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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汪康年是维新时期著名改良派报刊活动家,一生办报近10种,其在办报实践中,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办报理念。在经历了诸多风雨之后,汪康年蜕变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他游走于政治家与实业家之间,时刻注意着两边的平衡。内部环境、外部刺激、社会变迁是汪康年人生定位改变之因。
【关键词】汪康年 《时务报》 政治家 报业家
一、走近汪康年
维新变法期间,一股国人办报潮流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后人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最先想到的常常会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孰不知,有位在早期报纸经营管理和业务改革方面卓有建树的报人,我们亦不应忘记,此人便是汪康年。“无论是思想史,还是政治文化史,都无法绕开汪康年;尤其是中国新闻史,如果离开了汪康年,诸多重要的段落和细节简直难以连接和说清。”〔1〕
由于遗下的史料文献稀少或分散,后人对汪康年知之甚少。现代人看汪康年,多采用预先设定好的模式(尽管这对一个历史人物来说是很不公平的),这就“使得汪康年在维新运动中的关键地位和独特作用不能得到合理的肯定,清末维新历史的全貌亦难以得到完整的再现。”〔2〕鉴于此,本文力求相对客观公正地还原属于那个年代的真实的汪康年,重温那段历史。
汪康年(公元1860——1911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穰卿,号毅伯,晚号恢伯,光绪进士。生于官宦世家,著名藏书家振绮堂汪宅后裔。曾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兼任自强书院编辑和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汪康年是维新时期著名改良派报刊活动家,一生办报近10种,其在办报实践中,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办报理念。
二、新闻理想,毕生的信念
汪康年在其短暂的52年生涯中,“竟有26个年头是在报馆中度过的”,〔3〕那么,又是什么使他对报业怀有如此大的热情呢?殷晏梅认为,“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上海报刊对战事的错误报道,刺激了汪康年办一份中国人自己报纸的决心。”〔4〕当时,大部分国内报刊都是洋人所办,国人自主所创报刊寥寥无几。其实,他也曾尝试过组党办学和组党,后来还是选择了“动口不动手”的新闻业,张育仁认为这是他“顽梗的自由主义秉性决定了他的悲剧选择”。〔5〕在笔者看来,创办报刊并非是他的悲剧选择,而是其内心一直追求的新闻理想驱使他这样做。
在对新闻理想的追寻过程中,难免磕磕碰碰。笔者认为,汪康年的一生中,至少经历了3个转折点。
1894年,曾屡屡失意于科场的汪康年入京补试,竟中三甲进士,然而他“却不愿做官,宁愿选择民间立场,千方百计敦促清政府变法维新”。〔6〕而当时,新闻业还被称作“璓民贱业”。
2年后的1896年,随着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在亲眼目睹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之后,汪康年更加坚定了变法信念,应康有为之邀,举家迁沪,支持强学会工作。同年8月9日,他与黄遵宪、梁启超合办《时务报》,但在办报初期,他就与梁启超在办报思想及管理方式上存在差异。到了后来,这种冲突上升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最终导致了汪梁的彻底决裂。后期的《时务报》已成为洋务派喉舌,不再为维新派卖命。对于汪康矛盾的起因,学界主要有三种说法:政见不同、学术差异和管理矛盾。〔7〕现今很多学者都将批评矛头直指汪康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他的误解和偏见。
《时务报》曾有过短暂的辉煌时期,其“大胆而新颖的言论使朝野大为震动,所译外报文章使读者大开眼界”。〔8〕作为《时务报》大股东的张之洞出头干预,“并通过其在《时务报》的代理人汪康年竭力排挤梁启超”。〔9〕许正林还指责汪康年在张之洞的指使下,“大权独揽,视梁启超为雇员,擅自修改梁启超的文章”。〔10〕丁淦林也毫不掩饰地写到,汪康年“在利益和感情上都受制于张之洞,对张惟命是从”。〔11〕1897年,梁出走,许正林、黄瑚等人解释是因为“受到排挤”,而马光仁则提出,这“说明办报不是黄遵宪、梁启超追求的惟一事业,对于汪康年来说则不同。汪是把办报馆当做自己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事业来做的”。〔12〕当然,梁启超或许真是受到汪康年的“排挤”而愤离《时务报》,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汪康年在此后创办新报时,并没有动用《时务报》原来的余资(下文将有提及)——一个真正怀揣新闻理想的报人,是不希望再和已经快要彻底“变味”的《时务报》有任何瓜葛的;汪康年要的是自己的新闻事业,而不是一个成天大发议论的维新派标榜的所谓的“党报”。
很快,康有为为夺回报权,欲让《时务报》改为官办。他以光绪帝为靠山,上书光绪,光绪也同意了《时务报》改由官办。
