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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云党建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为理论依据，以中共革命战争和执政实践为现实基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形成了体系完整的党建思想。陈云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党风建设方面、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的工作为推进马克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关键词】陈云 党建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云（1905年～1995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在其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自始至终高度关注党建工作，紧密结合我国具体实际，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党建工作思路。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等著作均对党建工作进行了思考分析，积极探索党建工作的规律，为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党建工作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陈云党建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为理论依据
陈云的党建思想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其现实基础是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党建工作，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和政党自身建设在革命事业中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促进了党的建设，而党的建设实践反过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无产阶级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还积极投入到具体的工人运动实践过程中，并创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动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党建思想和观点主张，这些党建思想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展党的活动的行动指南，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向世界各国的延伸。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俄国的具体社会经济状况紧密结合起来，创建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建党理论，在列宁建党理论的指导下，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列宁建党理论也成为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革命战争的重要指南。
1921年，中国共产党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而诞生，中国共产党人对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实际结合起来，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思想。陈云于1925年开始在上海接触了马列主义著作，在延安时期认真研读了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并发表《党的支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章，阐述了其党建思想，并不断以马列主义方法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在任何艰难困苦下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陈云以过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与邓小平等我国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一起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的拨乱反正，也在此过程中丰富发展了陈云的党建思想。
陈云党建思想是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党建学说是陈云党建思想的理论基础，陈云党建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具有扎实的现实依据，实现了马克主义党建学说的中国化。
陈云党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四个阶段
陈云个人的生活经历、成长经历、党建实践活动和其党建思想的形成发展具有密切联系。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陈云14岁时就投身到爱国运动的热潮当中，20岁时参加了革命斗争并加入中共，22岁时先后担任江苏省多个县区域的党的负责人，25岁就开始进入到中共中央领导层，先后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党代表，32岁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我党不同岗位的历练，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党建经验，使陈云党建思想具有扎实的社会现实基础，使马克思党建学说和中共党建工作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陈云通过其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的锤炼，在重大事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多次创造性地组织领导了党内的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等工作，以毕生的聪明才智奉献给中共革命和党的建设事业，形成了丰富而富有特色的党建思想。陈云党建思想的形成大体上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27年到1937年之间），是陈云党建思想的萌芽阶段。1926年，陈云在地下刊物《职工》发表题为《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的文章，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卅运动失败的因素进行了深刻地分析，并提出了“农民是民族运动中的唯一大主力”的论断，对农民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准确的论述，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芒。在大革命失败之后面对十分恶劣的国内政治环境，陈云不断发动农民起义，在农村建立中共的基层组织，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党建智慧开展火热的革命斗争。在那时国内政治环境极其险恶的条件下，陈云对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积极深入地思考，提出了“党的领导方法和党的群众工作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的观点，标志着陈云党建思想的萌芽。
第二个阶段（1937年到建国前），是陈云党建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在延安时期，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直接负责党建工作和干部队伍工作。1938年，陈云发表《论干部政策》的演讲，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结合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对党支部建设做出了部署安排，提出“要把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列入地方党部的经常议事日程”的主张。1939年，陈云发表《党的支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表明陈云党支部的建设思想已经趋于成型，对党员的思想建设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延安整风时期，陈云发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对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之后，陈云还提出了“党内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主张。此阶段，陈云提出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和政治建设等方面的内容，陈云的党建思想基本成型。
第三个阶段（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陈云党建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负责我国财经工作，从执政党的高度提出了对经济工作进行领导的方法和艺术，对党的领导体制、党的思想建设、党内生活、政党国际关系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丰富了党建理论。“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江西的陈云面对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气候，在其忧心新中国前途命运之际重读《资本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汲取继续革命的力量，继续丰富和深化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粉碎“四人帮”后，陈云率先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并以中央委员身份郑重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工作，为破除“两个凡是”和实现当时我国政治安定团结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四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到其逝世的1995年），是陈云党建思想的完善和成熟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以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在我党的重要会议上率先提出对被复查干部进行实事求是做出结论的意见，政治上主张解放思想，经济上主张稳步前进。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并被推选为中纪委第一书记。在中纪委工作的9年内，陈云对党的建设工作尤其是党的纪检工作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主张，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亦提出许多新主张、新思想，并于晚年出版《陈云文选》三卷本，陈云党建思想的内容更加趋于完善和成熟。
