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国许多公、私立学校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不得不从北方及沿海迁到西南。这一时期是我国教育经费最困难的阶段，教育经费的支出在最低时仅占财政预算的0.3%（宪法规定为15%），各公、私立大学的师生生活非常困难。抗战胜利后，各项事业亟待恢复，特别是迁到西南的政府机关、工厂、企业、学校、医院都要迁复。但钱从何来？各私立学校只得从募捐上想办法。从1941—1947年间，教育界兴起了频繁的教育募捐风潮，并且产生了几次规模较大、时间较长、参与人数众多、获得捐款可观、影响久远的教育募捐运动。
　　
　　一、教育募捐热
　　
　　1941年，从上海迁到贵阳的贵州大夏大学，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发起了“百万基金募捐运动”，虽然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但结果很不理想。
　　1941年9月7日是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75岁的生日，各地校友借机为校长祝寿而发起了“百万基金募捐”运动。那时钟已退休，因病住在香港医院，但他考虑到岭南的经济困难，也希望借此机会为学校筹集些经费，就同意了学生们的请求，利用自己在海外华侨中的影响，向他们发出呼吁，希望给予支持。但这一运动不久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而被迫终止，仅捐得3万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州东吴大学校友会也发起了募捐运动，获得10万元捐款以作为母校西迁的费用。1942年8月，学校派代表来重庆接洽迁校事宜，在重庆的校友分会又发起募捐，几天之内就获得12万元。
　　1943年10月1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举行第一次理、监事联合会议，决定发起体育经费500万元募捐运动，推张伯苓、朱家骅、吴铁成、张治中、沈鸿烈、商震、郝更生、马约翰、董守义等9人为筹款委员。
　　1943年，由济南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借建校80周年校庆之际，向校友发起“百万基金募捐”运动。因战时校友自身生活还很困难，结果只募得教职员工的捐款14万元。
　　1943年，由南京迁到四川的金陵中学以建校55周年校庆名义，在万县发起“百万基金募捐运动”，得到各地校友的热烈响应，使学校渡过了难关。
　　1945年11月4日，天津南开中学校友会发起“复校募捐”运动，目标为1亿元。在校长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的指导下，校友会成立了“募捐委员会”，还聘请天津市各界名流以及有丰富经验的募捐前辈前来指导，制订了详尽可行的募捐方案。他们根据各行业的特点，划分成22个组，分别进行劝募，获得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到1946年4月5日校长72岁生日时，南开师生在为校长祝寿的同时，举行了“庆祝南开复校募捐成功大会”，宣布：这次募捐进行不到5个月，获捐款5亿元（折合22.4万美元），是目标的5倍。
　　


　　1946年，以上海私立学校为主的“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发起募捐运动，他们组织了105所私立中小学校的3万名学生上街进行义卖和募捐宣传，在一个月内就募集了资金29亿元。
　　为改变海南教育落后的局面，1946年，原广州市长陈策将军邀集海南同乡在海口筹建海南大学，发起大规模募捐运动，得到海内外各界的热烈响应，仅列名发起、创办人的就达400余人，其中海外著名琼侨就有百余人。他们少则几万，多则三五亿（金圆券）。如吴国藩、韩佳元、张德绪等人为纪念乃父乃兄，都捐了不少钱，很快就筹足创办费。1947年9月，海南第一所大学——“私立海南大学”正式开学。
　　1947年8月15日，天津市大中学生成立了“天津助学运动委员会”，发动各校学生在社会上以募捐、义卖、义演、讲演等方式，在3个星期内募集2亿元，以救济贫困学生。当时天津大中学生2万多人，多为贫困家庭，因1947年9月的学费比上一年同期涨了五六倍，学校设备也残缺不齐，有的学校甚至连桌椅费也要家长负担，许多学生被迫失学，因此这次募捐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到8月23日，参加学校达29所，不到10天就获得3.6亿。经过评议审定，有1760名学生得到救助。
　　
　　二、破记录的募捐
　　
　　抗战胜利后，苏州振华女子中学为复校而发起了募捐运动。该校由著名女教育家王谢长达于1905年创办，是一所历史悠久、美誉远播的著名女校，在苏州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募捐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更得到学生家长、历届校友的热烈响应，历时仅3个月，就获得370余万元（折合美元近10万），是女子中学募捐的最高记录。
