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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探索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促使人们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景坚定了中国人放弃资本主义的决心，近代中国的三次探索蕴含了社会主义的内在导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现实指引。这次选择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还为当代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渊源。
【关 键 词】历史 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
1840年的鸦片战争击碎了中国人继续沿着封建社会轨迹苟延残喘的梦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中国陷入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痛苦深渊。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的先进分子必然追求新的理论，探求新的道路。在经历了80年艰难探索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探索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促使人们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旧的严酷的封建压迫以外，更遭受了新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中国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这一切深深地刺痛着每个爱国者的心，驱使他们苦苦追寻拯救国家的道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一种方案是在继续维护封建主义旧秩序基础上的局部调整，另一种方案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一种方案主要体现于洋务运动。外国的频繁入侵、中国的节节败退、一个个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都表明原有的封建正统思想已经不可能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武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向西方学习，发起了洋务运动。但他们学到的只是外在的技术，而不是内在的治国方略，目的是挽救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非建立新制度。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这个方案的破产。
第二种方案有了新的指向，那就是追求资本主义。林则徐编纂《四州志》，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太平天国将领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雇用劳动制的生产关系；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经济领域推进到政治领域，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则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曾在日本留学相当熟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宋教仁在被刺前一个月，还兴高采烈的发表演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的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1]但是，在西方取得过一些成效的政治制度，被移植到中国社会这块土壤后，却全然变了样，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议会里只有一批政客在吵吵嚷嚷。最后，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复辟帝制。
随着袁世凯皇帝梦的破灭，中国战乱频发，民不聊生，脆弱的西方式民主荡然无存。中国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步步地陷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景坚定了中国人放弃资本主义的决心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了极度苦闷和彷徨之中。中国真的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震惊了整个世界。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方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引起了人们对西方文明价值、前途的怀疑。李大钊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2]。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资本主义危机也强烈地震撼了正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思想界。据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所言，他到了欧洲之后，没有看到一点点西方文明的好处，所看到的完全是一副文明的破落图，拜访了西方很多的著名的人士，但这些人士没有给他一点点西方文化有希望的信息。他说：“社会革命，恐怕是20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3]梁启超素以政治态度温和而又富于敏感著称，他的言论自然会在国内引起不小的反响。
周恩来和蔡和森到欧洲去勤工俭学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危机。政治上表现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经济上表现为经济体制日见衰退紊乱，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则是怀古主义、悲观主义盛行。对资本主义的怀疑推动人们去探索新的途径，为日后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条件。
三、近代中国的三次探索蕴含了社会主义的内在导向
古代中国就有大同和均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近代形成了三种具有中国特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它们都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内在导向，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准备了丰厚土壤。
一是洪秀全为代表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空想社会主义方案，主要反映在《天朝天亩制度》中。这个纲领集中体现了中国农民所要求的平等、平均、通天下皆一式的观念。太平天国革命纲领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农民阶级以战斗的姿态把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提了出来，并朦胧地触到了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前景。
二是康有为的大同空想社会主义。康有为的《大同书》里所描写的未来社会是平等、大同的世界，去了“九界”，主张男女平等。他认为只有清除了这些界限，人类才能进入完全平等的社会。《大同书》是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关于理想的论述超出了小生产的狭隘眼界，主张在现代化生产的基础上建立人人平等、美好自由的新社会，这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已初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理想的美好社会。
三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生空想社会主义。他所追求的是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体制，但又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狀况，所以他在追求资产阶级共和体制的同时，又想到必须用社会革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集中体现在他的民生主义中。他提出的民生主义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最高成就，把理想社会的实现和现实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它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提出来的。 四、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现实指引
正当中国人陷入迷惘之际，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立刻吸引了中国人的目光，他们开始放弃资本主义，转而追求社会主义。李大钊马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应该说，俄国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欧洲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亚洲国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马克思主义通过社会主义俄国广泛地传入中国。
社会主义俄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截然不同的态度更坚定了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决心。俄国接连发表了几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本是战胜国的中国当做战败国对待，这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还打破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所报有的幻想。两相对比，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走俄国人的路是中国人唯一的选择。
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尽管当时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不是很深入，但他们却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学说进行过全面的研究，并且获得了基本正确的理解。他们认为，“相信一种主义，不应该空空洞洞的盲从，必定要知道他的精髓所在。”[4]1919到1922年，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发表了《马克思学说》，这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他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斗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更可贵的是，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强调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且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也相继传入中国，其中较突出的有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发展起来后，有的就开始了实践。比如：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一些进步青年建立了许多工读互助团，他们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实践“共产的生活”。但是，工读互助团不到半年就失败了，这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深刻的反省和理性的思考，他们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学习研究，他们感悟到要救国就要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实行彻底的改造；国家的最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只有政权被无产阶级所掌握，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取得胜利。
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还发生了科学社会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激烈论战。论战的焦点主要是：中国是否需要革命；中国革命是否需要马克思主義的指导；中国到底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到底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是建立社会改良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党。经过论战，中国的思想界辨识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加深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随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流派逐渐走向破产和没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
参考文献：
[1]宋教仁集（下册）[M].中华书局，1981：456.