陈云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的卓越贡献
陈云是我党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其一生无私地奉献给共和国的事业，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深受我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陈云党建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党建思想非常深刻，涵盖了我党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内容。陈云所提出的党建主张和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为理论依据的，陈云党建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党建学说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不仅如此，陈云党建思想以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作为其现实基础，是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实际的，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云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强调实事求是和辩证法，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党的思想建设的任务，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武装党员、解决党员在思想上真正入党的问题。陈云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提出了“唯实辨证论”，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以及各种认识论和坚定的立场、科学的态度有机地融合起来，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哲学观点，这些观点包括了什么是实事求是、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两个方面的内容，是陈云哲学思想的根本与核心。陈云提出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唯实论”是其党建思想中所强调的实事求是思想的核心内容。陈云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内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具体的工作实践相结合，通过将工作中的体会和经验深化提炼成理论，使理论和实践相得益彰、互为补充、相互促进。针对我党内部高岗等人的分裂活动带来的深刻教训，陈云在1954年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对党的团结负有主要责任。在1962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总结了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深刻教训后，提出用“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原则处理党内一切工作，成为陈云实事求是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实践中的运用。关于陈云党建思想中“唯实”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其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的观点主张。陈云所强调的“交换”，就是要求我们全面地了解事物。陈云所强调的“比较”，也就是要求在国内、国外进行比较，以及现在和过去比较，以此加深对事物的认识。陈云所强调的“反复”，就是要进行不断的比较，在比较之后不轻易做出对问题的决定，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并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最后，陈云高度重视调查研究，认为调查研究是实现实事求是的前提，强调在调查研究中必须重视典型塑造，要学会通过数量分析以数据说明问题。
陈云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强调培养中青年干部，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陈云在延安时期曾经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这对陈云党建思想的形成是一段重要的实践经历。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建工作中基础性、普遍性、常态性的问题。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陈云就以其高度的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狠抓干部队伍建设，并针对当时我党领导干部的年龄特征提出了大力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决策，并于1981年提出了建立党的第一、第二、第三梯队干部队伍的观点，陈云的此项决策，有力地保障了我党的伟大事业后继有人。在具体的组织人事工作中，陈云提出了一系列的培养、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标准和原则，要求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忠诚于党的事业、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有高度负责的精神，陈云提出的这些标准至今对我党干部队伍建设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陈云在加强干部队伍的培养、选拔过程中一贯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陈云强调必须牢固树立辩证的观点、唯物主义的观点，强调以变化的眼光动态地看待干部，防止静止地、孤立地看待干部。陈云十分注重正确看待干部的资历和德才之间的关系，要求破除论资排辈任用干部的做法，为优秀干部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除此之外，陈云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提出了“支部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等主张，要求支部做好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认真教育管理好党员干部，形成了系统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思想。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方面亦提出了鲜明的观点主张，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中国化。
陈云在党风建设方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陈云始终将党风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并且将党风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高度，强调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强调党的自身建设，要求党员干部严以律己，时刻警示党员干部当权而不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就容易成为官僚。建国后，陈云更加高度重视党风建设问题，时刻警醒全党，执政后党的领导干部更容易产生腐化堕落的思想，各种不正之风容易滋生蔓延，多次以“党的生死存亡”强调党风建设的重要性。陈云高度重视在推进党风建设过程中党员领导干部的典型示范作用，以此达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目的，并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管好自己身边人、家里人，绝不允许领导干部的子女狐假虎威、作威作福。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修养，以此有效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渗透。要求领导干部做人做事坚持原则，营造是非分明的良好风气，促进党的稳定和团结，促进党内生活的和谐。陈云提出，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在于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了毛泽东的群众观点。延安时期，陈云就指出我党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得到群众拥护的深刻道理。东北解放后，陈云要求共产党要给“给人民当差”，以此引导党和群众的关系、树立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
陈云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强调严厉查处经济犯罪，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陈云曾经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非常熟悉经济工作和纪检监察工作，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在我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方面严厉查处经济犯罪并取得良好成效，对我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早在1939年，陈云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就强调，要通过群众的力量将贪污分子绳之以法，强调群众在反腐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针对当时我党可能面临的危险，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分析这些存在的危险，对当时极少数领导干部的腐化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警示“在胜利的环境中高级干部不要头脑发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经济领域内各种贪污受贿等现象呈现增多趋势，党的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对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带来了巨大破坏，严重危及到党的执政地位。为此，陈云在强调做好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建设的同时，要求纪检监察部门严厉查处领导干部的经济犯罪，不仅要求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而且要求追究其相应领导的领导责任，并过问了一些有影响的领导干部贪污腐败案件。
