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肯尼亚总统选举令世人瞩目，全球的公民社会、政治圈子、经济领域都在关注着这一政治举动。是否能够从10年前—2007年狂热的选举暴力中走出来，展现肯尼亚社会重建与政治学习的韧性，这是世人的共同担忧所在。尽管一波三折，经历两次投票选举，以及最高法院两次裁决，历时4个月的肯尼亚总统选举总算平静落下帷幕。相较于以往，本次因为选举而产生的民众丧生事件虽没有杜绝，但已出现好转，紧张的选举氛围最终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族群对抗。而族群对抗及其产生的动荡，辅以政治精英为选举策略式地调色与擘划，就像在所有的非洲国家一样，是肯尼亚政治民主制挥之不去的阴影。

　　部族是非洲政治的背景，在殖民者到达非洲前，部族已经作为非洲社会的基本认同单位长期存在，它是理解非洲政治的关键概念。部族主义虽在学术上被称为“政治之癌”，但却在非洲民族独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以肯尼亚独立以来参与选举、当选的政治精英及其所施行的政策为主要关切对象，一幅政治精英及其部族因子影响肯尼亚政治经济社会全局的政治肖像会越发清晰。理解了这一穿梭在肯尼亚政治历程中的核心变量，也就找到了选举冲突频发的钥匙。未来，肯尼亚是否有希望摆脱民主的“魔咒”，平静地实现政治替换，极有必要追根溯源，系统回顾肯尼亚选举的历史、政治精英及其部族政治间的互动。
　　喬莫·肯雅塔时期：表面沉默的“政治之癌”
　　2017年肯尼亚总统大选选举中再度当选的乌胡鲁·肯雅塔是肯尼亚历史上第四任总统；包括前三任总统在内，肯尼亚从建国以来的数十次政治选举中，冲突与暴力时时出现。政见相左与利益纠葛的政治精英，及其政治化的表达是造成这些冲突的直接导火索，在其身后曾黯淡但却越发重要的部族因素是更深刻的政治现实。
　　开国元勋乔莫·肯雅塔是肯尼亚独立后第一任总统，1963年当选，直至1978年去世。肯雅塔曾被殖民政府关押近10年，是富有殉道者色彩、深孚众望的民族独立领袖。他在任的15年，肯尼亚总体政治稳定，被誉为“动荡沙漠中的绿洲”；甚至在1964年非洲大陆兴起兵变之风时，肯尼亚仅受到微小影响。肯雅塔执政期间采取一党化的政治制度，在军队实行英国式的“军官听从文官”的管理模式并促使军队基库尤化；资产阶级精英、旧殖民时期遗留官僚虽作为执政的同盟立场时有分裂，但在国家主义面前始终能保持一致；内阁、议会及文官系统在高压政策体系下成为顺从与驯化的政治工具，特别是议会作为反对意见辩驳俱乐部的存在，倒成为国家疏通愤恨情绪的安全阀。以上政治情势的存在，共同营造了当时的政治氛围，这是唯一一个部族势力看起来已趋式微的时期。
　　总体说来，乔莫·肯雅塔统治时期的肯尼亚政治虽然掩盖了“部族主义”作为政治分裂根源的倾向，但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支持其政治稳定的核心来自于以基库尤人占主导的排他性的部族分布。
　　莫伊总统时期：打开部族政治的“潘多拉盒子”
　　乔莫·肯雅塔去世后，按照宪法，副总统阿拉普·莫伊继任总统。为维护政治局势，莫伊以自己的部族卡伦津人为依靠，在地方与国家层面都实行了长期的去基库尤化政策。为保护卡伦津人在裂谷省的传统利益，莫伊提出了以暴力形式驱赶非卡伦津人的新马吉姆博主义（为保护小族体利益对抗大族体而实行“联邦制度”的一种意识形态）。莫伊政府排斥外族、反对多党制的行为，加上频频传出的政府官员卷入腐败的信息，遭到肯尼亚社会的激烈抵抗。1990年卢奥族政府官员、被誉为非洲最杰出外交家的罗伯特·奥柯被暗杀，成为促使莫伊政府由强势一党制政策向多党制转型的导火索。针对暗杀事件，民众自发组织并形成一波波抗议浪潮，最终迫使莫伊政府请来了英国伦敦的调查团；调查结果显示，奥柯被暗杀与莫伊的亲信的政治腐败脱不了关系。西方社会以此为压力，联合肯尼亚境内士气高涨、“要求实行多党制”的政治及宗教势力，通过中止对肯尼亚国际援助的方式，逼迫高度依赖外援的肯尼亚最终同意于次年实行多党制选举。
