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管子》是中国先秦时期诸子著作中的一部著名典籍。其内容博大精深，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哲学及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国家管理职能方面做了精辟的论述。本文试就《管子》国家管理思想中的组织职能、控制职能及任用人才的职能三方面做初步探讨，研究其国家管理体系中的基本思想和观点。
关键词：《管子》 管理 组织 控制 任用人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管理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人们在共同活动中，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控制、指挥、协调等行动。而在几千年前的中国，管理的思想即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代作品、言论中，如先秦的《管子》、《墨子》、《周礼》及《孙子兵法》等典籍，就都包含着管理体系中若干基本思想和观点，许多见解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引人深思和令人惊叹的。本文将就《管子》中有关国家管理职能方面的思想观点做一点初步探讨，请专家们指教。
一 组织职能
国家管理职能，首先表现为组织。夏商时期，中国居民的组织形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聚居，以后才依居住地区来划分居民。春秋初期的管仲比较早地尝试了这种方法。《立政》篇中说：“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伍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建立起类似后世郡县制的行政系统。这样就把全体国民置于一个有效的行政管理网络之中，社会秩序管理也就有了组织保障。
针对春秋时期手工业、商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管子》中把工商与士农列为“四民”，建立了四民分居的管理模式。“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小匡》）把士农工商分门立户，在全国“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穴，士农之乡十五。”实现一种按行业聚居的理想，与近代出现的工业城市、商业城市和农业区有相通之处。由于各行业的集中居住，便体现出它的历史进步性。工可以“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工匠们居住在一起，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谈论工艺上的问题，互相观摩工艺成果，互相夸比劳动智慧，有利于促进工艺的发展。农家居处相聚而集中，“审其四时，权节其用，备其械器”等，使有效的劳动力和劳动工具充分利用。商人相聚而居，“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经过商人们观察年岁丰歉，审视国情变化，按照不同季节，了解各地货源，掌握市场价格，乘牛马车周游四方，计算货物多少，比较价格贵贱，便可以“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商人们居住在一起，还可以“相语以利，相示以农，相陈以知贾”。因此，有组织的士、农、工、商分居居住，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可行的措施，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稳定了社会秩序。这种四民分居制在管仲之后一直得以延续，从今天北京城区的布局，东四、西四、东单、西单、天桥等，还可以看到这种措施下的一点痕迹。
二 控制职能
国家对社会的管理，进一步表现为控制。从国家管理来说，它一开始就是因控制职能的需要而形成的。国家正是统治阶级控制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通过控制而实施社会管理，将社会组织放在一定的模式中，本身就是出自控制的需要。
春秋初年，地主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因此，建立怎样的国家形式，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控制国家，这些问题便引起当时思想家、政治家的普遍关注。
在政治控制上，《管子》首先强调的是对权柄、威势以及国家法律的控制。《霸言》篇中谈到，明主“其所重者政与军”，《任法》篇中强调君主要“控四位”，即掌控行政权、军权、赏赐权与惩罚权。同时人君必须掌握人臣的生、杀、富、贫、贵、贱六柄。
对法律的控制和管理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否的标志。《管子》对法律也有较多的论述。它认为在法律的推行中，不用强制手段，命令就不能执行。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命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发令，有强制性的发令而不能推行，是因为起草命令时不慎重；慎重而不能执行，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而不能推行，是因为赏罚不信实；信实而不能推行，是因为君主不能以身作则。法律失信于民，往往是因为法律愚弄了人民，失去了它的威严和效力。当然，在君主专制的国家里，法律最终不过是君主手中的玩物，是控制人民的工具，但《管子》中设计的这种理论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
在实施政治控制的同时，经济控制同样是国家管理的重要职能，《管子》中阐述经济问题的篇章最多，是我国最早的成就很高的经济管理著作。
《管子》所设计的专制主义的国家形式在经济上首先表现为对土地、粮食和货币的控制， “地者，政之本也。”政治的根本在于土地，在古代来说，是极为深刻的思想。“理国之道，地德为首”，所谓“地德”，就是在国家控制土地的前提下分配好土地。分配土地要“均平和调”，“地不均平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按照劳动力授给土地，同时采取分成的办法“与民分货”（《乘马》）。粮食也是国家控制下的物质，《国蓄》篇指出“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控制了五谷就能影响万物，同时把五谷摆在关系国家根本的位置上。粮食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的命脉，只有富国才能强兵。春秋时期诸侯国林立，齐国所以能第一个兴盛起来，成为赫赫有名的盟主，经济上的殷实是最重要的原因。至于货币，向来是国家完全控制的东西。《国蓄》篇提到“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管子》主张控制货币和物质，妙用更在于进行国家经营，《轻重乙》篇便有这样的论述：“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尽也。”国家要用货币控制粮食市场，运用国家掌握的粮食和货币操纵市场价格，增加国家的收入。