　　1943年11月，设在重庆的南开中学及各地校友为庆祝建校40周年及校长张伯苓70岁生日，在重庆发起名为“伯苓四七奖助金”（奖学金、助学金）的大型募捐活动，得到社会各界及南开校友的热烈响应。蒋介石在张伯苓生日前一天，亲往他的寓所祝寿，并手书“南极辉光”条幅相赠，这对募捐起到相当大的促进作用。这次募捐原定目标为28万，以合四、七之意。校友会认为目标定得太低，提议改为110万，仍为四、七之合。但在开幕第一天就超过了这个数字，第二天就进账280万。募捐历时近一年，最终得款600多万元（折合美元约30余万）。张伯苓不无自豪地说是“创造了教育募捐的最高记录”。
　　1944年春，复校不久的燕京大学成都分校也因经费困难，在代理校长梅贻宝的倡议下，发起了“燕京大学千万基金募捐运动”。募捐大会开幕时，燕大董事长孔祥熙主持了“宴客揭幕”，四川的权贵、显要咸集一堂。孔即席发表了募捐演说：他说他身居国府要职，素不肯出面募捐。而且当时有一种习惯，今天你向他捐，明天他就向你募（全场立即大笑），实在应付不及。不过因为燕大是他的母校（孔早年曾入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就读，该校1919年与北京汇文大学合并，组成燕京大学），作为董事长，只此一募，下不为例，望诸君予以支持。接着，张群又以四川省主席的身份为募捐作“登高一呼，生效甚重”的劝募讲演。重庆《大公报》也大张旗鼓地为募捐进行宣传和劝募。因《大公报》曾在1941年美国密苏里国际新闻奖中获奖，这和在该报任职的燕大毕业生有密切关系。《大公报》获此殊荣，为感谢燕京大学，特捐助10万元，指明作为新闻系专用。消息传出，《大公报》的销路大增，燕大的募捐也更加引起社会的关注。此前不久，主编张季鸾先生辞世，该报同仁为纪念他，曾捐集纪念金11万多元，这次也全部捐助燕大。
　　


　　由此大大促进了募捐的进展。首先是教育部对燕大的公款补助增加了。中英庚款基金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全国救济委员会，都对燕大增加了补助。捐助燕大的国际机构有：哈佛——燕京汉学研究所、美国普斯顿基金会、罗氏基金会、美国援华会、英国援华基金会等。这些机构都受到战争的影响，紧缩支出，但对燕京大学还是尽力给予了支持。燕大的学生、校友更是大力为募捐作宣传，他们不但自己捐献而且还逢人便募。一位毕业于新闻系的学生，刚刚就职领薪，就全部捐给母校，自己则借债充饥，“闻者心感不胜”。到1945年春，募捐运动历时一年结束，共捐得1250万元国币（折合42万美元），超过目标的1/4，也宣称是最高记录。而用于募捐的费用不到捐款的5%。美国人对募捐素来有经验，当听说如此低的费用时也感到惊奇。原来这次募捐没有聘用专业人员，全靠在校学生和各地校友的支持。
　　1942年，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也得到校友的巨大支持。日军入侵南洋后，陈嘉庚避难印尼，侨汇中断，学校陷入困境。为使母校在危机中能坚持下去，各地校友自动组织起来，展开“校友养校”运动，同时印发《告全体校友书》，谓：母校创办已达29年，缔造维艰，维持匪易，全赖我校主（陈嘉庚）血汗输将，苦心支持，斥资之巨，已达700多万元……母校复兴，我校友实则无旁贷。后经多方研究，决定将“校友养校”运动扩展为“三庆活动”，即庆祝建校30周年；校主70寿辰；英语教师陈大弼在集美执教25周年。这时集美已拥有5万多校友，成为一个较大的社会团体，蕴藏着巨大的募捐潜力。因此“三庆活动”十分隆重，第一天就有4000多人参加。募捐终获巨大成功。据1945年初的统计，各地校友捐献母校的有：仰光372万；重庆500万；福州1055万；上海成为沦陷区，许多校友未知此事，仅张辉煌一人独捐500万；此外，安溪、龙岩、晋江、惠安、大田、东山等地校友均集体捐款，个人直接汇寄母校的也达120万；总计3440万（折合约100余万美元）。虽然校方没有什么说法，但校友们奔走相告，祝贺这个最高记录。
　　


　　上述这些私立学校举办的大型募捐运动,不但搞得轰轰烈烈，而且大都超过原定的募捐目标,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足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政治腐败、经济崩溃下的官方教育深受其害，逐步败落；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在官方教育衰败的同时，私立学校通过私人募捐筹资起到补充官立学校不足的作用。在社会发生大动荡、大变革时，私立学校通过它的特殊方式，仍可以保持教学的延续性。
　　
　　三、真正的最高记录
　　
　　就在各种大型募捐运动此起彼伏之际，另一项更大规模的募捐运动也在悄悄筹备。这就是由具有“赚钱博士”之称的孔祥熙策划的、为自己在1908年创办于太谷、当时已迁到四川金堂的铭贤学校发起的募捐。
