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春天，我曾给主修商业的大学生开过一门名叫《叛变与创业》的课程。我们在课堂上研究的第一个案例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不论是依照现在的标准，还是当时的某些标准来看，哥伦布都绝不是完美的圣人。他很可能只是一个一心追求财富的人。他的目标是当上总督，管理新的领土，而且他聚敛个人财富的程度也远超其他航海家。第一次出航，他就诱惑和绑架当地人，使他们成了奴隶。这种可耻的行径只有在纯粹追求殖民扩张的情况下才说得通。当然，他的这些殖民活动后来更是变本加厉。即使是哥伦布本人，在1504年（他过世前两年）写给儿子的信中，也对这些暴行表示了哀痛。
　　他是个外来者。就算是在大航海时代，国家和文化的界线还不像现在这么清晰，哥伦布也仍然算是一个外来的移民。身为领导人，哥伦布这个外国人的举止颇有些新奇之处，仿佛代表着他拥有特殊的知识或是先进的技术。他会用意大利文记下重要的笔记，并且用精密的意大利或葡萄牙度量单位来记录距离和重量；他讲话带着浓浓的外国腔调；他能从周围的环境中看出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这些细节是身处那种文化里的人看不出来的。
　　虽然这种领导力能改变许多事情，但还是有限制。哥伦布与船员之间的往来并不见得全部出于真心。虽然西班牙国王给了他权力和地位，但船员们不见得信任他，他们仰慕他，但与他的价值观不同。当冒险航程碰上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的失败时，原本隐匿的信任危机就变得明显可见。这种时候就有可能发生叛乱。
　　他是个世界级的专家。哥伦布为了成为航海探险的领导人，付出的时间和心力远超一般人。那时，葡萄牙势力已经航行超过赤道，开始固定探索非洲海岸。当时的航程必须先向西航行很长一段距离，在看不到陆地的情况下绕过众人闻之色变的博哈多尔角。先前有人尝试绕过这里，在失败了数百次之后才获得成功，那是在哥伦布出航之前的数十年。哥伦布参与这种无畏的葡萄牙冒险航行多年，直到1486年为止。10多年的葡萄牙航海经验让他成为世界级的航海专家，也让他个人的抱负更为壮大。
　　他对一切极度乐观。在海上的时候，哥伦布会把身边看到的任何东西（海草、风向改变、海鸟、鲸鱼、洋流）都解释成他们“必然成功”的迹象。他也会用错误的航海日志减轻其他船员对于他们究竟已航行了多远的疑虑。当旗舰圣玛莉亚号在新世界海岸搁浅的时候，他立刻宣布，这起船难是出于上帝的眷顾，是为了让他们不用烦恼该把谁留下来。这种坚定的乐观主义也同样适用于现在的创业者。在达到目标之前，哥伦布的话可能听来过于天真，而且如果他探险失败，这些话就会看起来十分愚蠢。然而，正因为他最后成功了，他也就成了英雄。
　　他在政治上十分灵活。或许因为哥伦布拥有身处不同文化及地区的经验（当时里斯本简直可以说是“大航海时代的硅谷”），所以他能够与各种不同的人愉快地交往，而且通过高明的操作手法达到自己的目标。比如，在一次返回西班牙的途中，哥伦布几乎被亚速尔群岛的葡萄牙人逮捕，但结果他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幸免于难。而此前他的航海计划听起来像是一味地蛮干而且不顾及船员的感受，却仍然拿到了皇家敕令，宣布只要有犯人愿意加入，他们的犯罪记录可以一笔勾销。这一举动令某些正式船员感到不满，但罪犯补足了他所需要的人数，而且他和这两拨人相处得都很顺利。此外，他和西班牙王室沟通得也格外顺畅有效。由此可见其政治手法之高明。
　　他不怕对立。就像现在的创业者一样，哥伦布也深有遭嫉遭恨的感受。他的敌人可不少，比如罗德里格兹·德·丰塞卡，这位握有大权的王室牧师虽然奉命支持哥伦布，却一心想打倒他。而平塔号的船长马丁·平宗，就从来没尊敬过哥伦布，在航行中曾把哥伦布抛下不管，甚至最后还想早一步回国，抢下发现新世界的功劳。历史给现代领导人上的一课在于，哥伦布从来不会直接理会嫉妒这种小事，如果是船员表现不佳，他绝对会追究到底，但面对其他人恶意的嫉妒，他却能报以成熟圆滑的态度，觉得不值得和那些人一般见识。
　　后世对哥伦布的领导风格有褒有贬。但是，像1492年发现新大陸这种重大成就，不论在哪个时代都需要有非凡的领导才能。这样的领导力值得我们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值得我们效仿。
　　（摘自《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