而汪康年为了使自己苦心经营的报纸继续发展下去,巧妙地将《时务报》改名为《昌言报》,躲过了一劫(尽管后来《昌言报》也最终难逃厄运,仅出10期即停刊)。此外,这位不愿妥协的报人重振旗鼓,还创办了《时务日报》(后易名《中外日报》),“以脱出康、梁间的矛盾,重新开创独立的新闻事业”。〔13〕值得一提的是,“为以示清白,汪再度办报时未动用《时务报》任何资产。”〔14〕
1910年,在经历了诸多风雨之后,汪康年已经完全蜕变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在京城创办了他办报生涯中最后一份报纸《刍言报》,该报“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供人研究为主,不以登载新闻为职责”;且“独资经营,不对外筹款,不招揽广告”。〔15〕
1911年11月14日,汪康年在天津病逝,《刍言报》随之停刊,“一代报人”的新闻事业就此画上了句号。
三、从政治家到报业家
汪康年在维新时期准备了两套改革方案:一种是自上而下,顺水推舟;另一种是自下而上,逆流而上。然而这两种方案均以失败告终,多年实践使其心灰意冷:《时务报》第65期,汪康年曾发表自撰文章《論将来必至之势》,力陈今后中国社会必将出现“良民受蹂躏”、“华人自相挤压”等民不聊生的17条“变状”。而在此之前,他还在这张报纸上尖锐地指出:“至今日而欲力反数千年之积弊,以求与西人相角,亦惟曰复公权,崇公理而已。”〔16〕此时的汪康年已明显表现出保守主义倾向,从主张民权的政治家很快步入保守主义者行列,精力也随之转向了报业——这是他剩下的最后一个精神家园。
汪康年留给后人最宝贵的恐怕是他有关报业的新理念。尽管有人指出他在报业管理上任人唯亲,〔17〕但其对报刊的版权,时效性、广告、版式设计、报纸的社会服务功能和读者互动等的认识却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时务日报》章程里明确规定,“事贵集思广益,倘有挂漏未妥之处,尚幸诸贤匡其不逮;如有崇论伟议见示者,本馆亦为采登”,〔18〕其将文章置于读者监督之下的做法,在当今仍有现实意义。
张之洞是汪康年报业的主要资助人,有关资助的原因,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是方汉奇主张的“为了日后便于通过该报总理汪康年,控制并夺取《时务报》”。〔19〕我们暂且同意这样的判断,那么,基于这个前提就很容易得出推论:在关键问题上汪康年不得不向朝廷低头(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理所当然地代表了清廷)。此时的他游走于政治家与实业家之间,就像手中捧着个天平一样,得时刻注意着两边的平衡。由此看来,很多学者认为汪康年受制于张之洞,也在情理之中了。对于《时务报》之争的结果,程丽红认为,汪康年“通过服务党派报刊获得相当资历后,自立门户,从政治家转变为报业家”。〔20〕此外,汪康年主要负责的是报馆的日常经营,受工作分工性质影响,其对政治渐渐疏远。
至于汪康年人生定位改变之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分析中找到答案:⑴内部环境。汪康年很早就到张之洞幕府任职,张之洞对其的影响既有直接性的,又有潜移默化式的。尤其在资金困难时期,汪康年迫于无奈,依附张之洞等人,无形中给自己套上了枷锁。⑵外部刺激。汪康二人争夺《时务报》报权之时,正值“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在与朝廷正面交锋中,显得软弱无力,加之张之洞此时也插手干预,汪康年逐渐对维新派有了新的认识,开始脱离维新派,专心经营报纸。⑶社会变迁。“态度的改变通常是社会影响的结果。”〔21〕维新变法失败,慈禧囚禁光绪,《辛丑条约》签订,如此之变,都给汪康年态度转变添加了催化剂。■
参考文献
〔1〕〔3〕〔5〕〔6〕〔13〕分别转引自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40、135、145、138、139页
〔2〕〔7〕张荣华,《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
〔4〕殷晏梅,《晚清民间新式报人——汪康年》,《军事记者》,2003年第01期
〔8〕黄瑚,李新丽:《简明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54页
〔9〕〔10〕许正林:《中国新闻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87页
〔11〕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96页
〔12〕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170、177页
〔14〕〔20〕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217、216页
〔15〕转引自中华传媒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1602),罗俊峰:《汪康年办报生涯初探》
〔16〕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83页
〔17〕胡太春:《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30页
〔1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第123页
〔19〕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565页