　　1992年是肯尼亚的政治分水岭，这一年举行了政治改革后第一次多党选举，也揭开了部族政治进一步作为政治工具的潘多拉盒子。1992年与1997年，依靠累积优势，莫伊两次赢得大选。宪法改革后只能任两期的莫伊于2002年达到他任职总统的最长年限，不得不在肯盟内推举新的人选。莫伊决定，由2001年空降肯尼亚政坛担任地方政府部长的肯尼亚首富乌胡鲁·肯雅塔担任政党候选人。这一任命遭到肯盟党内的强烈反对，总书记伊拉·奥廷加、副总裁齐贝吉等纷纷离职。这两者在2002年竞选中携各自政党结成全国彩虹同盟，战胜肯盟推选人，赢得大选。奥廷加与齐贝吉的组合是卢奥族与基库尤族为大选利益暂时妥协的松散联盟。胜选后，齐贝吉背弃了任命奥廷加为总理的承诺，始终虚置总理一职，并在奥廷加组织抗议活动后，借机免去了奥廷加政党的7名部长职务，齐贝吉与奥廷加正式决裂。这一政治伤痕埋下了2007年总统选举大动荡的隐患。
　　齐贝吉总统时期：总统选举诱发惨烈部族冲突
　　2007年，不甘被排除在政治主流之外的奥廷加第二次参选。经过调整，他提出了专门针对基库尤族的土地改革政见，深得少数族群人心；他号召少数部族团结起来，建立联合阵线，这张“大部族”牌在选举中赢得强烈回响。先行公布结果的议会选举显示，以奥廷加为首的橙色民主运动党在议会中获得104席，胜过齐贝吉的全国联盟党，成为议会多数政党。奥廷加及其支持者以为胜利在望，然而随后公布的总统选举结果却显示，齐贝吉以23万票的微弱优势赢得选举。奥廷加及其支持者愤怒地指责总统选举舞弊，拒不承认选举结果，并要求齐贝吉立即下台。齐贝吉则不顾奥廷加反对，迅速宣布就职，这一行为加剧了两位政治人物的针锋相对，肯尼亚多地开始发生持续骚乱，对大选不公的指责与愤慨演变成为基库尤族与卢奥族、卡伦津族三个部族的相互仇杀。这是肯尼亚选举史上最为严重的社会动荡。

　　2013年和2017年的两次总统选举，奥廷加仍坚持参选，这两场选举奥廷加最强的政敌是逐渐成长起来的政治少壮派乌胡鲁·肯雅塔。在国际社会密切地关注下，此次选举的冲突程度大幅降低，尽管对以50.3%的微弱优势赢下2013年大选的肯雅塔不满，奥廷加选择了通过上诉至最高法院的方式请求审核选举结果。三个星期后，最高法院宣布承认2013年选举结果，乌胡鲁·肯雅塔当选，选举平安度过。
　　以政治精英人物作为重要象征的肯尼亚选举史，其复杂超出想象。政治精英对待选举愤恨或急促的态度都在部族的支持者之间找到对应的、暴力的社会表达。有肯尼亚政治人物评论，部族政治是肯尼亚选择多党制需要付出的必然代价。然而，理性审视，以社会动荡与牺牲民众生命的方式呈现逐渐脱离文化属性且高度政治化的部族主义，可能为整个国家制造更深的政治伤痕。
　　肯尼亚建国以来的选举史，为2017年历时4个月的新的总统大选提供了学习机会，民众与国际社会普遍担忧的政治冲突没有演化到失去控制，不论是裁定选举无效的最高法院，还是政治人物从历史的动荡中汲取经验保持了克制的反对态势，肯尼亚的选举有了一些日渐改善的迹象。这也许会成为非洲走出逢选必乱政治宿命的重要参考，在多党制的制度限定中找到平顺部族特色与政治民主纠葛关系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