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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甫一出生，来到这个世界，就注定是要面对人生中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问题，就必定会需要别人的帮助与支持，否则他将势单力薄，孤苦伶仃，成不了事业。
同样，一个人的一生，免不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贵人”，而这些“贵人”的出现和存在，又使得我们的世界变得更温暖，让我们艰苦的人生不会孤单。
我的文学创作之路，虽说不上那么光鲜亮眼，但也不失一步步深刻的履迹，或多或少也写过一些让自己略感满意的文字，让自己的心灵获得些许安慰。当然，如果说我的创作还算得上是让自己感觉满意，让自己感到稍许安慰，那么我肯定也是遇到一些“贵人”，并且得到“贵人”热心提携帮助的。《广西文学》便是这些“贵人”中的一位。
1987年11月，我这个莽撞的文学青年，义无反顾地辞去县里的公务员职务，来到当时还是自收自支的《三月三》杂志，干一份普通编辑的活。初来乍到，面对全新的工作生活环境，我的眼前一片混沌，倍感压力。尽管之前我曾经在城市西郊的广西民族学院读过几年书，但是这座蒸蒸日上的首府的一切对我来说基本上还都是陌生的。
敢于离开县城闯到南宁，我凭什么做胆？当然是文学创作了。可是论我当时的文学创作水平，还只能算是一个初学者的层次。之前只在新东家《三月三》发表过两个中篇小说和一个短篇，在《民族文学》发过一个短篇，此外其余作品都是在《右江文艺》和《右江日报》上发表。我晓得，要想在杂志社当好一个编辑，除了加强文字水平、提高编辑素养，我必须还要在创作上不断进步，要有所突破。否则我就很难融入文坛，成不了一个合格的编辑，更对不起自己的初衷。
编辑工作之余，我又开始进入了新的创作期。每天除了上班睡觉和社交活动，其他时间都用来写小说。那时候电脑尚未普及，作家们的写作几乎都一律是用笔写在稿纸上，速度慢不说，写字也是要相对清晰工整，否则会影响刊物编辑们的观感。这种奋笔疾书式的写作，除了考验作者的文学创作水平外，还要考验作者的文字书写状态。好在此前我干过几年文字工作，因而写作的难度并不是太大，用了不太长的时间我就进入了状态，创作的中短篇作品也越来越多，每年能生产出四五个中短篇。
对于一个业余写作者来说，写出来的作品多了，就得想办法找地方发表出来，否则写得再多别人也看不到。然而，当时广西文学期刊数量也相当少，属于省级的有《广西文学》《三月三》《漓江》和《小草》，市级的有《红豆》《南方文学》《金田》《西江月》和《右江文艺》等。作为一个初闯文坛的后生，我当时的目标是先让作品逐一登上广西的文学期刊，而《广西文学》更是首选。
许多文学青年都以为，欲发表作品最便捷的通道，便是拜访编辑部，认识责任编辑。我既然写了这么些东西，自然是要拿出来发表的。况且我身在南宁，去一趟《广西文学》也不是什么难事。然而，当我做出了去拜访编辑部的决定时，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犹豫。主要是生怕作品达不到杂志的要求，让编辑老师当场退稿，伤了自尊心。不过在我误闯文坛之时，自己也已经想好了多种结果，心里也做好了多样的准备，这点小事应当不会成为我前进路上的羁绊。
当有一天我提着若干篇小说忐忑地走进《广西文学》编辑部时，我首先遇上了有一副太阳公公般脸庞的潘荣才老师。我之前参加过多次文学活动，和潘老师也算是熟识了。他有些为难地告诉我，他负责的版面近期已经安排满了，于是他把我引荐给了坐在另一间屋子的梁发源老师。和潘老师不同，梁老师是第一次谋面，他的表情相对比较严肃，话语也不太多。但当他知晓我是《三月三》陈雨帆老师的手下时，跟我说话的语气也变得松活多了。临别时，他让我把带来的稿子留下两个自己最满意的短篇，中篇以后再说。
从编辑部出来，我心里之前那种不安顿时烟消云散，还感觉到一阵暖意。想到自己的名字将有可能在《广西文学》上出现，我踩单车的双脚也渐渐变得轻快起来。许多业余作者都知道，文学创作之路人多路窄，作者与文学期刊的比率可以说是僧多粥少。因此，许多人可以时常在地市级刊物上露面，却很难在省级国家级杂志上发表一次。那个年代，你若是发了一个好作品便是很容易成了名，甚至还有可能改变命运。像我这等年轻业余作者们，能够在《广西文学》上与前辈们同台献艺，那是何等的美事。
大約一星期之后，我再一次忐忑地收到了来自《广西文学》编辑部的信件。打开一看，信封里竟是一篇退稿和梁老师的亲笔信，大意上说，稿子都可用，但只能留用《拐角》一篇，另一篇退还给我。看完信后我不禁一阵暗喜，当晚即叫了几个文友，提前庆祝起来。
作品得到编辑部老师的认可，意味着是对我的创作能力的肯定。《广西文学》在这个节点拉的这一把，让我对未来陡增了信心，也一时摆脱了生活方面的困扰，暗暗继续发力投入文学创作之中。没过多久我又攻克了天津的《小说家》，还有《上海文学》《漓江》《清明》和《当代》等刊物，为后来的文学创作之路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大约一年多后的一天，梁发源老师忽然打电话给我，说他看见我发在别的刊物上的两个中篇，写得不错，希望我能给他一个中篇，但要写得好看。不久，我的中篇小说《黑衣美男》如约在《广西文学》头条刊出。
