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人民翻身当家成了国家的主人，“为人民服务”成为国家各项工作的宗旨。1958年中国开播电视以前，听广播是广大群众每天必不可少的重要文化生活。为适应我国文化建设发展的需要，1955年初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加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广播部分，把原来的文艺部扩充并划分成了音乐与文学戏剧两个部分。文学戏剧部由原文艺部主任柳荫担任，音乐部主任则迟迟没有任命。后来有消息说中央要派一位资历深、能力强的音乐家来担当此任，大家听了都非常兴奋。不久得到确切消息，即将到任的音乐部主任是曾任上海音乐学院第一副院长并兼任党委书记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向隅同志。
　　向隅来北京就任中央广播电台音乐部主任之前，我没有和他见过面，但他的名字我不仅早已知晓，而且还曾经唱过他那首有名的代表作《红樱枪》。我第一次见到向隅时，他那慈祥的面容、谦和的神态，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的性格比较内向，说话简洁明了，并经常具有幽默感。
　　他首次会见音乐部全体人员时，没有发表就职演说，也没有下达什么指示，更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而是简单地向大家致意后，就别出心裁地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音乐课，讲解的内容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魔王》。他一面以娓娓动听的语言为大家讲述作品的内容，一面配合讲解播放这部作品的录音。他那感情色彩浓郁的语言紧密结合着音乐的进行，把在场每一个人都带入到那个风雨交加、雷电大作的可怕的夜晚。旁白、魔王、父亲和儿子，不同人物的音色与唱腔交错出现，分别表现出魔王的诱惑、儿子的恐惧和父亲对儿子的抚慰。大家听得入神，仿佛自己也融到音乐意境之中了。当讲解结束的时候，人们才如梦初醒，很不情愿地散去。
　　向隅同志早年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读时，对黄自先生讲授的音乐欣赏课就兴趣浓厚。应上海市教育局的约请，1934年初音专每周去上海的中西广播电台定期播送古典音乐节目，学校选拔了贺绿汀、向隅、刘雪庵三位学生，协助黄自先生从事广播的编辑工作（见校刊《音》47期）。抗战爆发后向隅同志奔赴延安，他在鲁迅艺术学院、延安星期音乐学校任教期间，都兼任音乐欣赏课的教学。这门课程的开设对拓展学员的视野、丰富音乐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向隅同志根据长期从事音乐教育事业的体会，主持中央台音乐部工作后，十分重视全民族音乐文化素质的提高，在他的大力倡导下，中央台为普及音乐教育而设置的节目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央台开办了《每周一歌》《民族器乐讲座》专栏后，又陆续开办了《口琴讲座》《民歌讲座》《贝多芬九大交响曲讲座》《柴科夫斯基六部交响曲讲座》等专题节目。这些寓知识于欣赏的音乐教育性节目，在传播、普及中外音乐文化方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受到听众广泛欢迎与好评。当代古琴演奏家李祥霆曾经亲口对我说过，他就是在东北聆听了古琴艺术家查阜西老先生主持的古琴广播讲座后，对古琴产生了浓厚兴趣，其后更是进京寻师，在查老的亲切帮助教导下，走上古琴艺术专业的道路。
　　
　　在电台音乐部的工作中，从加强音乐节目采录，到提高录音质量方面，也充分显示出向隅的领导艺术才能。他既重视音乐采录的量，广泛采集社会上不断涌现的优秀音乐作品，尽可能多地把它们纳入到录音库中来；另一方面他根据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又很重视音乐录音质量的提高。为此，他选派录音导演去国外学习，还倡议设立并亲自主持每周一次的新录制音乐作品集体审听会。
　　审听会的参加者除了中国与外国音乐组的编辑、录音组织者、音响导演外，还有唱片组、录音资料室（录音带的保管单位）以及对外部（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前身）的有关人员。会上大家对每一部（首）新录制的音乐作品的艺术水平与录制质量进行充分的讨论、评议并决定其使用的范围（如广播、与地方台交换、对国外广播、进行国际交换、建议送请由音乐界专家与领导组成的中国唱片厂艺委会审查出版唱片、少数录音质量不合格但是有保留价值的作品则作为资料保存）。与会者各抒己见，经过充分讨论后，才由部主任向隅综合大家的意见，拍板定案。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谁也不愿意错过，每次召开新作品审听会时室内总是座无虚席，迟来者只得搬个凳子坐在走廊里。
