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的时间造就了如此大的变化。美国本应准备充足，现在却成了新冠肺炎最严重的疫区。漫长的春天之后是风雨飘摇的夏天。我们熟悉的一切什么时候才能回归？
　　唯一可能的结局是我们得长期与新冠病毒玩打地鼠游戏——在疫苗生产出来之前竭尽所能地抑制它。幸运的话，大概需要持续18～24个月的时间，这期间或许还会出现新的病例增长。我采访了数十名专家，他们纷纷表示生活不可能恢复如常。“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不是短短几周的事。”明尼苏达大学流行病学家迈克尔·伊斯特霍尔姆说，“这得两年。”
　　流行病不像飓风、山火或珍珠港、9·11事件那类有时间空间限制的灾难，它将长时间、大范围地纠缠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爱丁堡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德维·斯里达尔说，“问题不该这么问，而应是——我们如何与之共存，继续生活下去？”

| 重新开放，有待斟酌 |

　　施行封锁政策后，美国为自己争取了一点时间，政府可利用这段时间来缓解检测设备、医疗用品的紧缺问题，寻求对经济破坏程度较小的其他办法。准备充足后，各州可逐步缩小隔离范围，集中精力寻找和帮助那些被感染的患者。
　　不过在这之前，美国迫切需要增强其病毒检测能力，并为医院提供充足的供应。在私人公司与研究机构的协助下，更多公民接受了检测。雅培公司还研发出了一项新型快速检测技术，15分钟之内便可获得结果。然而，私人实验室的检测订单接踵而来，已远远超过其承受范围。更糟糕的是，这些检测方式都采用相同的化学原材料，本就稀缺的原材料变得一金难求。理想情况是实现大范围的测试，但这个夏天美国必须放弃“通过测试、诊断来清点病例”的奢望，因为这不可能实现。
　　关键性的药物也在逐步耗尽。据明尼苏达大学的一项分析，156种重症监护药物中大约有40%变得紧缺。其中许多药物依赖于包括中国、意大利和印度在内的供应链。诸如哮喘吸入器所需的沙丁胺醇，控制新冠肺炎患者继发性细菌感染的抗生素，以及使用呼吸机必备的止痛药和镇静剂都所剩无几。
　　与此同时，缺少物资的医护人员在一线苦苦挣扎：密歇根州一家医院有超过700名员工的检测结果呈阳性。众多医院只能让退休的医生重返岗位，医学生提早进入实战，并将骨科、皮肤科医生安排到急诊室。如果流行病在秋季反弹，那这个夏天没有喘息机会的医护人员将不得不投入到下一场战斗中。
　　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美国必须在夏天结束之前制定好秋季的计划。

| 灵活变通，强力增援 |

　　即使情况不乐观，流行病仍是可控可防的。这需要公共卫生部门的努力：流行病学家要对任何出现类似症状的人进行测试，隔离感染者并追踪其在过去一两周内接触过的所有人。然而，潜在的病例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许多人。由于长期资金不足，美国地方卫生部门在2008—2017年间失去了5.5万多名工作人员。我们可以像马萨诸塞州长所计划的那样，让志愿者接受追踪接触者的基本训练，以填补卫生工作者的缺口。“最近有很多人失业，我们可以让他们加入其中。”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的克里斯特尔·沃森说。
　　另一项举措则备受争议——通过手机活动来快速追踪感染者的联系人。这项措施已在韩国、新加坡等地得到显著成效。现下或许牺牲部分隐私是保护其他自由权利的最佳方式。
　　一旦美国能够更有效地追踪新冠病毒接触者，政府就能灵活精确地履行与社交距离相关的措施了。逐步、缓和地放宽限制才是上策：最先解除的可能是居家隔离的规定，亲朋好友因而得以重聚;小企业有限制地开放，远程办公为主，轮班制为辅;餐馆和酒吧利用空桌创造出用餐距离。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前专员斯科特·戈特利布建议，在疫苗或有效治疗方案问世前，聚会人数应限制在50以内。这对大城市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行走在曼哈顿某条街的人数，或地铁一节车厢的乘客数量，就相当于大型聚会了。音乐会、夏令营、政治集会、大型婚礼和体育赛事今年都得暂停。“难以想象会有人去芬威球场和其他3万名球迷坐在一起，这绝对是个坏主意。”哈佛大学公共卫生专家阿西施·杰哈说，“这可是个不寻常的夏天。”
　　在等待疫苗的漫长过程中，口罩仍是必需品。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健康人士，不如说是为了防止无症状患者感染他人。东亚国家仍有许多人戴着口罩，在他们看来，这象征着公民意识与责任感。
　　目前，有100多种药物正在进行对抗新冠病毒的试验，但它们的功效都不太可能像抗生素治疗细菌感染那样使人痊愈。因为比起细菌，病毒可利用的漏洞更少，也更有可能攻击人类的细胞。症状出现时，病毒就已经造成了很多不可逆转的组织损伤。它们还会引发细胞因子风暴——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带来的损害比病毒本身更大。治疗重症患者与减缓轻症患者并驾齐驱比较现实。如果有一种抗病毒药物能将居家轻症患者的住院率降低至10%～20%，那将是巨大的胜利。
　　为了调动科学与生物医学的力量，美国需要一个由政府领导、强大而协同的行动去找到控制新冠病毒的最佳方式——类似于阿波罗计划。但现在看来，白宫尚未有统一的计划，州长和市长们只能被迫自行应对疫情。

| 放弃奢望，面对现实 |

　　越南战争期间，海军中将詹姆斯·斯托克代尔曾在河内监狱度过了七年时间。随着释放期限一次次的延后，他见证了狱友们乐观心态的分崩离析。斯托克代尔的策略不同——他选择“从面对残酷的现实开始”。
　　美国正需要这样的心态。不过，特朗普的表现仍像是在面对一次短暂的冲突，而非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困。我非常担心美国可能在危机结束之前就进入忽视阶段。不少人觉得居家隔离实为反应过度，甚至还出现了为领导人及政府推卸责任的声音，“很多人责难受害者，声称他们处境不佳是源于自身的问题。”得克萨斯州立大学人类学家艾米丽·布伦森说。病毒夺去了低收入工作者、黑人和老年人的生命，他们或无居家工作的特权，或已沦落至社会边缘。为了控制疫情，他们还得撑下去。如果“恐慌—忽视—再次恐慌”的恶循环继续下去，这个国家将错失重审其医疗体系、促使经济复苏的良机。最重要的是，美国将失去对抗疫病大流行的有效武器——公民作出个人牺牲的意愿。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需要“让公众在心理上接受新冠病毒和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并强调这将成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哈佛大学疾病建模师斯蒂芬·基斯勒补充道：“许多人被我这一说法吓坏了，他们渴望迅速而彻底的‘胜利’。这让我想起了二战时期的一张照片——伦敦人在被炸毁的建筑物前拿着公文包，淡然地步行上班。我们必须学会与混乱、死亡和平共处。”
　　正常时期被边缘化的群体已拥有了这种心理承受力。“老年人经历了很多重大事件——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和冷战。”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的医学人类学家莫妮卡·肖赫-斯帕纳说，“他们是文化的传承者，可以教你如何渡过剧变。”同样，普通人与空间限制、不可知的未来以及社交距离所作的抗争，也是残障人士习以为常的生活。
　　所以，当幸存的美国人面对不确定性时，他们必须放弃这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如常？”没有回头路了，唯一的出路是撑过这个不寻常的夏天，进入动荡不安的来年。
　　[编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