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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女中学生被以6000元“高价”，“卖”给了四川宜宾国税局某分局局长卢玉敏。这不是第一例权贵嫖宿幼女事件，近有浙江永康市人大代表涉案，远有数年前震惊全国的习水县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
事件背后，一个曾经只在日本、中国港台出现的少女群体——援交少女，再次被舆论关注。陆续走进公众视线的援交少女们让所有家有青春期女儿的父母更加惶惶：如果某天发现有人甚至就是女儿自己，用她的身体去做性交易，该如何面对这个噩梦？
钱，钱，钱
凌晨，小芭确认父母已经熟睡。她熟练地化上淡妆，偷偷溜出家门。一小时后，她出现在陌生男人的床上，用自己的身体换了几百元钱。离开宾馆她奔向网吧，疯狂玩起游戏。她会在清晨6点父母醒来前回到家，然后上学。
这个17岁的高中女生有着双重身份：父母眼中的“乖乖女”，陌生男人怀里的“援交妹”。
中国有多少个小芭？当你在百度以“援交”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时，会出现大约86万个相关网页。北京警方进行过专项“严打”，上海检方也披露过一起涉及20多名女中学生的“集体援助交际案”，涉案的女中学生大都未满18岁，最小的不到14岁。
援交的初衷是为了钱。家境贫困的以援交方式卖身还债，家庭富裕的则出于虚荣心。
“没办法，零花钱就是不够用。”18岁的乃婷抱怨父母给的生活费太少，每周还不到1000元。这笔钱对她的大多数同学来说足够全家吃用半月，但买不了她想要的iPhone手机、新款的靴子。
第一次“下水”是在父母出差期间。她很快将父母留下的生活费花光，一位朋友答应帮她搞点钱，然后给她介绍了一个援交对象。后来成为圈内 “大姐大”的她，用同样的方式将其他女孩也拉进来。
“孩子一到青春期，心理特征首先是‘闭锁性’。他们不理父母，遇到麻烦喜欢和同伴交流。相互介绍‘援交’，就变得非常容易。”《中国中学生报》高级编辑吴若梅称。
小琪的“下水”则是因为她的男友。16岁时，她交往了一个很帅的男孩，唯一的不足是在一起的日子有些苦。
在一起没多久，男友突然说找到了一个改变生活的办法。他常常把小琪关在房间里，再开门时，进来的是陌生男人。
“男朋友说（挣的）钱都存在他那边，以后都是我们的。我一直都做，但是钱都是他收，我一分钱都不拿。”她最后才发觉自己成了男友的赚钱工具。
每次交易都是高风险
“收钱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角色变了，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第一次交易，大一女生斯斯拿到了2000元。在此之前她每月的生活费只有几百元。这笔钱还给她留下永生难忘的痛，撕心裂肺，从毛发到骨髓，五脏六腑都在翻涌。
但前辈告诉她，最痛就第一次，以后就好了。她决定做下去，但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发现这件事，斯斯给自己定了一个底线：一个月最多做4次。
斯斯觉得自己不能算“卖淫”，和职业性工作者相比这点频率太低。但也有人认为与做“小姐”没什么不同，“找一个和找几个有什么区别。”
也不是所有援交者都会与“客户”进行性交易。高三学生舞舞就只陪“客人”吃饭，饭后对方给她几十块钱当“车费”。但舞舞也承认：如果有一天自己走投无路，也许也会迈出那一步。
一些有组织的团伙已开始介入援助交际，甚至在背后操控女孩们。
援交少女称这些组织为“公司”，公司介绍“客户”，然后将援交费用对半分成。也有些女孩子为了多挣点钱直接与“客户”联系，但这样“公司”便不会对她们的安全负责。私
下接单被抢的事时有发生，“做这一行的，别人觉得你肯定会很有钱，不抢你才怪。”
威胁不只是被抢劫。和小琪一起援交的朋友某天告诉她：“我有那个了。”懵懂的小琪不懂“那个”是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孩子。
