开头就拿出来，难免唐突，苏辙兜了几个弯子，才把好话“收”到对方头上，因为层次之转折，故显得婉曲。
　　写到这里，弯子的幅度越收越小，但是，还没有收到上书的目的上。弯子再用同样的手段绕下去就单调了。直接说自己想拜见可能突兀，于是又回到泛泛而论上：“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具体说到自己，则是虽然“恣观”了名山大川，见了欧阳修及其门人，但是对于为人志“学”，不在多，而在大。这个“大”是与“多”相对的。苏辙不正面说欧阳修不如韩太尉，而是用“大”胜“多”，不在量的增加，而在质的提升，来突出未能见到韩太尉的重要。要求很低，只要见一下，听一席话（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就此生无憾了。对于目的来说，这还是弯子，是第五个了。
　　文章已经到结尾，不能不讲到上书的目的，但还是绕了个弯子。从字面上看，似乎就是为了见一下，求教一番。但是行文留下了矛盾，一方面，说自己进京赶考并不是为了仕途俸禄，即便考中，也是“偶然得之”，而且“非其所乐”;另一方面，又说自己年轻，才十九岁，“未能通习吏事”，目前处于“待选”的境地，正在“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先说对于仕途没有兴趣，后又说为未习“吏事”而憾，正在学习“为政”。话说得很含混，但是，把求教和“为政”连在一起，重点是求为政之道。这是第六个弯子。接下来：
　　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这句话实质是求官，可却说为了求教。实际上是第七个弯子，手法很精致。首先，用假定语气：太尉“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如果认为我可教，乃是我的幸运，姿态放得很低。其次，教导什么呢？没有说，但前面已经提到自己正在“待选”，同时正在“学为政”。不言而喻，重点在“为政”。最后，仅仅是教导一番吗？心照不宣，自然是解决“待选”的问题。
　　文章写到最后已经点题了，还是没有把求官的话直接说出来，最多只是说到求教“为政”，也就是当官之道，当时苏辙还没有当官，还在待选，急着求为政之道，当然是因为急着当官，这一点留在弯子的空白中，让对方心领神会比自己说出来要有效得多。
　　李白、韩愈的干谒都无果而终，苏辙在《祭忠献韩公文》中曾自称“游公之门”，感谢韩公“长育成材”之恩，说明他成功了，受到了接见。
　　然而作为文章，严格说来，留下了不足。开头的“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是本文之大前提，到了最后潜在的矛盾显露了。第一，文不可以学而能，可自己却正在“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如果文不能学而能，为什么又要益治其文呢？至于“政”，是不是可以求学而能呢？这是不是一个空白？至于“气可以养而致”，养气比之为学是更高的纲领，治文兼为政，如何能有效地养气呢？文章没有回答。这是不是又一个空白？
　　由于开头弯子绕得太大，放得太开，完全否定了求仕的动机，虽然后面转得很精致，但是，毕竟不想也不可能否定求仕，因而也不可能收得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