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年轻人一样，郭凯不喜欢在周末工作。起初，出版社把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对他的采访定在周日，但郭凯果断地改成了周五下午4点。这样，只需在日常工作的间隙中挤出1个小时，就可以免去整个周日下午都被占用的痛苦。这，应该就是用经济学的效率优先原则分配时间的例子。
　　让王二讲透经济学
　　33岁的安徽人郭凯是北大的经济学硕士、哈佛的经济学博士。毕业后曾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回国，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
　　工作之外，郭凯还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他的文章里只有一个主人公——王二。
　　王二是已故作家王小波笔下的一个人物。上世纪90年代，在北大读本科的郭凯无意中读到了王小波的作品，书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传统写作模式的叛逆深深触动了郭凯。因此，当他想为专栏主人公起一个名字的时候，“王二是一跃到眼前的最自然的选择”。
　　王二是个沒有任何特点、很简单的名字。在郭凯的概念中，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毫无特色的中年男人，身体微微发福、头发开始有点稀疏、衣着普普通通……总之，王二是个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印象的、生活在你身边的普通人。然而，每个普通人每天都在做出经济决策，小到超市购物，大到买房置业。朦胧中，他能够隐隐感觉到自己的决策受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但并不清楚究竟是如何受到影响的。比如，人民币升值让普通人的财富增加还是缩水了？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大，对老百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王二诞生之前，郭凯也曾写过很多文章来论述这些问题，但是他发现，不管怎么写，都有很多读者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外汇储备。于是，他虚构了一个王二，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王二生活在一个荒岛上，自己开荒种地。每年打下粮食，一些留作种子来年用，一些自己吃。开始每年打的粮食不多，根本沒有余粮，但后来有一年风调雨顺，多收了三五斗，除了放开肚子吃和留下足够的种子之外，还剩下不少。王二于是把多余的粮食借给邻居罗宾逊。罗宾逊把借来的粮食当种子种下，秋收后可以连本带息还给王二。王二在把粮食借给罗宾逊的那一刻，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王二有了自己的外汇储备；罗宾逊有了自己的外债。中国的外汇储备本质就是如此：中国人打下了“粮食”，借给了一些国家（如美国），将来这些国家要还本付息。
　　复杂深奥的经济学原理，就这样被郭凯用王二的故事轻松说清楚了。在郭凯笔下，王二一会儿是佃农，一会儿是进城的打工仔，一会儿又成了小企业老板或写字楼里的小白领。王二买火车票、卖粮、盖房子、装修、记账、打工、开公司、上三险一金、去香港打酱油……通过发生在王二身上的生活故事，郭凯向读者揭开了经济现象的神秘面纱。
　　写让人看得懂的东西
　　郭凯高大儒雅、书卷气十足，与他笔下那个毫无特点的王二完全不同。他说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很幸运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写文章全凭兴趣，沒人看挺好，有人看锦上添花”。因此，他的文章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既不意图取悦上级，也不意图谄媚民众。
　　环球人物杂志：王二的故事会提前酝酿多久？
　　郭凯：我一般都是写一两个星期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很难提前酝酿，也沒有时间提前。先要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然后想清楚这个事情的经济学原理，最后要构思一个故事，有时候很简单，有时候很痛苦。碰上好写的，下午三四点坐那，五六点就写完了。碰上不好写的，可能夜里12点了，还在纠结。
　　环球人物杂志：王二的系列故事很受欢迎，但我还是担心，这种用故事讲经济的形式会不会也存在一些缺陷？
　　郭凯：为了把一个道理变成一个故事，我有时不得不做一些妥协：或者讲一个有点怪的故事，或者讲一个稍微有点扭的道理，否则故事和道理就对不上。这也许是因为我本人生活经验的缺乏，也有可能是沒有花足时间，有时还因为要说的道理比较复杂。总之，并不是每一个王二的故事都让我满意。
　　环球人物杂志：有沒有这种情况：可能这个题材很好，但你真的编不出来这个故事，不得不放弃？
　　郭凯：有，有很多。很多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故事来表达，可能要绕两个弯。如果一个故事绕两个弯，这个事情就不可能说清楚了。所以我写的故事都只有一个弯，只能有一个弯。
　　环球人物杂志：经济学其实是很晦涩的，你什么时候意识到应该把它转化为一种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播出去？
　　郭凯：我接触过很多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大家，他们讲经济学都是很美的。一个想法本身就是很简单、很优美的。我写东西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中国经济学家的背叛，他们中的很多人写东西是故作高深，故意加深这种壁垒，让人觉得这个东西只有他能谈论。其实，这些事情沒那么复杂，而且经济理论、经济政策，不是一个经济学家霸权的东西，你得让人理解。我在专业领域写的东西也是很晦涩的，但如果普通受众不是专业人士，那你就得写能让他们看得懂的东西，这是种义务，而不是选择。
　　环球人物杂志：你一直在国外，国内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不是你切身体会的，当时为什么沒去写一些美国的经济热点事件呢？