其次，经济控制还表现在对各行业的管理和资源的控制上。前面提到过的“四民分居”制，其目的也就是对手工业者进行有效的控制。对资源的管理范围是很广泛的，如《山国轨》篇有“有菀蒲之壤，有竹箭檀拓之壤，有汜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鳖之壤。今四壤之数，君皆善官而守之，则籍于财物，不籍于人”，对菀蒲沼泽、竹木丘陵、水涝洼地、河流湖泊这些国家资源，要妥善地进行管理，加以保护。“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立政》篇），涉及了森林与草地的防火管理。此外，对盐、铁也有很明确的管制。
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是国家管理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从人本身着眼，通过教育、伦理、宗教、风俗等方面表现出来。强调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法禁》），只有知识分子思想一致，才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对持异说者“诛”，以达到“民毋敢立私议自责”，“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为了建立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治理形式，在思想上要对人民进行绝对的控制，一方面，强调礼义教化，“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训也。”“民之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另一方面，强调等级制，“民知义矣，而未知礼，然后饰八经以导之礼。”这种礼义、等级制的提倡，达到了专制主义国家的需要。同时，君王也控制了意识形态，“道德出于君”（《君臣》），“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任法》）官论、士论、民论皆服从君上之论，君王、国家左右着意识形态。但在另一方面，《管子》对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礼”又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牧民》篇中写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一语道出了人们先得有饭吃、有衣穿，然后才有可能谈到礼节和荣辱这个朴素又深刻的道理，反映了管子与商周时代所不同的礼义教化观。
三 任用人才的职能
《管子》的用人原则打破了世卿世禄制，改变了亲贵合一、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标准的传统任官原则，实行薪俸官僚。我国商周奴隶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世卿世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从诸侯、卿到大夫，不论他们是否具有国家管理的才能，不论他们是白痴、还是能者，完全凭借着宗法和血统关系，世代霸占享受着优厚的俸禄，形成一个世袭因替的上层特权集团，而出身社会下层或非宗法系统的人则无法近身仕途，也没有学习文化的机会，被排斥于官僚系统之外。因而，管仲提出的薪俸官僚制打破了世卿世禄制，任贤举能、因功授禄，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统治国家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种选官制度奠定了秦汉以后封建官僚政治的基础，当时推行的任贤举能，因功授禄制及取得的成果，常被历代杰出的封建君主和改革家总结经验时所借鉴，在历史上有很大影响。
《管子》在具体用人方面很注重对人才的开发和任用，“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牧民》）主张任用“德当其位，功当其禄，能当其官”的人。规定逐级推荐“孝悌忠信，贤良俊才”。凡不能荐贤使能的官员，要依法惩处。《管子》在用人的管理职能上，特别强调了获取人心，认为用强制或其它手段得到贤良志士，而没有得到他的心，那只能徒有其人，于国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在《法禁》篇中，管仲引用了这样一段话，很耐人寻味：
“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一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
管子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样的理论主张，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由于齐国采用了管仲的一系列主张，使齐国迅速强盛起来。
《管子》国家管理思想中的组织职能、控制职能及任用人才职能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一种管理方式和管理措施往往是几种管理职能的结合。如“四民分居”制，它在行政划分上，是一种组织的职能，把士、农、工、商按类分开居住，而这种措施，又体现了它的控制职能，目的是把手工业者、商人、士农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便于管理，同时，又利于促进手工业、农业的发展；在这样的形式之下，又涉及到用人的职能，任用了许多各司其责的官吏，使这种组织得以稳定和控制。因此，一种管理职能是很难单独成立的。
当然，《管子》的国家管理思想虽然丰富，有些甚至是很深刻的，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体系，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只是在各种言论中流溢出来。因此，用今天的国家管理思想的体系来认识和概括它，难免会流于片面。尽管这样，我们从中仍然看到了其中的许多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如对各行业的管理、资源的管理，物质货币的控制以及国家经营、税收等，已经构成相当完整的国家经济管理理论，其中的许多具体主张，也都是可行的，甚至与现代推行的一些措施相类似，绝大多数都能用国家管理原理来加以解释。《管子》对管理研究之广泛、全面，也是令人赞叹的。政治上，对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有较全面的理论论述，提出了有别于当时其它国家的治理形式和礼义教化。而在经济上，《管子》尤为突出，论述丰富深刻，形成了一定的系统性和理论性。
当然，由于作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了《管子》的国家管理思想是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服务的，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其中不乏有许多糟粕。但在3000年前，《管子》里就具备了深刻、广泛的国家管理思想，还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参考文献：
[1] 谢浩范、朱营平：《管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 杨欣：《试论〈管子〉的行政管理思想》，《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3] 杨晴：《〈管子〉的社会管理思想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作者简介：赫凛冽，女，1965—，辽宁葫芦岛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古典文学、写作学，工作单位：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