与李竑老师的相识是因为常弼宇的引见。常弼宇当时是《影剧艺术》的编辑，进入文坛比较早，小说也写得好，他早已是编辑部的常客，和李老师私交甚笃。1988年秋天，广西电台的喜宏说，广西文坛太平静了，大家都甘于平庸，没几个作家能够走向全国，文学界应该好好讨论一下。于是我们一起找到了李竑老师，想听听他的意见。想不到没等喜宏和常弼宇说完，李老师拍桌子连说了两个好。他说全国的反思文学广西错过了，太可惜了，是应该好好讨论讨论，反思一下了。得到李竑老师的肯定之后，在喜宏的策划之下，常弼宇和杨长勋、黄神彪、韦家武和我，我们五个人每人撰写一篇评论文章，形成系列，我写的评论题目为《醒来吧，丘陵地》。不久，这个主题为“广西文坛88新反思”的系列文章，先是在广西电台逐一播出，后在1989年初的《广西文学》刊发。一时间，广西文坛似是静潭里投下了巨石，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涟漪。 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广西文学》真正在背后掌大勺的是一位叫李宝靖的老师。李老师为人低调谦和，慈眉善目，除了当杂志主编外还是广西作协副主席。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颁奖活动，终于得以第一次跟李老师谋面并进行了一番交谈。他首先肯定了我写作的路子，然后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搞文学的年轻人不能浮躁，要耐得住寂寞，要克服困难坚持到底。话语不多却让我很是受用。多年以后，我才知晓李老师毕业于名校武汉大学中文系，写过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出了近五十本少儿读物，可谓是深藏不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广西文学》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是卧虎藏龙，人才济济。除了上面提到的编辑老师之外，还有写诗的柯炽、杨克、黄堃，写散文的凌渡、严风华、冯艳冰、韦露，写小说的蒋锡元，多面手罗传洲、覃瑞强。尽管人员进进出出，但是依然保持着强大的阵容和影响力。
进入新世纪，接力棒从罗传洲班子传到覃瑞强班子，我与《广西文学》的联系更为紧密。既是实力作家又是热心编辑的吴小刚，精心挑选着每一篇小说和每一个进入“特约头条”的作家。他曾两次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说，黄老师今年给我一个头条小说吧。于是我便挖空心思绞尽苦脑汁编织故事，生怕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2016年和2018年，小刚交给我的两个头条作业都完成了。虽说作品没有多大反响，但若没有他在后面的鞭策，我这头老牛未必能够赶得出来。
一栏《重返故乡》把作家们又拉回了出发地，精神原乡的概念掀起了新的文學地理热。我那组《生在平用》的散文便应约发表在这个品牌栏目上。2011年仲秋，由《广西文学》编辑部精心组织的“重返故乡”广西作家采风团，千里迢迢来到我位于桂西北的家乡西林。编辑部同仁与东西、凡一平、黄伟林等三十多名作家记者走访平用，山村顿时沸腾了。村民们像是过上了欢乐节，穿着盛装与作家们对酒欢歌，燃起篝火跳舞。至今，当年的盛景仍然成为村民和作家们的美好记忆。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从相识到相知，便是好友。而从相知到相知恒久，便是挚友。我与《广西文学》，也是如此。
【黄佩华，壮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硕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大学驻校作家，文学创作一级。出版长篇小说《生生长流》《公务员》《杀牛坪》《河之上》《五月病》，小说集《南方女族》《远风俗》《逃匿》《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黄佩华卷》，散文集《生在平用》，长篇传记《瓦氏夫人》，民族文化丛书《壮族》《彝风异俗》，30集电视剧《美人窝》、20集电视剧《公务员》编剧。有作品被翻译成泰国、越南、俄罗斯和柬埔寨语。曾获第一届广西独秀文学奖，第二、第四、第五届壮族文学奖，第二、第三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花山奖，第四、第五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第四、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责任编辑 韦 露
