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道中落，在一片愁云惨雾中，我上了市里的小学。四年级的秋天，父亲让我去火盆店当学徒。老板每个月11号和15号各发五文钱给我。
　　学徒生活只持续了三个月，火盆店就关门了。恰好店老板的朋友开了一家自行车店，就让我去那里当学徒。
　　我在自行车店当了六年学徒，直到17岁。那段时间，我认真考虑了自己发展的道路。当时，大阪市计划在全市通电车，开通了部分线路。有了电车，自行车的需求就会减少，而电气行业却非常有前景，我决定换个行业。
　　一方面，我托姐夫帮忙进电灯公司；一方面，我对一直栽培我的自行车店感情深，难以开口对店老板说出实情。我歉疚地偷偷离开自行车店，寄居在姐夫家。
　　电灯公司那边答复：“不能立刻录用，得等到有空缺的时候。”没有一分积蓄的我犯了难，总不能在姐夫家吃白食吧。我就在姐夫工作的水泥厂当搬运工。我的身体还没发育完全，一起工作的同事则都是些彪形大汉。我推着堆满水泥袋的手推车往前走时，后面的人就赶上来，大声呵斥：“小兔崽子走快点，不然碾死你。”我只有咬紧牙关，继续干活。
　　干了三个月，大阪电灯公司幸町营业所有一个内线员的空缺，就找了我去。我开始和电气行业产生关系。
　　当时的电气行业以电灯电力为中心，我最初的工作是给室内布线工程负责人当助手，一天到晚推着堆满材料的手推车跟在负责人后面跑，每天都得去五六个地方干活。那种手推车又叫“学徒车”，使用不便，放上点东西就会觉得非常重。我在水泥厂当过搬运工，不觉得比在那里差，对时刻变化的工作抱有极大的热情。
　　辛苦劳动三个月后，我被提拔为负责人。虽说公司正处于扩张时期，但三个月就得到提升仍属特例。我非常受鼓舞，决心更加努力地工作。
　　24岁那年的春天，我被提升为电灯公司的检查员，提升得这么快是很少见的。检查员是所有工程人员出人头地的目标，主要是检查工程负责人前一天的工作，不合格就命令他们重来。我每天要检查15个～20个工地，但工作很轻松，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够了。
　　奇怪的是，对这么轻松的工作，我却没什么热情，心里很不满足。之前，我一直在研究新型灯泡插座，还曾经把做出来的插座给公司主任看，可是被否定了。我产生了一定要做插座的念头。年轻人脾气急，我决定立刻辞职，虽然放弃七年的努力有些可惜。
　　制造灯泡插座没有启动资金。我所有的钱还不到100元，人手也不够，我就请以前的同事林君加入。内弟井植岁男（三洋电机的创始人）已从乡里小学毕业，我把他也招了过来。工厂是我住的平房，长四张半榻榻米，宽两张榻榻米。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了。
　　首先从研究产品开始。我们不知道灯头的外壳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摸索了很长时间也没搞出个名堂。后来，我向以前在电灯公司的T君请教，终于知道了制作方法。大家齐心协力，当年10月生产出少量产品。
　　到了销售阶段，我们没有客户，只能乱碰运气，直接找上门去向电器店推销。十天里，我们走遍大阪的大街小巷，卖出一百多只灯头，收入不过10元。有人说：“已经绝望了，各自谋生去吧。”最后，工厂只剩下我和岁男。我们完全陷入困境，我和妻子的衣服都送进了当铺。
　　就在山穷水尽之际，12月，我突然接到一家电器商会1000只电扇底座的订单。尽最大努力做出来的样品得到认可之后，我和岁男全力投入生产。我们的“设备”只有一台模压成型机和一口加热原材料用的锅，特别辛苦。客户对产品很满意，我获得毛利80元。
　　灯头失败了，却不断有电扇底座的订单，我们的事业慢慢起步。第二年，我们想从事真正的电器设备研究和生产，就在大阪市租下一栋房子。搬到新厂之后，我们首先生产的是灯泡插座。我用的是旧灯泡的灯口，价格比市价便宜三成，而且样式新颖时髦。订单越来越多。接下来的发展一帆风顺，我们的产品还打进东京市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济陷入低迷，松下工厂的业绩仍然稳步上升，工厂还在大开町新盖了约230平方米厂房。我们品尝到成功的喜悦。
　　（摘自《自来水哲学：松下幸之助自传》南海出版社图/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