　　向隅同志除了亲自动手写作广播稿（如纪念冼星海、麦新的稿件），还通过他数十年在音乐界广泛的联系和影响，约请了许多著名音乐家为电台撰写广播稿。如请他的音专同学贺绿汀、江定仙为音乐部纪念黄自先生逝世20周年的专题节目撰写专稿，为黎锦晖（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能使用化名）著文介绍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刘雪庵、钱仁康也都应邀写作了广播稿，还接收过友人傅雷先生转来的谭小麟的音乐作品录音带。全国演播《马路天使》等“五四”以来优秀影片时，应听众的要求，1957年向隅批准播出了这部影片里面周璇演唱的《四季歌》（田汉词、贺绿汀曲）等流行歌曲。当局领导决定停播这些“黄色歌曲”时向隅只得服从，但是著文指出群众这么喜爱通俗歌曲，这是我们长期忽略广大群众的音乐生活，忽略发展轻音乐造成的后果，今后应该努力在工作中加以改进（此文刊《人民音乐》1958年10期）。
　　1956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音乐广播工作会议，局领导在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文艺要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进行宣传，从此政治色彩浓郁而艺术质量欠缺的音乐作品在广播中日益增多。“反右运动”开始后，《右派黑良心》《工人农民说了话》等直接配合政治斗争的歌曲，就在音乐广播中出现了。1958年中央规定了文艺广播的“三三制”原则，即紧密配合中心任务的、现实题材的与优秀的传统作品，在文艺广播里必须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这是个绝对不可逾越的硬性原则。
　　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中央台播出的音乐作品在选材上越来越窄，排定每周的广播节目表时，编辑人员要根据“三三制”原则精打细算，专题节目更要突出政治题材。无怪当时作为中央台“十大名牌节目”之一的《每周一歌》责任编辑也感慨地说：“《每周一歌》成了‘每周一愁’了。”在这种政治压倒一切的广播宣传方针指引下，文艺广播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色彩。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出现后，浮夸风大行其道，粮食高产“卫星”接连涌现，亩产千斤县、万斤田奇迹竞相亮相。与此同时，钢铁、煤炭等产量也不断翻番，中国“超英赶美”的时间期限也一再缩短。
　　
　　艺术毕竟有它的规律，作品的产生需要一个流程。但当时要求音乐配合政治进行宣传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必须“快”字当头，这就成了摆在音乐广播编辑部门面前的一大难题。音乐广播对储备的节目录音或音乐演出团体有相当的依赖性，有时急需广播宣传某一事情却找不到适当的作品，弄得很是被动。
　　有一次音乐广播急需配合小麦高产的节目，社会上又没有这方面的作品，万般无奈之下，我动手写了《欢庆小麦大丰收》的歌词。我写作这首歌词的动机固然是出于配合政治任务的需要，却仍然总是赶不上形势的发展。最初的歌词前两句是“南风吹，小麦黄，沉甸甸的麦穗三寸长”。随着当时小麦“产量”的急剧升高，“三寸长”的麦穗显然落伍了，于是只得改为“七寸长”。接着浮夸风层层加码，又不得不再改为“尺把长”。向隅收到歌词后立即把它谱写成歌曲，并下达给也是由向隅同志领导的广播文工团作为政治任务紧急排练，录制节目，然后播出。回忆此事，至今我的心中依然充满着苦涩。
　　1958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北京首都剧场召开黄自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会，事先推举书记处书记向隅代表中国音协做中心发言。向隅精心准备的发言稿在送交音协党组审查时却未能通过，关键问题是认为他对黄自的评价过高。向隅作为党员只能服从，表示可以按照党组的修改意见在大会上作报告（刊《人民音乐》1958年第5期），但是他声明保留自己对黄自先生评价的意见，并亲自组织了专题广播节目。
　　这年向隅同志就被调离了广播第一线，任命为新成立的电视台党总支部副书记，并担任广播系统表演团体总负责人，负责管理广播系统的民族管弦乐团、合唱团、交响乐团、说唱团、广播剧团。他调来了罗浪、吉联抗等人担任领导工作；安排说唱团的侯宝林等人去中南海给毛主席等领导人说相声；要求广播合唱团去剧场演出；把小伴奏乐队组建成广播交响乐团，更是耗费了他诸多的心血。他不仅在国内四处物色人才，还聘请苏联专家来训练乐队，为聘请华侨林克昌（指挥）四兄弟（又可以组成弦乐四重奏组）回国来乐团工作，他甚至去找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帮忙。
　　向隅同志还兼任广播局下属的中国唱片厂艺术委员会（由田汉、梅兰芳、程砚秋、吕骥、马思聪等艺术界人士组成）的常务副主任（主任由副局长兼任），艺术委员会开会或审定唱片时，按规定每月发给出席会议者若干车马费。向隅认为这只是在本单位兼职的工作，自己已经领了一份工资。因此虽然每次都是由他主持会议，财务处也多次催促，他却从未领过这笔车马费。