[2]李大钊文集（上）[M].人民出版社，1984：565.
[3]梁启超选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723.
[4]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J].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5月1日.
【关 键 词】历史 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
1840年的鸦片战争击碎了中国人继续沿着封建社会轨迹苟延残喘的梦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中国陷入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痛苦深渊。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的先进分子必然追求新的理论，探求新的道路。在经历了80年艰难探索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探索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促使人们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旧的严酷的封建压迫以外，更遭受了新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中国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这一切深深地刺痛着每个爱国者的心，驱使他们苦苦追寻拯救国家的道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一种方案是在继续维护封建主义旧秩序基础上的局部调整，另一种方案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一种方案主要体现于洋务运动。外国的频繁入侵、中国的节节败退、一个个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都表明原有的封建正统思想已经不可能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武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向西方学习，发起了洋务运动。但他们学到的只是外在的技术，而不是内在的治国方略，目的是挽救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非建立新制度。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这个方案的破产。
第二种方案有了新的指向，那就是追求资本主义。林则徐编纂《四州志》，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太平天国将领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雇用劳动制的生产关系；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经济领域推进到政治领域，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则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曾在日本留学相当熟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宋教仁在被刺前一个月，还兴高采烈的发表演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的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1]但是，在西方取得过一些成效的政治制度，被移植到中国社会这块土壤后，却全然变了样，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议会里只有一批政客在吵吵嚷嚷。最后，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复辟帝制。
随着袁世凯皇帝梦的破灭，中国战乱频发，民不聊生，脆弱的西方式民主荡然无存。中国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步步地陷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景坚定了中国人放弃资本主义的决心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了极度苦闷和彷徨之中。中国真的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震惊了整个世界。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方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引起了人们对西方文明价值、前途的怀疑。李大钊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2]。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资本主义危机也强烈地震撼了正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思想界。据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所言，他到了欧洲之后，没有看到一点点西方文明的好处，所看到的完全是一副文明的破落图，拜访了西方很多的著名的人士，但这些人士没有给他一点点西方文化有希望的信息。他说：“社会革命，恐怕是20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3]梁启超素以政治态度温和而又富于敏感著称，他的言论自然会在国内引起不小的反响。
周恩来和蔡和森到欧洲去勤工俭学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危机。政治上表现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经济上表现为经济体制日见衰退紊乱，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则是怀古主义、悲观主义盛行。对资本主义的怀疑推动人们去探索新的途径，为日后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条件。
三、近代中国的三次探索蕴含了社会主义的内在导向
古代中国就有大同和均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近代形成了三种具有中国特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它们都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内在导向，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准备了丰厚土壤。
一是洪秀全为代表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空想社会主义方案，主要反映在《天朝天亩制度》中。这个纲领集中体现了中国农民所要求的平等、平均、通天下皆一式的观念。太平天国革命纲领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农民阶级以战斗的姿态把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提了出来，并朦胧地触到了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前景。
二是康有为的大同空想社会主义。康有为的《大同书》里所描写的未来社会是平等、大同的世界，去了“九界”，主张男女平等。他认为只有清除了这些界限，人类才能进入完全平等的社会。《大同书》是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关于理想的论述超出了小生产的狭隘眼界，主张在现代化生产的基础上建立人人平等、美好自由的新社会，这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已初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理想的美好社会。
三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生空想社会主义。他所追求的是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体制，但又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狀况，所以他在追求资产阶级共和体制的同时，又想到必须用社会革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集中体现在他的民生主义中。他提出的民生主义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最高成就，把理想社会的实现和现实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它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提出来的。 四、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现实指引
正当中国人陷入迷惘之际，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立刻吸引了中国人的目光，他们开始放弃资本主义，转而追求社会主义。李大钊马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应该说，俄国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欧洲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亚洲国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马克思主义通过社会主义俄国广泛地传入中国。
社会主义俄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截然不同的态度更坚定了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决心。俄国接连发表了几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本是战胜国的中国当做战败国对待，这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还打破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所报有的幻想。两相对比，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走俄国人的路是中国人唯一的选择。
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尽管当时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不是很深入，但他们却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学说进行过全面的研究，并且获得了基本正确的理解。他们认为，“相信一种主义，不应该空空洞洞的盲从，必定要知道他的精髓所在。”[4]1919到1922年，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发表了《马克思学说》，这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他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斗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更可贵的是，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强调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且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也相继传入中国，其中较突出的有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发展起来后，有的就开始了实践。比如：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一些进步青年建立了许多工读互助团，他们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实践“共产的生活”。但是，工读互助团不到半年就失败了，这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深刻的反省和理性的思考，他们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学习研究，他们感悟到要救国就要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实行彻底的改造；国家的最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只有政权被无产阶级所掌握，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取得胜利。
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还发生了科学社会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激烈论战。论战的焦点主要是：中国是否需要革命；中国革命是否需要马克思主義的指导；中国到底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到底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是建立社会改良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党。经过论战，中国的思想界辨识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加深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随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流派逐渐走向破产和没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
参考文献：
[1]宋教仁集（下册）[M].中华书局，1981：456.
[2]李大钊文集（上）[M].人民出版社，1984：565.
[3]梁启超选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723.
[4]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J].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