朋友买了两颗打胎药自己解决。吃下药不久，小琪看见她下身大量流血，痛得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这一幕让她几乎就想停止援助交际，但不久另一个朋友给了她几只避孕套，“有了这个，永远都不会怀孕。”
戴不戴套却并不由小琪决定，她遇到过两个无论如何也不戴套的“客户”，想到那两次就十分后怕，“万一染病或者怀孕，这辈子就给毁了”。
未来？没有未来
“我不知道以后怎么去面对男朋友。”斯斯说，她的室友们都在谈恋爱，唯独她单身。
“客户”涉及各行各业，还包括警察和律师。客户的举动告诉她们：爱情其实一文不名，只要有钱，什么样的女孩找不到？
同样厌恶的还有性行为和婚姻。17岁的小轩在每一次交易中都闭着眼睛以逃避那些画面，“客户”因此责怪她“跟死人没什么区别”。这个柔弱的女孩认定：未来，自己的丈夫也会如那些陌生男人一样寻花问柳，“现在的男人，反正没一个好的。”
她的想法在这个群体中十分普遍。
因为必须向周围人保密，许多人的人际交往亦出现问题。19岁的小可发现自己朝着自闭方向发展，有时候她很想找人倾诉，但面对同学却开不了口，“特别想找个人说说，诉一下苦，我感觉是受苦。”
小可给自己的最后底限是：毕业我就不做了。
“在调查中，女孩们百分之百都告诉我‘毕业了就不做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童小军说，但她担心这些女孩能否真的走出这段经历。
在高校读书的援交女孩，给自己定下挣够钱就收手或者毕业就开始正常生活的目标。与她们的“相对理智”比，心理更稚嫩的中学女生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收手。
小芭每周都会出去做一两次“援交”，做一次的钱能花两三天，然后再打电话“约客户”。有时她也会告诫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了，下次不做了。”但很快又会纠结：“啧，钱啊，没钱真是很痛苦的！我一想到没钱，整个人就崩溃了，想想还是做吧！”
“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做了，就把电话卡一扔。别人就找不到我了，我只要想做一件事没人拦得住我。”
对这个17岁的女孩来说，人生的这段经历，似乎只需要换个手机号码，便能一了百了。
（部分内容引自《博客天下》）
事件背后，一个曾经只在日本、中国港台出现的少女群体——援交少女，再次被舆论关注。陆续走进公众视线的援交少女们让所有家有青春期女儿的父母更加惶惶：如果某天发现有人甚至就是女儿自己，用她的身体去做性交易，该如何面对这个噩梦？
钱，钱，钱
凌晨，小芭确认父母已经熟睡。她熟练地化上淡妆，偷偷溜出家门。一小时后，她出现在陌生男人的床上，用自己的身体换了几百元钱。离开宾馆她奔向网吧，疯狂玩起游戏。她会在清晨6点父母醒来前回到家，然后上学。
这个17岁的高中女生有着双重身份：父母眼中的“乖乖女”，陌生男人怀里的“援交妹”。
中国有多少个小芭？当你在百度以“援交”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时，会出现大约86万个相关网页。北京警方进行过专项“严打”，上海检方也披露过一起涉及20多名女中学生的“集体援助交际案”，涉案的女中学生大都未满18岁，最小的不到14岁。
援交的初衷是为了钱。家境贫困的以援交方式卖身还债，家庭富裕的则出于虚荣心。
“没办法，零花钱就是不够用。”18岁的乃婷抱怨父母给的生活费太少，每周还不到1000元。这笔钱对她的大多数同学来说足够全家吃用半月，但买不了她想要的iPhone手机、新款的靴子。
第一次“下水”是在父母出差期间。她很快将父母留下的生活费花光，一位朋友答应帮她搞点钱，然后给她介绍了一个援交对象。后来成为圈内 “大姐大”的她，用同样的方式将其他女孩也拉进来。
“孩子一到青春期，心理特征首先是‘闭锁性’。他们不理父母，遇到麻烦喜欢和同伴交流。相互介绍‘援交’，就变得非常容易。”《中国中学生报》高级编辑吴若梅称。
小琪的“下水”则是因为她的男友。16岁时，她交往了一个很帅的男孩，唯一的不足是在一起的日子有些苦。
在一起没多久，男友突然说找到了一个改变生活的办法。他常常把小琪关在房间里，再开门时，进来的是陌生男人。