同样，一个人的一生，免不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贵人”，而这些“贵人”的出现和存在，又使得我们的世界变得更温暖，让我们艰苦的人生不会孤单。
我的文学创作之路，虽说不上那么光鲜亮眼，但也不失一步步深刻的履迹，或多或少也写过一些让自己略感满意的文字，让自己的心灵获得些许安慰。当然，如果说我的创作还算得上是让自己感觉满意，让自己感到稍许安慰，那么我肯定也是遇到一些“贵人”，并且得到“贵人”热心提携帮助的。《广西文学》便是这些“贵人”中的一位。
1987年11月，我这个莽撞的文学青年，义无反顾地辞去县里的公务员职务，来到当时还是自收自支的《三月三》杂志，干一份普通编辑的活。初来乍到，面对全新的工作生活环境，我的眼前一片混沌，倍感压力。尽管之前我曾经在城市西郊的广西民族学院读过几年书，但是这座蒸蒸日上的首府的一切对我来说基本上还都是陌生的。
敢于离开县城闯到南宁，我凭什么做胆？当然是文学创作了。可是论我当时的文学创作水平，还只能算是一个初学者的层次。之前只在新东家《三月三》发表过两个中篇小说和一个短篇，在《民族文学》发过一个短篇，此外其余作品都是在《右江文艺》和《右江日报》上发表。我晓得，要想在杂志社当好一个编辑，除了加强文字水平、提高编辑素养，我必须还要在创作上不断进步，要有所突破。否则我就很难融入文坛，成不了一个合格的编辑，更对不起自己的初衷。
编辑工作之余，我又开始进入了新的创作期。每天除了上班睡觉和社交活动，其他时间都用来写小说。那时候电脑尚未普及，作家们的写作几乎都一律是用笔写在稿纸上，速度慢不说，写字也是要相对清晰工整，否则会影响刊物编辑们的观感。这种奋笔疾书式的写作，除了考验作者的文学创作水平外，还要考验作者的文字书写状态。好在此前我干过几年文字工作，因而写作的难度并不是太大，用了不太长的时间我就进入了状态，创作的中短篇作品也越来越多，每年能生产出四五个中短篇。
对于一个业余写作者来说，写出来的作品多了，就得想办法找地方发表出来，否则写得再多别人也看不到。然而，当时广西文学期刊数量也相当少，属于省级的有《广西文学》《三月三》《漓江》和《小草》，市级的有《红豆》《南方文学》《金田》《西江月》和《右江文艺》等。作为一个初闯文坛的后生，我当时的目标是先让作品逐一登上广西的文学期刊，而《广西文学》更是首选。
许多文学青年都以为，欲发表作品最便捷的通道，便是拜访编辑部，认识责任编辑。我既然写了这么些东西，自然是要拿出来发表的。况且我身在南宁，去一趟《广西文学》也不是什么难事。然而，当我做出了去拜访编辑部的决定时，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犹豫。主要是生怕作品达不到杂志的要求，让编辑老师当场退稿，伤了自尊心。不过在我误闯文坛之时，自己也已经想好了多种结果，心里也做好了多样的准备，这点小事应当不会成为我前进路上的羁绊。
当有一天我提着若干篇小说忐忑地走进《广西文学》编辑部时，我首先遇上了有一副太阳公公般脸庞的潘荣才老师。我之前参加过多次文学活动，和潘老师也算是熟识了。他有些为难地告诉我，他负责的版面近期已经安排满了，于是他把我引荐给了坐在另一间屋子的梁发源老师。和潘老师不同，梁老师是第一次谋面，他的表情相对比较严肃，话语也不太多。但当他知晓我是《三月三》陈雨帆老师的手下时，跟我说话的语气也变得松活多了。临别时，他让我把带来的稿子留下两个自己最满意的短篇，中篇以后再说。
从编辑部出来，我心里之前那种不安顿时烟消云散，还感觉到一阵暖意。想到自己的名字将有可能在《广西文学》上出现，我踩单车的双脚也渐渐变得轻快起来。许多业余作者都知道，文学创作之路人多路窄，作者与文学期刊的比率可以说是僧多粥少。因此，许多人可以时常在地市级刊物上露面，却很难在省级国家级杂志上发表一次。那个年代，你若是发了一个好作品便是很容易成了名，甚至还有可能改变命运。像我这等年轻业余作者们，能够在《广西文学》上与前辈们同台献艺，那是何等的美事。
大約一星期之后，我再一次忐忑地收到了来自《广西文学》编辑部的信件。打开一看，信封里竟是一篇退稿和梁老师的亲笔信，大意上说，稿子都可用，但只能留用《拐角》一篇，另一篇退还给我。看完信后我不禁一阵暗喜，当晚即叫了几个文友，提前庆祝起来。
作品得到编辑部老师的认可，意味着是对我的创作能力的肯定。《广西文学》在这个节点拉的这一把，让我对未来陡增了信心，也一时摆脱了生活方面的困扰，暗暗继续发力投入文学创作之中。没过多久我又攻克了天津的《小说家》，还有《上海文学》《漓江》《清明》和《当代》等刊物，为后来的文学创作之路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大约一年多后的一天，梁发源老师忽然打电话给我，说他看见我发在别的刊物上的两个中篇，写得不错，希望我能给他一个中篇，但要写得好看。不久，我的中篇小说《黑衣美男》如约在《广西文学》头条刊出。