　　据当时担任广播局副局长的温济泽同志“文革”后透露，1957年“反右派”运动刚开始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曾经发来指示要广播局把向隅打成“右派分子”，恰巧向隅那时率领着一个音乐家代表团在欧洲访问。他们回国时反击“右派”的斗争已经掀起，没有抓到向隅的“右派”言论，他才躲过了这一劫。但是向隅同志却仍然为他不在国内时，其所领导的部门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员鸣不平。仅仅两年以后，向隅同志终于被卷入“反右倾运动”的政治漩涡，这是1942年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遭受康生等人迫害后，再次遭到的政治打击。
　　1959年在传达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文件的广播局党组编委仅有7个人的会议上，一贯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向隅仍然发言认为彭德怀讲的话许多是符合实际的，“去年的大跃进，中央经验不足，领导不稳，船有些颠簸”“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这一时期或这一运动里面，问题更多些，情况更紧张些，缺点更严重些”“在具体部门成绩与错误可以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毛）主席有错误，要作自我检查。”再联系到1957年向隅批准播出周璇演唱的《四季歌》等“黄色歌曲”，并“把黄色歌曲的泛滥归罪于党不重视群众的音乐生活、不重视轻音乐”，以及向隅公开表明过的对音乐家黄自的认知与评价，就说他“一贯坚持抬高黄自，贬抑聂耳、冼星海在中国革命音乐运动中的地位”“约请资产阶级音乐家黎锦晖、刘雪庵、钱仁康撰写广播稿”“在广播乐团推行‘指挥负责制’”。于是给他罗列了四大罪状：一、诬蔑党中央，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二、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宣传方针和文艺路线，篡改了党的广播宣传方针和文艺路线；三、反对党的领导，在他所负责的部门搞独立王国；四、在反右斗争中包庇右派分子，和铁托思想有共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凭着这些仅仅是党组会议上的发言与工作中的不同认识与做法，就混淆是非、无限上纲形成的罪名，1960年初广播局报送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批准，把向隅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决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编委、电视台党总支副书记、广播系统表演团体总负责人、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保留党籍，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62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工作中的失误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后，开始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由于向隅同志对留有多个“尾巴”的甄别结论有不同意见，他的甄别问题被搁置起来，仅安排他暂时代管对外部音乐组的工作（无正式任命）。
　　其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向隅拖入到更为严酷激烈的政治浩劫之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等政治帽子，不容分说地统统扣在他的头上。无休止的批斗会接踵而来，野蛮残酷的精神折磨，“坐喷气式”等肉体折磨，使这位在民族危亡关头不顾个人安危，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不堪重负。万分焦虑迷惘，重如千钧的政治高压，终于使他身心交瘁。
　　“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里分管宣传工作的康生，1968年1月初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向隅在延安时就是国民党特务，不能解放，还要继续批斗。向隅同志生性耿直，是非分明，在任何形势下把非议强加予他认准的真理，都难以令其屈从。残酷的政治运动几度向他施加高压，不容他作丝毫辩解，最终也只能缄其口而难易其心。这种刚直不阿的精神和宁死不屈的性格，导致了他生命过早地终结。被挚友贺绿汀誉为“真正的老实人”、“为革命坚持真理的忠诚的文艺战士”（见《贺绿汀全集》里的《〈向隅歌曲选〉前言》），一贯忠于党、热爱祖国、身体健康的向隅同志，终于在这年1月20日那个寒冷的深夜突发心肌梗塞，含冤离开了人世，终年只有55岁，成为“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音乐界里级别最高的领导干部。
