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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德昌编导的电影《一一》(2000)以其平静优雅的叙事风格和对生命的深刻思考得到业界和观众的关注。导演从寂寞的爱情、生命的轮回以及导演对生活的态度巧妙地表现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挣扎;传统;现代;《一一》;NJ形象
2000年10月6日,台湾导演杨德昌编导的电影《一一》上演。《一一》由喜宴开始,以丧礼结束,从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到一个老者的逝去,人生在一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中完成了一次冗长的演变和延续。婆婆中风,由此串起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活轨迹,同时也像一面镜子反射出了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导演杨德昌延续了他在影片中一贯的平静优雅,几乎是不动声色地描述了台湾工业社会中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平凡而异样的生活。“众多的观众为他的这部复杂、细致而优雅的影片而倾倒,并对华语电影产生了极大兴趣。”[1]电影透过主人公NJ的形象塑造极力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复杂和现代人生存的艰难。
一、寂寞的爱情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人为了金钱而疲于奔命,仿佛除了金钱,人的价值与意义就完全消失了一样。“后现代主义已经摒弃了‘美’这个不带有商品化价值的纯粹的东西,而把一切都打上了商品化的特征。”[2]就连爱情亦是被物化了。于是,爱情寂寞了。
主人公NJ酷爱音乐,走到哪里都要戴着耳麦。他说,是恋爱让他爱上并懂得了如何爱。可他的初恋是苦涩的,强势的初恋女友阿瑞现实而霸道地安排着NJ的生活,终于使他不告而别。NJ一直爱着他的初恋情人,他说:“我再也没有爱过其他人。”但是即使这样又如何,“人是不可能让另外一个人去教他怎么活下去、怎么过日子,那是很悲哀的,你知道么?但是偏偏这个人,是我最爱最爱的人”。于是他的离开成为一种不得不为的选择。NJ的种种落魄显露他性格方面的一个弱点——理想化。NJ的理想化致使他无论在生活中还是事业上都过分追求完美,而現实往往是千疮百孔的,于是他在现实的冲击下不得不步步妥协倒退。但是在爱情上他无法倒退,因为他深爱阿瑞,可又无法忍受阿瑞以爱之名操纵他的人生;他无法将自己的爱情物化,尽管保不住生活的完美也一定要坚守爱情的理想。
在这样一个过分物化的年代,当一切可以明码标价的时候,NJ的坚守和执著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所谓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今天看来“执”的不过是一份责任,与爱情无关!
二、如果生命只是一场轮回
女作家赵凝曾说:“《胭脂帝国》是我钟爱的小说。两代人的爱情纠结在这部小说中,使故事充满可延展的张力。那时候,她(静薇)10岁,她父亲爱上了别的女人;现在,别人的孩子10岁,她爱上了那孩子的父亲。这样环环相扣、充满命运轮回的感觉,是我所喜欢的。”[3]《一一》中NJ的生活也如这轮回般辗转,所不同的是他重复着自己的生活。NJ在家庭和事业的诸事不顺与焦头烂额中逃到了日本,和初恋女友阿瑞一起重温了美好的初恋时光。他希望可以通过对往事的回忆和重演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是阿瑞的不辞而别让这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他回到台湾后,坐在床上面对从山上礼佛归来的妻子,幽幽地说:“你不在的时候,我有个机会去过了一段年轻时候的日子。本来以为,我再活一次的话,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只是突然觉得,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那个必要,真的没那个必要。”
小说《胭脂帝国》以两代人的轮回来彰显生命的无力,NJ的出走却以更深层面上的轮回为结局展示具有真正意义的生活。但可悲的是,在自我轮回的同时,生命的下一代也在延续着父辈们的生活轨迹。在日本,成人的NJ向阿瑞讲述自己少年的早熟,在台湾的NJ的儿子洋洋则萌发着他对异性的好奇和难以掩饰的关注;在日本的NJ和阿瑞重游牵手的同一刻,台湾的女儿婷婷也正被一双湿漉漉的手牵着……
《一一》中暗示出的生命轮回的可悲之处在于,我们现在所走的每一步已有无数的前人走过,也将会有无数后人沿着我们的脚步前仆后继——或许这正是生命的无奈。
三、你会愿意醒过来吗?