关键词：《管子》 管理 组织 控制 任用人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管理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人们在共同活动中，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控制、指挥、协调等行动。而在几千年前的中国，管理的思想即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代作品、言论中，如先秦的《管子》、《墨子》、《周礼》及《孙子兵法》等典籍，就都包含着管理体系中若干基本思想和观点，许多见解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引人深思和令人惊叹的。本文将就《管子》中有关国家管理职能方面的思想观点做一点初步探讨，请专家们指教。
一 组织职能
国家管理职能，首先表现为组织。夏商时期，中国居民的组织形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聚居，以后才依居住地区来划分居民。春秋初期的管仲比较早地尝试了这种方法。《立政》篇中说：“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伍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建立起类似后世郡县制的行政系统。这样就把全体国民置于一个有效的行政管理网络之中，社会秩序管理也就有了组织保障。
针对春秋时期手工业、商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管子》中把工商与士农列为“四民”，建立了四民分居的管理模式。“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小匡》）把士农工商分门立户，在全国“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穴，士农之乡十五。”实现一种按行业聚居的理想，与近代出现的工业城市、商业城市和农业区有相通之处。由于各行业的集中居住，便体现出它的历史进步性。工可以“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工匠们居住在一起，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谈论工艺上的问题，互相观摩工艺成果，互相夸比劳动智慧，有利于促进工艺的发展。农家居处相聚而集中，“审其四时，权节其用，备其械器”等，使有效的劳动力和劳动工具充分利用。商人相聚而居，“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经过商人们观察年岁丰歉，审视国情变化，按照不同季节，了解各地货源，掌握市场价格，乘牛马车周游四方，计算货物多少，比较价格贵贱，便可以“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商人们居住在一起，还可以“相语以利，相示以农，相陈以知贾”。因此，有组织的士、农、工、商分居居住，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可行的措施，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稳定了社会秩序。这种四民分居制在管仲之后一直得以延续，从今天北京城区的布局，东四、西四、东单、西单、天桥等，还可以看到这种措施下的一点痕迹。
二 控制职能
国家对社会的管理，进一步表现为控制。从国家管理来说，它一开始就是因控制职能的需要而形成的。国家正是统治阶级控制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通过控制而实施社会管理，将社会组织放在一定的模式中，本身就是出自控制的需要。
春秋初年，地主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因此，建立怎样的国家形式，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控制国家，这些问题便引起当时思想家、政治家的普遍关注。
在政治控制上，《管子》首先强调的是对权柄、威势以及国家法律的控制。《霸言》篇中谈到，明主“其所重者政与军”，《任法》篇中强调君主要“控四位”，即掌控行政权、军权、赏赐权与惩罚权。同时人君必须掌握人臣的生、杀、富、贫、贵、贱六柄。
对法律的控制和管理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否的标志。《管子》对法律也有较多的论述。它认为在法律的推行中，不用强制手段，命令就不能执行。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命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发令，有强制性的发令而不能推行，是因为起草命令时不慎重；慎重而不能执行，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而不能推行，是因为赏罚不信实；信实而不能推行，是因为君主不能以身作则。法律失信于民，往往是因为法律愚弄了人民，失去了它的威严和效力。当然，在君主专制的国家里，法律最终不过是君主手中的玩物，是控制人民的工具，但《管子》中设计的这种理论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
在实施政治控制的同时，经济控制同样是国家管理的重要职能，《管子》中阐述经济问题的篇章最多，是我国最早的成就很高的经济管理著作。
《管子》所设计的专制主义的国家形式在经济上首先表现为对土地、粮食和货币的控制， “地者，政之本也。”政治的根本在于土地，在古代来说，是极为深刻的思想。“理国之道，地德为首”，所谓“地德”，就是在国家控制土地的前提下分配好土地。分配土地要“均平和调”，“地不均平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按照劳动力授给土地，同时采取分成的办法“与民分货”（《乘马》）。粮食也是国家控制下的物质，《国蓄》篇指出“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控制了五谷就能影响万物，同时把五谷摆在关系国家根本的位置上。粮食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的命脉，只有富国才能强兵。春秋时期诸侯国林立，齐国所以能第一个兴盛起来，成为赫赫有名的盟主，经济上的殷实是最重要的原因。至于货币，向来是国家完全控制的东西。《国蓄》篇提到“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管子》主张控制货币和物质，妙用更在于进行国家经营，《轻重乙》篇便有这样的论述：“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尽也。”国家要用货币控制粮食市场，运用国家掌握的粮食和货币操纵市场价格，增加国家的收入。
其次，经济控制还表现在对各行业的管理和资源的控制上。前面提到过的“四民分居”制，其目的也就是对手工业者进行有效的控制。对资源的管理范围是很广泛的，如《山国轨》篇有“有菀蒲之壤，有竹箭檀拓之壤，有汜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鳖之壤。今四壤之数，君皆善官而守之，则籍于财物，不籍于人”，对菀蒲沼泽、竹木丘陵、水涝洼地、河流湖泊这些国家资源，要妥善地进行管理，加以保护。“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立政》篇），涉及了森林与草地的防火管理。此外，对盐、铁也有很明确的管制。