【关键词】陈云 党建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云（1905年～1995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在其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自始至终高度关注党建工作，紧密结合我国具体实际，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党建工作思路。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等著作均对党建工作进行了思考分析，积极探索党建工作的规律，为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党建工作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陈云党建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为理论依据
陈云的党建思想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其现实基础是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党建工作，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和政党自身建设在革命事业中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促进了党的建设，而党的建设实践反过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无产阶级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还积极投入到具体的工人运动实践过程中，并创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动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党建思想和观点主张，这些党建思想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展党的活动的行动指南，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向世界各国的延伸。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俄国的具体社会经济状况紧密结合起来，创建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建党理论，在列宁建党理论的指导下，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列宁建党理论也成为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革命战争的重要指南。
1921年，中国共产党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而诞生，中国共产党人对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实际结合起来，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思想。陈云于1925年开始在上海接触了马列主义著作，在延安时期认真研读了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并发表《党的支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章，阐述了其党建思想，并不断以马列主义方法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在任何艰难困苦下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陈云以过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与邓小平等我国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一起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的拨乱反正，也在此过程中丰富发展了陈云的党建思想。
陈云党建思想是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党建学说是陈云党建思想的理论基础，陈云党建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具有扎实的现实依据，实现了马克主义党建学说的中国化。
陈云党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四个阶段
陈云个人的生活经历、成长经历、党建实践活动和其党建思想的形成发展具有密切联系。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陈云14岁时就投身到爱国运动的热潮当中，20岁时参加了革命斗争并加入中共，22岁时先后担任江苏省多个县区域的党的负责人，25岁就开始进入到中共中央领导层，先后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党代表，32岁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我党不同岗位的历练，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党建经验，使陈云党建思想具有扎实的社会现实基础，使马克思党建学说和中共党建工作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陈云通过其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的锤炼，在重大事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多次创造性地组织领导了党内的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等工作，以毕生的聪明才智奉献给中共革命和党的建设事业，形成了丰富而富有特色的党建思想。陈云党建思想的形成大体上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27年到1937年之间），是陈云党建思想的萌芽阶段。1926年，陈云在地下刊物《职工》发表题为《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的文章，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卅运动失败的因素进行了深刻地分析，并提出了“农民是民族运动中的唯一大主力”的论断，对农民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准确的论述，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芒。在大革命失败之后面对十分恶劣的国内政治环境，陈云不断发动农民起义，在农村建立中共的基层组织，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党建智慧开展火热的革命斗争。在那时国内政治环境极其险恶的条件下，陈云对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积极深入地思考，提出了“党的领导方法和党的群众工作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的观点，标志着陈云党建思想的萌芽。
第二个阶段（1937年到建国前），是陈云党建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在延安时期，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直接负责党建工作和干部队伍工作。1938年，陈云发表《论干部政策》的演讲，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结合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对党支部建设做出了部署安排，提出“要把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列入地方党部的经常议事日程”的主张。1939年，陈云发表《党的支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表明陈云党支部的建设思想已经趋于成型，对党员的思想建设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延安整风时期，陈云发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对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之后，陈云还提出了“党内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主张。此阶段，陈云提出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和政治建设等方面的内容，陈云的党建思想基本成型。
第三个阶段（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陈云党建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负责我国财经工作，从执政党的高度提出了对经济工作进行领导的方法和艺术，对党的领导体制、党的思想建设、党内生活、政党国际关系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丰富了党建理论。“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江西的陈云面对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气候，在其忧心新中国前途命运之际重读《资本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汲取继续革命的力量，继续丰富和深化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粉碎“四人帮”后，陈云率先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并以中央委员身份郑重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工作，为破除“两个凡是”和实现当时我国政治安定团结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四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到其逝世的1995年），是陈云党建思想的完善和成熟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以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在我党的重要会议上率先提出对被复查干部进行实事求是做出结论的意见，政治上主张解放思想，经济上主张稳步前进。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并被推选为中纪委第一书记。在中纪委工作的9年内，陈云对党的建设工作尤其是党的纪检工作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主张，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亦提出许多新主张、新思想，并于晚年出版《陈云文选》三卷本，陈云党建思想的内容更加趋于完善和成熟。