〔21〕[美]Elliot Aronson,Timothy D.Wilsom,Robin M.Akert著,侯玉波等译:《社会心理学》(英文版第5版,中文版第2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第175页
(作者: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汪康年 《时务报》 政治家 报业家
一、走近汪康年
维新变法期间,一股国人办报潮流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后人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最先想到的常常会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孰不知,有位在早期报纸经营管理和业务改革方面卓有建树的报人,我们亦不应忘记,此人便是汪康年。“无论是思想史,还是政治文化史,都无法绕开汪康年;尤其是中国新闻史,如果离开了汪康年,诸多重要的段落和细节简直难以连接和说清。”〔1〕
由于遗下的史料文献稀少或分散,后人对汪康年知之甚少。现代人看汪康年,多采用预先设定好的模式(尽管这对一个历史人物来说是很不公平的),这就“使得汪康年在维新运动中的关键地位和独特作用不能得到合理的肯定,清末维新历史的全貌亦难以得到完整的再现。”〔2〕鉴于此,本文力求相对客观公正地还原属于那个年代的真实的汪康年,重温那段历史。
汪康年(公元1860——1911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穰卿,号毅伯,晚号恢伯,光绪进士。生于官宦世家,著名藏书家振绮堂汪宅后裔。曾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兼任自强书院编辑和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汪康年是维新时期著名改良派报刊活动家,一生办报近10种,其在办报实践中,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办报理念。
二、新闻理想,毕生的信念
汪康年在其短暂的52年生涯中,“竟有26个年头是在报馆中度过的”,〔3〕那么,又是什么使他对报业怀有如此大的热情呢?殷晏梅认为,“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上海报刊对战事的错误报道,刺激了汪康年办一份中国人自己报纸的决心。”〔4〕当时,大部分国内报刊都是洋人所办,国人自主所创报刊寥寥无几。其实,他也曾尝试过组党办学和组党,后来还是选择了“动口不动手”的新闻业,张育仁认为这是他“顽梗的自由主义秉性决定了他的悲剧选择”。〔5〕在笔者看来,创办报刊并非是他的悲剧选择,而是其内心一直追求的新闻理想驱使他这样做。
在对新闻理想的追寻过程中,难免磕磕碰碰。笔者认为,汪康年的一生中,至少经历了3个转折点。
1894年,曾屡屡失意于科场的汪康年入京补试,竟中三甲进士,然而他“却不愿做官,宁愿选择民间立场,千方百计敦促清政府变法维新”。〔6〕而当时,新闻业还被称作“璓民贱业”。
2年后的1896年,随着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在亲眼目睹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之后,汪康年更加坚定了变法信念,应康有为之邀,举家迁沪,支持强学会工作。同年8月9日,他与黄遵宪、梁启超合办《时务报》,但在办报初期,他就与梁启超在办报思想及管理方式上存在差异。到了后来,这种冲突上升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最终导致了汪梁的彻底决裂。后期的《时务报》已成为洋务派喉舌,不再为维新派卖命。对于汪康矛盾的起因,学界主要有三种说法:政见不同、学术差异和管理矛盾。〔7〕现今很多学者都将批评矛头直指汪康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他的误解和偏见。
《时务报》曾有过短暂的辉煌时期,其“大胆而新颖的言论使朝野大为震动,所译外报文章使读者大开眼界”。〔8〕作为《时务报》大股东的张之洞出头干预,“并通过其在《时务报》的代理人汪康年竭力排挤梁启超”。〔9〕许正林还指责汪康年在张之洞的指使下,“大权独揽,视梁启超为雇员,擅自修改梁启超的文章”。〔10〕丁淦林也毫不掩饰地写到,汪康年“在利益和感情上都受制于张之洞,对张惟命是从”。〔11〕1897年,梁出走,许正林、黄瑚等人解释是因为“受到排挤”,而马光仁则提出,这“说明办报不是黄遵宪、梁启超追求的惟一事业,对于汪康年来说则不同。汪是把办报馆当做自己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事业来做的”。〔12〕当然,梁启超或许真是受到汪康年的“排挤”而愤离《时务报》,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汪康年在此后创办新报时,并没有动用《时务报》原来的余资(下文将有提及)——一个真正怀揣新闻理想的报人,是不希望再和已经快要彻底“变味”的《时务报》有任何瓜葛的;汪康年要的是自己的新闻事业,而不是一个成天大发议论的维新派标榜的所谓的“党报”。
很快,康有为为夺回报权,欲让《时务报》改为官办。他以光绪帝为靠山,上书光绪,光绪也同意了《时务报》改由官办。
而汪康年为了使自己苦心经营的报纸继续发展下去,巧妙地将《时务报》改名为《昌言报》,躲过了一劫(尽管后来《昌言报》也最终难逃厄运,仅出10期即停刊)。此外,这位不愿妥协的报人重振旗鼓,还创办了《时务日报》(后易名《中外日报》),“以脱出康、梁间的矛盾,重新开创独立的新闻事业”。〔13〕值得一提的是,“为以示清白,汪再度办报时未动用《时务报》任何资产。”〔14〕