　　向隅，原名向瑞鸿，1912年10月31日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家庭。1925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前往上海，先后就读于立达学园和劳动大学。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事爆发后，劳动大学因为学生运动迭起被政府关闭，他从此易名向隅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小提琴、钢琴和作曲。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毅然放弃去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留学的机会，回到家乡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久即在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向隅岳父的同事与结拜兄弟）的指引下，于1937年底至延安参加革命工作，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创办者之一（吕骥和向隅、唐荣枚夫妇是该系一、二届仅有的三名教员），后担任研究室主任、副系主任。该系培养了安波、郑律成、李焕之、李凌、时乐濛、卢肃、王莘、张鲁、刘炽等人才。1942年，向隅应邀参加毛主席筹备、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加入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中却被康生诬蔑是“国民党特务分子”。1944年底解除隔离后他参与歌剧《白毛女》的作曲，该剧在延安、张家口、哈尔滨演出时，都由他担任指挥。1946年后他担任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乐系主任、东北鲁艺文工团三团团长、东北音乐工作团团长。1949年第一届音代会上向隅被推选为中国音协的首任秘书长，不久他与贺绿汀受命去接管他们当年就读的母校（现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担任院长，向隅担任第一任副院长兼任党委书记。中共华东局书记陈毅经过审查，1954年撤销了向隅的“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
　　向隅同志生命的最后13年全部奉献给了中国的音乐广播事业。他的逝世使众多曾经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备感哀伤与惋惜，痛惜这位为革命事业勤奋工作了一生的、久经考验的党的好干部竟然遭此噩运。这位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与音乐广播事业有着突出贡献的、备受人们尊敬与爱戴的革命前辈将永垂青史！
　　为纪念革命音乐家向隅同志诞辰70周年，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国音乐家协会1982年10月29日联合在广播大厦音乐厅隆重举办纪念会，王首道、周扬、林默涵、李伯钊、张庚、周巍峙、李伟、刘白羽、张光年、贺敬之、朱子奇、袁文殊、蔡若虹、古元等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孙慎、李焕之、李凌、赵沨、时乐濛、李德伦、严良堃、瞿维、瞿希贤、吴祖强、苏扬等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各界友人，他的同事、部属和学生近千人出席了纪念会。广电部顾问（原广播局副局长）金照宣读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1月11日致广播局党组关于“撤销原中央监察委员会1960年对向隅同志的处分决定”，为向隅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专函（刊《人民音乐》1982年12期）；中国音协主席吕骥介绍了向隅同志献身中国音乐事业的一生；中国文联副主席贺绿汀委派专人从上海来京到会宣读了他的书面发言。纪念会的前厅，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布置了“纪念革命音乐家向隅同志诞辰70周年”的图片与作品展览；纪念会的后半部分，广播艺术团、中国歌剧舞剧院等单位的艺术家们，演出了向隅同志的主要音乐作品。
　　向隅同志逝世已经4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然时时在我的脑海中萦绕。追忆在向隅同志领导下与他共事的既往岁月，心潮起伏难以平静，谨以此文聊以抒发我的深切缅怀之情。
　　
　　王 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音乐部中国音乐组组长、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