陈云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的卓越贡献
陈云是我党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其一生无私地奉献给共和国的事业，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深受我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陈云党建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党建思想非常深刻，涵盖了我党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内容。陈云所提出的党建主张和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为理论依据的，陈云党建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党建学说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不仅如此，陈云党建思想以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作为其现实基础，是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实际的，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云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强调实事求是和辩证法，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党的思想建设的任务，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武装党员、解决党员在思想上真正入党的问题。陈云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提出了“唯实辨证论”，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以及各种认识论和坚定的立场、科学的态度有机地融合起来，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哲学观点，这些观点包括了什么是实事求是、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两个方面的内容，是陈云哲学思想的根本与核心。陈云提出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唯实论”是其党建思想中所强调的实事求是思想的核心内容。陈云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内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具体的工作实践相结合，通过将工作中的体会和经验深化提炼成理论，使理论和实践相得益彰、互为补充、相互促进。针对我党内部高岗等人的分裂活动带来的深刻教训，陈云在1954年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对党的团结负有主要责任。在1962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总结了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深刻教训后，提出用“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原则处理党内一切工作，成为陈云实事求是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实践中的运用。关于陈云党建思想中“唯实”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其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的观点主张。陈云所强调的“交换”，就是要求我们全面地了解事物。陈云所强调的“比较”，也就是要求在国内、国外进行比较，以及现在和过去比较，以此加深对事物的认识。陈云所强调的“反复”，就是要进行不断的比较，在比较之后不轻易做出对问题的决定，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并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最后，陈云高度重视调查研究，认为调查研究是实现实事求是的前提，强调在调查研究中必须重视典型塑造，要学会通过数量分析以数据说明问题。
陈云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强调培养中青年干部，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陈云在延安时期曾经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这对陈云党建思想的形成是一段重要的实践经历。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建工作中基础性、普遍性、常态性的问题。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陈云就以其高度的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狠抓干部队伍建设，并针对当时我党领导干部的年龄特征提出了大力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决策，并于1981年提出了建立党的第一、第二、第三梯队干部队伍的观点，陈云的此项决策，有力地保障了我党的伟大事业后继有人。在具体的组织人事工作中，陈云提出了一系列的培养、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标准和原则，要求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忠诚于党的事业、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有高度负责的精神，陈云提出的这些标准至今对我党干部队伍建设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陈云在加强干部队伍的培养、选拔过程中一贯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陈云强调必须牢固树立辩证的观点、唯物主义的观点，强调以变化的眼光动态地看待干部，防止静止地、孤立地看待干部。陈云十分注重正确看待干部的资历和德才之间的关系，要求破除论资排辈任用干部的做法，为优秀干部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除此之外，陈云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提出了“支部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等主张，要求支部做好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认真教育管理好党员干部，形成了系统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思想。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方面亦提出了鲜明的观点主张，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中国化。
陈云在党风建设方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陈云始终将党风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并且将党风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高度，强调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强调党的自身建设，要求党员干部严以律己，时刻警示党员干部当权而不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就容易成为官僚。建国后，陈云更加高度重视党风建设问题，时刻警醒全党，执政后党的领导干部更容易产生腐化堕落的思想，各种不正之风容易滋生蔓延，多次以“党的生死存亡”强调党风建设的重要性。陈云高度重视在推进党风建设过程中党员领导干部的典型示范作用，以此达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目的，并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管好自己身边人、家里人，绝不允许领导干部的子女狐假虎威、作威作福。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修养，以此有效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渗透。要求领导干部做人做事坚持原则，营造是非分明的良好风气，促进党的稳定和团结，促进党内生活的和谐。陈云提出，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在于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了毛泽东的群众观点。延安时期，陈云就指出我党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得到群众拥护的深刻道理。东北解放后，陈云要求共产党要给“给人民当差”，以此引导党和群众的关系、树立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
陈云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强调严厉查处经济犯罪，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陈云曾经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非常熟悉经济工作和纪检监察工作，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在我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方面严厉查处经济犯罪并取得良好成效，对我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早在1939年，陈云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就强调，要通过群众的力量将贪污分子绳之以法，强调群众在反腐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针对当时我党可能面临的危险，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分析这些存在的危险，对当时极少数领导干部的腐化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警示“在胜利的环境中高级干部不要头脑发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经济领域内各种贪污受贿等现象呈现增多趋势，党的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对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带来了巨大破坏，严重危及到党的执政地位。为此，陈云在强调做好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建设的同时，要求纪检监察部门严厉查处领导干部的经济犯罪，不仅要求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而且要求追究其相应领导的领导责任，并过问了一些有影响的领导干部贪污腐败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