　　郭凯：很简单，我是中国人，我关心中国的事情，我特别不想去介绍一些和中国百姓生活无关的东西。美国再怎么写都离中国太远了，特别是经济问题，他们面临的经济问题和中国差别很大。比如美国这几年是通货紧缩、经济衰退，而中国不是这样。
　　还有一个问题是，写美国的事情，无论你说它好还是不好，都会引起很多争议。你说美国这件事情做得比中国好，国内有些人就会很反感，说你主张“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你说美国这件事情不如中国，又会有人说你生活在美国了，还说它不好，是“得了便宜卖乖”。
　　环球人物杂志：但是写中国的问题，无论你是说它好还是说它坏，也都会引起争议。
　　郭凯：写中国的东西我不怕引起争议，实际上能够引起讨论是件好事。我的稿子里分析问题的部分多，给结论的时候很小心。这不代表我沒有看法，我只是不去向别人灌输我的看法。比如，我说油价涨不是因为垄断，很多人出来骂我。但涨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国际油价涨了，全世界油价都在涨。我只是说垄断不是导致油价上涨的主因，但并不是说中国沒有垄断或者中国油价沒有因为垄断而变高。我觉得我需要把这个事实说清楚，你可以去说中石油垄断，但是套一个不合适的事实去得出结论，那是不合理的。 　　经济问题不是非此即彼
　　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双重身份，让郭凯在看待经济问题时有了更多的考虑，既不偏左，也不偏右，而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尽可能多地为读者提供多维度的思考视角。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现在有很多人对房价、物价、外汇储备、社会保障等等经济政策都存在很大的情绪，仇富心理也很严重，你觉得这种情绪有几分是理性的，几分是因为不懂经济常识造成的？
　　郭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不太理性的情绪化表达。中国富人富的原因特别复杂，有些人是很勤奋富的，有些人是特别钻营富的，还有些人就是富二代。富人不都是坏人，富人富起来的方式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他背后的制度造成的。你不要针对这些人，而且不能抹杀那部分因勤奋而致富的人。最重要的是，理性看待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还有政策含义，是退回去还是往前走？重新吃大锅饭还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我想强调一点，当你看到结果不公平，应该想到把过程做到公平，而不是强制搞平均主义。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你想告诉读者的，不只是经济学常识，还有思维方法？
　　郭凯：我觉得看待一个事情有很多维度，我希望我的读者注意到（还有别的维度）。刚开始学经济学，都会很单维度，尤其学西方经济学就是市场至上、自由主义、看不见的手……所以我刚开始看东西也是很极端的，但你慢慢就意识到走极左和极右都是很容易的，唯有公平和效率兼顾是很矛盾很难的。这和我的工作也有关系，我以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它是做宏观政策的，这里去掉100亿，那里加上50亿。做这些政策很简单，可每一个政策底下对应的都是人。你看过那些受到政策影响的人之后，你就不会那么轻松了。在中国更是这样，每个政策都影响千万人。做政策和做理论不一样，不是你在表格上做做平衡就万事搞定了，你得看到那些脸，你得有点基本的关怀精神。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你的文章里不管是分析一件事情还是澄清一件事情，都尽可能地从多个角度来论述。
　　郭凯：对，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网络上，你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把一个很复杂的经济问题过度简单化。房价要么就高好，要么就低好；火车票要么就该涨价，要么就不该涨价。中国人群差别特别大，一个政策对不同人群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此要有不同的考量。在普通商品限购限价的问题上，我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这些东西反市场，但在火车票是否应该涨价的问题上，我自己又持反市场的态度，认为应该限价。这些事情看上去似乎是挺矛盾的，但这不是因为我矛盾，而是因为情况复杂，而且我不极端。
　　但社会上，很多经济学家持有特别极端的态度，完全把复杂性忽略了。有的人说火车票涨就行了，价格决定需求，经济学书上就是这么说的。这话沒错，但市场调节之后肯定是有钱人上得了车，沒钱的上不了车，这就牵扯到一个公平问题。所以我就希望提醒大家，包括我的同行，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而且不要以为有了理论就能很容易做出好的政策。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作一些非黑即白的结论，甚至很多经济学家也在有意无意地引导民众的价值判断？
　　郭凯：中国的网民很多，但大多不理性，网络上的很多东西一眼望过去，基本都沒有深度。赢得网民的注意力是相对简单的，我写博客写了很多年，我知道写什么样的标题能够获得最大的点击，写什么样的调子会更受欢迎。
　　健康理性的辩论对于政策制定是好事，情绪化的辩论反而是误导。我特别担心网络上的极端言论会对政策造成不理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制定的政策很多是在这些情绪的感染下进行的，那可能是不健康的。我还怕那些爱思考有理性的人，被这些极端的言论误导，而不去思考了。
　　大家好奇我为什么写这么轻松的经济学故事，而我更好奇为什么沒有更多的人来写一些更严肃的东西。对很多人来说，受关注的吸引力是很大的，这种名气带来的回报也是很大的。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是有社会责任的，应该把事情的原理和分析方法告诉大家，而不是轻易地判断对错，一味去迎合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