《一一》放映之后,有人认为影片中的洋洋和婷婷是作为NJ形象的补充出现的,他们的早熟与恋爱其实是对NJ早期生活的一个填充,这样从某些层面加深了影片的内涵与深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影片伊始,婷婷刚陪婆婆回到家,NJ紧随而至喃喃着“我回家取什么来了?” 他在屋中乱翻,然后什么也没取又重新回到了喜宴上。这样的情节使整部影片一开始便蒙上了一层压抑的色彩:人人都在拼命地生活着,可视线模糊、看不清生活的目标。
敏敏终于承受不了生活的重压,在一个相似的下午离家到山上去“住几天”,NJ在不远的车里默默地看着敏敏在僧人的帮助下把行李装进车子。敏敏走后,他回到家中坐在婆婆的床前,踟蹰地说:“以前敏敏在家时,什么都可以问她。现在连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说,“讲句实话,原本自己觉得很有把握的事看看好像少得可怜,现在每天睡觉起来都会觉得一点把握也没有,好像说好不容易睡着了怎么又把我弄醒呢,让我去面对那些烦恼,一次又一次。如果你是我,你会选择醒过来吗?”
后来婷婷在一个同样的晚上,也来到婆婆床前,有些凄凉地说道:“婆婆,为什么这个世界和我们想的都不一样呢,你现在醒过来,又看到它,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我现在,闭上眼睛,看到的世界,好美。”
老舍先生曾在他的散文中提到,老北京人是“安土重迁”的。其实何止是北京人,中国五千年来的农耕文明使得传统中国在“安土重迁”的情结中徘徊不前,甚至难以迈出创新的脚步。尤其是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更加明显地出现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令人无力承担。台湾新女性主义作家廖辉英在《今夜又微雨》一文中叹道,身处转型期社会之中的现代男女,“不仅自处艰困,相处也或明或暗,如此那般的危机,对红尘儿女而言,一切皆在不安定的转换与错乱之中纷扰,于是个别行为通常也有意料之外的非常情况表现,所以,现代男女必须饱受传统例行与现代专有的双重磨难与煎熬,无疑苦过从前那些世代的男男女女。”[4]
当变革和创新成为现代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人们的生存无疑更加艰难了。因为“害怕改变、害怕新的尝试”,我们在每天早上的梦中都不愿醒来,不愿面对生命的变革,于是不得不在生命的诞生与死亡中喃喃自语,在刚刚成长的生命中写到“我老了”,在清晨的睡梦中不断质问自己,“你会醒过来吗,面对生命中这么多的不可把握?”
四、结语
导演杨德昌在《一一》的前期宣传的访谈录中说:“常常有人会感觉到现代社会是非常疏离的,我最近领悟到这样的感觉是和农业社会比较而来的。过去的生活形态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单纯友善。我不断思考现代社会中是否可能发展出早期农业社会这种人际关系,然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地,都市可以是一个发展更好、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地方。都市只是需要有空间及时间去发展。”[5]所以他安排洋洋在影片的最后,对着婆婆的遗像用幼稚的话语揭示生活的真谛,阐释他对于生活的希望与执著:“婆婆,对不起,不是我不喜欢跟你讲话,只是我觉得我能跟你讲的你一定老早就知道了……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
明天,终究是要到来的,我们都要有睁开眼睛的勇气!