“男朋友说（挣的）钱都存在他那边，以后都是我们的。我一直都做，但是钱都是他收，我一分钱都不拿。”她最后才发觉自己成了男友的赚钱工具。
每次交易都是高风险
“收钱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角色变了，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第一次交易，大一女生斯斯拿到了2000元。在此之前她每月的生活费只有几百元。这笔钱还给她留下永生难忘的痛，撕心裂肺，从毛发到骨髓，五脏六腑都在翻涌。
但前辈告诉她，最痛就第一次，以后就好了。她决定做下去，但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发现这件事，斯斯给自己定了一个底线：一个月最多做4次。
斯斯觉得自己不能算“卖淫”，和职业性工作者相比这点频率太低。但也有人认为与做“小姐”没什么不同，“找一个和找几个有什么区别。”
也不是所有援交者都会与“客户”进行性交易。高三学生舞舞就只陪“客人”吃饭，饭后对方给她几十块钱当“车费”。但舞舞也承认：如果有一天自己走投无路，也许也会迈出那一步。
一些有组织的团伙已开始介入援助交际，甚至在背后操控女孩们。
援交少女称这些组织为“公司”，公司介绍“客户”，然后将援交费用对半分成。也有些女孩子为了多挣点钱直接与“客户”联系，但这样“公司”便不会对她们的安全负责。私
下接单被抢的事时有发生，“做这一行的，别人觉得你肯定会很有钱，不抢你才怪。”
威胁不只是被抢劫。和小琪一起援交的朋友某天告诉她：“我有那个了。”懵懂的小琪不懂“那个”是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孩子。
朋友买了两颗打胎药自己解决。吃下药不久，小琪看见她下身大量流血，痛得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这一幕让她几乎就想停止援助交际，但不久另一个朋友给了她几只避孕套，“有了这个，永远都不会怀孕。”
戴不戴套却并不由小琪决定，她遇到过两个无论如何也不戴套的“客户”，想到那两次就十分后怕，“万一染病或者怀孕，这辈子就给毁了”。
未来？没有未来
“我不知道以后怎么去面对男朋友。”斯斯说，她的室友们都在谈恋爱，唯独她单身。
“客户”涉及各行各业，还包括警察和律师。客户的举动告诉她们：爱情其实一文不名，只要有钱，什么样的女孩找不到？
同样厌恶的还有性行为和婚姻。17岁的小轩在每一次交易中都闭着眼睛以逃避那些画面，“客户”因此责怪她“跟死人没什么区别”。这个柔弱的女孩认定：未来，自己的丈夫也会如那些陌生男人一样寻花问柳，“现在的男人，反正没一个好的。”
她的想法在这个群体中十分普遍。
因为必须向周围人保密，许多人的人际交往亦出现问题。19岁的小可发现自己朝着自闭方向发展，有时候她很想找人倾诉，但面对同学却开不了口，“特别想找个人说说，诉一下苦，我感觉是受苦。”
小可给自己的最后底限是：毕业我就不做了。
“在调查中，女孩们百分之百都告诉我‘毕业了就不做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童小军说，但她担心这些女孩能否真的走出这段经历。
在高校读书的援交女孩，给自己定下挣够钱就收手或者毕业就开始正常生活的目标。与她们的“相对理智”比，心理更稚嫩的中学女生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收手。
小芭每周都会出去做一两次“援交”，做一次的钱能花两三天，然后再打电话“约客户”。有时她也会告诫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了，下次不做了。”但很快又会纠结：“啧，钱啊，没钱真是很痛苦的！我一想到没钱，整个人就崩溃了，想想还是做吧！”
“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做了，就把电话卡一扔。别人就找不到我了，我只要想做一件事没人拦得住我。”
对这个17岁的女孩来说，人生的这段经历，似乎只需要换个手机号码，便能一了百了。
（部分内容引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