1910年,在经历了诸多风雨之后,汪康年已经完全蜕变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在京城创办了他办报生涯中最后一份报纸《刍言报》,该报“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供人研究为主,不以登载新闻为职责”;且“独资经营,不对外筹款,不招揽广告”。〔15〕
1911年11月14日,汪康年在天津病逝,《刍言报》随之停刊,“一代报人”的新闻事业就此画上了句号。
三、从政治家到报业家
汪康年在维新时期准备了两套改革方案:一种是自上而下,顺水推舟;另一种是自下而上,逆流而上。然而这两种方案均以失败告终,多年实践使其心灰意冷:《时务报》第65期,汪康年曾发表自撰文章《論将来必至之势》,力陈今后中国社会必将出现“良民受蹂躏”、“华人自相挤压”等民不聊生的17条“变状”。而在此之前,他还在这张报纸上尖锐地指出:“至今日而欲力反数千年之积弊,以求与西人相角,亦惟曰复公权,崇公理而已。”〔16〕此时的汪康年已明显表现出保守主义倾向,从主张民权的政治家很快步入保守主义者行列,精力也随之转向了报业——这是他剩下的最后一个精神家园。
汪康年留给后人最宝贵的恐怕是他有关报业的新理念。尽管有人指出他在报业管理上任人唯亲,〔17〕但其对报刊的版权,时效性、广告、版式设计、报纸的社会服务功能和读者互动等的认识却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时务日报》章程里明确规定,“事贵集思广益,倘有挂漏未妥之处,尚幸诸贤匡其不逮;如有崇论伟议见示者,本馆亦为采登”,〔18〕其将文章置于读者监督之下的做法,在当今仍有现实意义。
张之洞是汪康年报业的主要资助人,有关资助的原因,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是方汉奇主张的“为了日后便于通过该报总理汪康年,控制并夺取《时务报》”。〔19〕我们暂且同意这样的判断,那么,基于这个前提就很容易得出推论:在关键问题上汪康年不得不向朝廷低头(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理所当然地代表了清廷)。此时的他游走于政治家与实业家之间,就像手中捧着个天平一样,得时刻注意着两边的平衡。由此看来,很多学者认为汪康年受制于张之洞,也在情理之中了。对于《时务报》之争的结果,程丽红认为,汪康年“通过服务党派报刊获得相当资历后,自立门户,从政治家转变为报业家”。〔20〕此外,汪康年主要负责的是报馆的日常经营,受工作分工性质影响,其对政治渐渐疏远。
至于汪康年人生定位改变之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分析中找到答案:⑴内部环境。汪康年很早就到张之洞幕府任职,张之洞对其的影响既有直接性的,又有潜移默化式的。尤其在资金困难时期,汪康年迫于无奈,依附张之洞等人,无形中给自己套上了枷锁。⑵外部刺激。汪康二人争夺《时务报》报权之时,正值“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在与朝廷正面交锋中,显得软弱无力,加之张之洞此时也插手干预,汪康年逐渐对维新派有了新的认识,开始脱离维新派,专心经营报纸。⑶社会变迁。“态度的改变通常是社会影响的结果。”〔21〕维新变法失败,慈禧囚禁光绪,《辛丑条约》签订,如此之变,都给汪康年态度转变添加了催化剂。■
参考文献
〔1〕〔3〕〔5〕〔6〕〔13〕分别转引自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40、135、145、138、139页
〔2〕〔7〕张荣华,《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
〔4〕殷晏梅,《晚清民间新式报人——汪康年》,《军事记者》,2003年第01期
〔8〕黄瑚,李新丽:《简明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54页
〔9〕〔10〕许正林:《中国新闻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87页
〔11〕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96页
〔12〕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170、177页
〔14〕〔20〕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217、216页
〔15〕转引自中华传媒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1602),罗俊峰:《汪康年办报生涯初探》
〔16〕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83页
〔17〕胡太春:《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30页
〔1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第123页
〔19〕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565页
〔21〕[美]Elliot Aronson,Timothy D.Wilsom,Robin M.Akert著,侯玉波等译:《社会心理学》(英文版第5版,中文版第2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第175页
(作者: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