注释:
[1] 中国电影百年,(http://bbs.verycd.com/topics/209814/)。
[2] 马相武:《近期台湾文学思潮的变动》,选自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6年4月,第235页。
[3] 赵凝:《胭脂帝国·后记》,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页。
[4] 樊洛平:《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现象研究》,选自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6年7月,第200页。
[5] 《一一》(2):新浪文化·读书(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38000_56287.html),2009年3月26日。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挣扎;传统;现代;《一一》;NJ形象
2000年10月6日,台湾导演杨德昌编导的电影《一一》上演。《一一》由喜宴开始,以丧礼结束,从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到一个老者的逝去,人生在一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中完成了一次冗长的演变和延续。婆婆中风,由此串起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活轨迹,同时也像一面镜子反射出了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导演杨德昌延续了他在影片中一贯的平静优雅,几乎是不动声色地描述了台湾工业社会中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平凡而异样的生活。“众多的观众为他的这部复杂、细致而优雅的影片而倾倒,并对华语电影产生了极大兴趣。”[1]电影透过主人公NJ的形象塑造极力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复杂和现代人生存的艰难。
一、寂寞的爱情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人为了金钱而疲于奔命,仿佛除了金钱,人的价值与意义就完全消失了一样。“后现代主义已经摒弃了‘美’这个不带有商品化价值的纯粹的东西,而把一切都打上了商品化的特征。”[2]就连爱情亦是被物化了。于是,爱情寂寞了。
主人公NJ酷爱音乐,走到哪里都要戴着耳麦。他说,是恋爱让他爱上并懂得了如何爱。可他的初恋是苦涩的,强势的初恋女友阿瑞现实而霸道地安排着NJ的生活,终于使他不告而别。NJ一直爱着他的初恋情人,他说:“我再也没有爱过其他人。”但是即使这样又如何,“人是不可能让另外一个人去教他怎么活下去、怎么过日子,那是很悲哀的,你知道么?但是偏偏这个人,是我最爱最爱的人”。于是他的离开成为一种不得不为的选择。NJ的种种落魄显露他性格方面的一个弱点——理想化。NJ的理想化致使他无论在生活中还是事业上都过分追求完美,而現实往往是千疮百孔的,于是他在现实的冲击下不得不步步妥协倒退。但是在爱情上他无法倒退,因为他深爱阿瑞,可又无法忍受阿瑞以爱之名操纵他的人生;他无法将自己的爱情物化,尽管保不住生活的完美也一定要坚守爱情的理想。
在这样一个过分物化的年代,当一切可以明码标价的时候,NJ的坚守和执著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所谓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今天看来“执”的不过是一份责任,与爱情无关!
二、如果生命只是一场轮回
女作家赵凝曾说:“《胭脂帝国》是我钟爱的小说。两代人的爱情纠结在这部小说中,使故事充满可延展的张力。那时候,她(静薇)10岁,她父亲爱上了别的女人;现在,别人的孩子10岁,她爱上了那孩子的父亲。这样环环相扣、充满命运轮回的感觉,是我所喜欢的。”[3]《一一》中NJ的生活也如这轮回般辗转,所不同的是他重复着自己的生活。NJ在家庭和事业的诸事不顺与焦头烂额中逃到了日本,和初恋女友阿瑞一起重温了美好的初恋时光。他希望可以通过对往事的回忆和重演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是阿瑞的不辞而别让这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他回到台湾后,坐在床上面对从山上礼佛归来的妻子,幽幽地说:“你不在的时候,我有个机会去过了一段年轻时候的日子。本来以为,我再活一次的话,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只是突然觉得,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那个必要,真的没那个必要。”
小说《胭脂帝国》以两代人的轮回来彰显生命的无力,NJ的出走却以更深层面上的轮回为结局展示具有真正意义的生活。但可悲的是,在自我轮回的同时,生命的下一代也在延续着父辈们的生活轨迹。在日本,成人的NJ向阿瑞讲述自己少年的早熟,在台湾的NJ的儿子洋洋则萌发着他对异性的好奇和难以掩饰的关注;在日本的NJ和阿瑞重游牵手的同一刻,台湾的女儿婷婷也正被一双湿漉漉的手牵着……
《一一》中暗示出的生命轮回的可悲之处在于,我们现在所走的每一步已有无数的前人走过,也将会有无数后人沿着我们的脚步前仆后继——或许这正是生命的无奈。
三、你会愿意醒过来吗?