与李竑老师的相识是因为常弼宇的引见。常弼宇当时是《影剧艺术》的编辑，进入文坛比较早，小说也写得好，他早已是编辑部的常客，和李老师私交甚笃。1988年秋天，广西电台的喜宏说，广西文坛太平静了，大家都甘于平庸，没几个作家能够走向全国，文学界应该好好讨论一下。于是我们一起找到了李竑老师，想听听他的意见。想不到没等喜宏和常弼宇说完，李老师拍桌子连说了两个好。他说全国的反思文学广西错过了，太可惜了，是应该好好讨论讨论，反思一下了。得到李竑老师的肯定之后，在喜宏的策划之下，常弼宇和杨长勋、黄神彪、韦家武和我，我们五个人每人撰写一篇评论文章，形成系列，我写的评论题目为《醒来吧，丘陵地》。不久，这个主题为“广西文坛88新反思”的系列文章，先是在广西电台逐一播出，后在1989年初的《广西文学》刊发。一时间，广西文坛似是静潭里投下了巨石，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涟漪。 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广西文学》真正在背后掌大勺的是一位叫李宝靖的老师。李老师为人低调谦和，慈眉善目，除了当杂志主编外还是广西作协副主席。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颁奖活动，终于得以第一次跟李老师谋面并进行了一番交谈。他首先肯定了我写作的路子，然后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搞文学的年轻人不能浮躁，要耐得住寂寞，要克服困难坚持到底。话语不多却让我很是受用。多年以后，我才知晓李老师毕业于名校武汉大学中文系，写过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出了近五十本少儿读物，可谓是深藏不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广西文学》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是卧虎藏龙，人才济济。除了上面提到的编辑老师之外，还有写诗的柯炽、杨克、黄堃，写散文的凌渡、严风华、冯艳冰、韦露，写小说的蒋锡元，多面手罗传洲、覃瑞强。尽管人员进进出出，但是依然保持着强大的阵容和影响力。
进入新世纪，接力棒从罗传洲班子传到覃瑞强班子，我与《广西文学》的联系更为紧密。既是实力作家又是热心编辑的吴小刚，精心挑选着每一篇小说和每一个进入“特约头条”的作家。他曾两次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说，黄老师今年给我一个头条小说吧。于是我便挖空心思绞尽苦脑汁编织故事，生怕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2016年和2018年，小刚交给我的两个头条作业都完成了。虽说作品没有多大反响，但若没有他在后面的鞭策，我这头老牛未必能够赶得出来。
一栏《重返故乡》把作家们又拉回了出发地，精神原乡的概念掀起了新的文學地理热。我那组《生在平用》的散文便应约发表在这个品牌栏目上。2011年仲秋，由《广西文学》编辑部精心组织的“重返故乡”广西作家采风团，千里迢迢来到我位于桂西北的家乡西林。编辑部同仁与东西、凡一平、黄伟林等三十多名作家记者走访平用，山村顿时沸腾了。村民们像是过上了欢乐节，穿着盛装与作家们对酒欢歌，燃起篝火跳舞。至今，当年的盛景仍然成为村民和作家们的美好记忆。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从相识到相知，便是好友。而从相知到相知恒久，便是挚友。我与《广西文学》，也是如此。
【黄佩华，壮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硕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大学驻校作家，文学创作一级。出版长篇小说《生生长流》《公务员》《杀牛坪》《河之上》《五月病》，小说集《南方女族》《远风俗》《逃匿》《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黄佩华卷》，散文集《生在平用》，长篇传记《瓦氏夫人》，民族文化丛书《壮族》《彝风异俗》，30集电视剧《美人窝》、20集电视剧《公务员》编剧。有作品被翻译成泰国、越南、俄罗斯和柬埔寨语。曾获第一届广西独秀文学奖，第二、第四、第五届壮族文学奖，第二、第三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花山奖，第四、第五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第四、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