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是国家管理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从人本身着眼，通过教育、伦理、宗教、风俗等方面表现出来。强调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法禁》），只有知识分子思想一致，才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对持异说者“诛”，以达到“民毋敢立私议自责”，“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为了建立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治理形式，在思想上要对人民进行绝对的控制，一方面，强调礼义教化，“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训也。”“民之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另一方面，强调等级制，“民知义矣，而未知礼，然后饰八经以导之礼。”这种礼义、等级制的提倡，达到了专制主义国家的需要。同时，君王也控制了意识形态，“道德出于君”（《君臣》），“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任法》）官论、士论、民论皆服从君上之论，君王、国家左右着意识形态。但在另一方面，《管子》对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礼”又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牧民》篇中写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一语道出了人们先得有饭吃、有衣穿，然后才有可能谈到礼节和荣辱这个朴素又深刻的道理，反映了管子与商周时代所不同的礼义教化观。
三 任用人才的职能
《管子》的用人原则打破了世卿世禄制，改变了亲贵合一、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标准的传统任官原则，实行薪俸官僚。我国商周奴隶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世卿世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从诸侯、卿到大夫，不论他们是否具有国家管理的才能，不论他们是白痴、还是能者，完全凭借着宗法和血统关系，世代霸占享受着优厚的俸禄，形成一个世袭因替的上层特权集团，而出身社会下层或非宗法系统的人则无法近身仕途，也没有学习文化的机会，被排斥于官僚系统之外。因而，管仲提出的薪俸官僚制打破了世卿世禄制，任贤举能、因功授禄，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统治国家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种选官制度奠定了秦汉以后封建官僚政治的基础，当时推行的任贤举能，因功授禄制及取得的成果，常被历代杰出的封建君主和改革家总结经验时所借鉴，在历史上有很大影响。
《管子》在具体用人方面很注重对人才的开发和任用，“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牧民》）主张任用“德当其位，功当其禄，能当其官”的人。规定逐级推荐“孝悌忠信，贤良俊才”。凡不能荐贤使能的官员，要依法惩处。《管子》在用人的管理职能上，特别强调了获取人心，认为用强制或其它手段得到贤良志士，而没有得到他的心，那只能徒有其人，于国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在《法禁》篇中，管仲引用了这样一段话，很耐人寻味：
“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一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
管子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样的理论主张，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由于齐国采用了管仲的一系列主张，使齐国迅速强盛起来。
《管子》国家管理思想中的组织职能、控制职能及任用人才职能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一种管理方式和管理措施往往是几种管理职能的结合。如“四民分居”制，它在行政划分上，是一种组织的职能，把士、农、工、商按类分开居住，而这种措施，又体现了它的控制职能，目的是把手工业者、商人、士农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便于管理，同时，又利于促进手工业、农业的发展；在这样的形式之下，又涉及到用人的职能，任用了许多各司其责的官吏，使这种组织得以稳定和控制。因此，一种管理职能是很难单独成立的。
当然，《管子》的国家管理思想虽然丰富，有些甚至是很深刻的，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体系，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只是在各种言论中流溢出来。因此，用今天的国家管理思想的体系来认识和概括它，难免会流于片面。尽管这样，我们从中仍然看到了其中的许多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如对各行业的管理、资源的管理，物质货币的控制以及国家经营、税收等，已经构成相当完整的国家经济管理理论，其中的许多具体主张，也都是可行的，甚至与现代推行的一些措施相类似，绝大多数都能用国家管理原理来加以解释。《管子》对管理研究之广泛、全面，也是令人赞叹的。政治上，对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有较全面的理论论述，提出了有别于当时其它国家的治理形式和礼义教化。而在经济上，《管子》尤为突出，论述丰富深刻，形成了一定的系统性和理论性。
当然，由于作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了《管子》的国家管理思想是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服务的，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其中不乏有许多糟粕。但在3000年前，《管子》里就具备了深刻、广泛的国家管理思想，还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参考文献：
[1] 谢浩范、朱营平：《管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 杨欣：《试论〈管子〉的行政管理思想》，《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3] 杨晴：《〈管子〉的社会管理思想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作者简介：赫凛冽，女，1965—，辽宁葫芦岛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古典文学、写作学，工作单位：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