《一一》放映之后,有人认为影片中的洋洋和婷婷是作为NJ形象的补充出现的,他们的早熟与恋爱其实是对NJ早期生活的一个填充,这样从某些层面加深了影片的内涵与深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影片伊始,婷婷刚陪婆婆回到家,NJ紧随而至喃喃着“我回家取什么来了?” 他在屋中乱翻,然后什么也没取又重新回到了喜宴上。这样的情节使整部影片一开始便蒙上了一层压抑的色彩:人人都在拼命地生活着,可视线模糊、看不清生活的目标。
敏敏终于承受不了生活的重压,在一个相似的下午离家到山上去“住几天”,NJ在不远的车里默默地看着敏敏在僧人的帮助下把行李装进车子。敏敏走后,他回到家中坐在婆婆的床前,踟蹰地说:“以前敏敏在家时,什么都可以问她。现在连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说,“讲句实话,原本自己觉得很有把握的事看看好像少得可怜,现在每天睡觉起来都会觉得一点把握也没有,好像说好不容易睡着了怎么又把我弄醒呢,让我去面对那些烦恼,一次又一次。如果你是我,你会选择醒过来吗?”
后来婷婷在一个同样的晚上,也来到婆婆床前,有些凄凉地说道:“婆婆,为什么这个世界和我们想的都不一样呢,你现在醒过来,又看到它,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我现在,闭上眼睛,看到的世界,好美。”
老舍先生曾在他的散文中提到,老北京人是“安土重迁”的。其实何止是北京人,中国五千年来的农耕文明使得传统中国在“安土重迁”的情结中徘徊不前,甚至难以迈出创新的脚步。尤其是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更加明显地出现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令人无力承担。台湾新女性主义作家廖辉英在《今夜又微雨》一文中叹道,身处转型期社会之中的现代男女,“不仅自处艰困,相处也或明或暗,如此那般的危机,对红尘儿女而言,一切皆在不安定的转换与错乱之中纷扰,于是个别行为通常也有意料之外的非常情况表现,所以,现代男女必须饱受传统例行与现代专有的双重磨难与煎熬,无疑苦过从前那些世代的男男女女。”[4]
当变革和创新成为现代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人们的生存无疑更加艰难了。因为“害怕改变、害怕新的尝试”,我们在每天早上的梦中都不愿醒来,不愿面对生命的变革,于是不得不在生命的诞生与死亡中喃喃自语,在刚刚成长的生命中写到“我老了”,在清晨的睡梦中不断质问自己,“你会醒过来吗,面对生命中这么多的不可把握?”
四、结语
导演杨德昌在《一一》的前期宣传的访谈录中说:“常常有人会感觉到现代社会是非常疏离的,我最近领悟到这样的感觉是和农业社会比较而来的。过去的生活形态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单纯友善。我不断思考现代社会中是否可能发展出早期农业社会这种人际关系,然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地,都市可以是一个发展更好、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地方。都市只是需要有空间及时间去发展。”[5]所以他安排洋洋在影片的最后,对着婆婆的遗像用幼稚的话语揭示生活的真谛,阐释他对于生活的希望与执著:“婆婆,对不起,不是我不喜欢跟你讲话,只是我觉得我能跟你讲的你一定老早就知道了……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
明天,终究是要到来的,我们都要有睁开眼睛的勇气!
注释:
[1] 中国电影百年,(http://bbs.verycd.com/topics/209814/)。
[2] 马相武:《近期台湾文学思潮的变动》,选自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6年4月,第235页。
[3] 赵凝:《胭脂帝国·后记》,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页。
[4] 樊洛平:《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现象研究》,选自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6年7月,第200页。
[5] 《一一》(2):新浪文化·读书(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38000_56287.html),2009年3月26日。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