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言绝句应在第几句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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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绝句仅有四句,最合理的结构当然是两句各为一个层次,于是第三句便顺理成章地起到转换作用。故前人论绝句章法,多关注第三句之转折,例如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云:“大抵绝句诗以第三句为主,须以实事寓意,则转换有力,旨趣深长。”元人杨载《诗法家数》则云:“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大抵起承二句固难,然不过平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为是,至如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试读唐人七绝名篇,确实常在第三句实现诗意转折,几成规律。然而诗歌的艺术生命在于创新,杰出的诗人不会固守一格,李白的《越中览古》便是一个特例:“越王句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后人评论此诗,多着眼于其诗意之转折在第四句:宋人谢枋得云:“前三句赋昔日豪华之盛,落句犹今日凄凉之景。”(《李太白诗醇》引)明人唐汝询云:“前三句,状昔之豪华。落句,写目前之寂寞。”(《唐诗解》)清人潘耒云:“上三句,何等喧热!下一句,何等悲感!”(《李太白詩醇》引)诸人几乎异口同声,当然是基于一目了然的文本,因为第四句开头的“只今”二字,就是一个明确的时间状语,表明将语境从古代转换到眼前。那么,这种不同寻常的结构到底有什么优点呢?
  越王句践是春秋五霸之一,句践灭吴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霸业,也是春秋后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胸怀大志的李白来到越国故都慷慨怀古时,当然首先会想到这件大事。此诗将卧薪尝胆等有趣的史实全部略去,集中笔墨描写句践破吴后凯旋回越的豪壮情景,堪称探骊得珠。首句简略地交代史实,次句写从征将士得胜归来,句践麾下有范蠡、文种等豪杰之士,他们跟随句践经历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艰苦历程,称为“义士”名实相符。“锦衣”二字也非闲笔,吴、越皆是重要的蚕桑之乡,越军伐吴得胜,将士们当然会衣锦还乡。第三句虽然于史无征,但也是意料中事。在吴越相争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那位著名美女西施便是个越国女子,说句践的宫中“宫女如花”并非夸张。总之,前三句描写句践破吴凯旋回越,选取衣锦的将士与美貌的宫女作为特写镜头,成功地渲染了鲜花着锦般的繁盛景象,这是诗人对历史的合理想象。然后第四句一笔兜转,推出眼前的实景:废墟荒台上只有鹧鸪乱飞。鹧鸪是一种野鸟,总是避人而居。既然只见鹧鸪乱飞,当然只剩荒烟蔓草而已。于是从历史上的繁荣热闹到当前的寂寞凄凉便在顷刻之间实现转换,浓重的沧桑之感油然而生。这是李白当时的真切感受,也是后代读者阅读此诗获得的真切感受。此诗的成功原因有二:一是描写盛衰二境皆用具体物象,此外不着一字。二是形容盛况连用三句,将繁荣热烈之景象推至极点,然后突然跌落,就像韩愈描写的高手奏琴:“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从而产生巨大的心理震撼。由此可见,将诗意转换的位置从第三句改到第四句,是此诗成功最重要的奥秘。
  艺术上的任何创新,一旦尝试成功,便会后继有人。明人敖英指出:“此与韩退之《游曲江寄白舍人》、元微之《刘阮天台》三诗,皆以落句转合,有抑扬,有开合,此格唐诗中亦不多得。”(《唐诗训解》引)先看韩诗《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清人王士禛评曰:“以末一句作转合,格高亦韵甚。”(《唐人万首绝句选评》)再看元稹《刘阮妻》:“芙蓉脂肉绿云鬟,罨画楼台青黛山。千树桃花万年药,不知何事忆人间?”明人周启琦评曰:“抑扬开合,全在尾句。”(《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二则评语都说得相当中肯,而敖英指出三首诗有同样的结构,也即指出李白诗对韩、元二人的影响,更是独具只眼。如果把眼光扩大到唐诗之外,则可注意宋人黄庭坚的《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五:“司马丞相昔登庸,诏用元老超群公。杨绾当朝天下喜,断碑零落卧秋风。”前三句写元祐初年司马光东山再起时朝野喜气洋洋之盛况,第四句突然转到新党卷土重来后司马光墓碑惨遭砸毁之凄凉景象,于结构而言,也与李白诗一脉相承。由此可见,任何成功的创新都不会成为永久沉寂的孤鸣,或早或晚,它总会后继有人,这正是一部诗歌史的内在脉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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