　　提起孔祥熙，人们大都认为他是“著名经济学家”、“理财家”、“赚钱博士”，是国民党的高官，但大都忽略了他还特别善于募捐。孔除长期担任铭贤校长外，还曾荣任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并州大学等几十所大中学校的校董、董事长、名誉董事长等虚衔。这其中，他既向这些学校捐款，也为这些学校多次主持了大型募捐活动。因此，孔积累了丰富的募捐经验，虽然这些经验没有整理成专著，多散见于他主持的募捐会、接人待物的只言片语中，但若信手拈来，亦见精彩。据说他主持的募捐会是最令人愉快的：讲演时他慷慨激昂，旁征博引，不时博得阵阵笑声；劝募时他笑容可掬，彬彬有礼，故有“孔哈哈”之称。
　　当时的募捐中有所谓“四公开”和“四不公开”种种，即有一种人是募捐口号、募捐方法、募捐对象、获得捐款数额完全公开，也有都不公开者。此外，还有募捐口号公开，募捐方法不公开；募捐对象公开，得捐数额不公开者。由于当时社会动荡多变，特别是军阀视教育为脔肉，劫教费为军饷，以及其他原因，有人做善意的不公开，社会也是理解和支持的。孔则不属于这几种，他的公开与否视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政治目的而定，他会时而这样说，时而那样说，但其得捐数额是绝对不说的。
　　1926年，他在美国募捐获得一笔巨款，至于具体是多少，通过什么方法募捐的，多年来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50万美元，也有说是100万；还有说是150万，比较可靠的是75万美元。但孔对此不置可否。
　　孔不忍总是为别人主持募捐会，也要为铭贤积累一些资金储备。他示意自己的学生也搞一次募捐。其得意门生、山西裕华银行经理武渭清和校友们经过研究后，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募捐机构，印制了大量的“捐启”，在重庆发起了大规模的募捐运动。
　　孔非常明白，为别人募捐是尽义务，为铭贤募捐是心血所向的责任，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因此他要采取非常的手段和方法，所以他由前台退居幕后进行策划指挥。他调动了他所能动用的一切力量，如通过由他任部长的财政部系统（各地税局、关卡及相关部门）和由他任总裁的中央银行系统（如各地支局、信托局和相关机构）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募捐。王正廷在中央银行出面宴客，十分卖力地进行劝募，杜月笙、钱新之、潘昌猷、傅汝霖、刘鸿生、萧振瀛等都是座上客。这些人反过来又向其他方面劝募。结果，不仅孔属所有系统捐款可观，其他各界也都捐了不少钱。这次募捐非常成功，至于获得多少捐款，仍然是个谜，有的说“上亿元”，有人认为不止这些，起码“几亿元”，还有“数亿元”、“若干亿”等说法，莫衷一是。
　　当时有人不满地说，他是利用隶属关系进行“霸王请客”式的募捐，实际上是公款私捐。不但报界多有非议，而且也招致各派政敌的群起攻击，据说还受到蒋的斥责。
　　尽管当时还不断有新的最高记录产生，其实真正的最高记录是这位不事声张、不做辩解、从不公开的“赚钱博士”创造的。但这些钱也并没有完全用在办学上，孔以其中的1000万（约合30多万美元）办了一家保险公司，又以500万开办了“大有盐号”。其他就东挪一点，西用一点，加之物价飞涨，这些捐款没有正当名义就消失了。
　　
　　四、募捐史上的笑柄
　　
　　194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60岁的生日，蒋身边的文臣武将们很想借此机会表现一番，但使用什么方法来讨得蒋的欢心？以国家的名义？从国力、财力及社会舆论都是不许可的，蒋也未必接受。因为1936年蒋50岁生日时曾有人为他策划了“献机祝寿”年，并要求南洋侨领陈嘉庚发动华侨募捐，希望捐得一架飞机的款项（10万元），结果陈竟捐得13架飞机（130多万）。蒋高兴未久即发生“西安事变”，蒋被扣，据说和“献机（陷机）有关”。所以这次“祝寿内容”须慎之又慎，每个方案都要严格审查。
　　


　　朱家骅想给蒋一个惊喜，方案事先没报知蒋，就搞了个“献九鼎”的闹剧，蒋得知后大为震怒，严厉斥责道：“你太糊涂，这是对我的侮辱！”朱为此“病了”好几天。
　　可是还有人不死心，对此颇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决定以“献校”名义为蒋祝寿，既借祝寿兴学，又以兴学祝寿，这个主意得到了蒋的“欣允”，也被当局认为是一箭双雕的“妙举”，并立即在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献校祝寿委员会”，这一年也随之改为“主席六旬兴学祝寿年”。所谓“献校祝寿”就是向社会各界募捐，从政治影响和社会舆论上来挽救教育免于败落，并确定募捐目标为60亿元，以合蒋生日之大吉。用这60亿元为60所官立的国民学校维修校舍，添置设备，改善办学条件。
　　同年10月12日上午，在南京励志社礼堂里举行了“献校祝寿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南京的名流显要均到会祝贺，会上还上演了万人大合唱，颇为热烈了一番。
　　这次所制定的募捐方法是：宴请殷实富裕人家；推销电影票；商家举行义卖；文艺界举行义演。并以“福”“寿”“禄”“喜”四字铸制纪念章，作为四个等级，在劝献时按捐钱多少分别赠送捐献者：捐5万元以上者，奖“福”字纪念章；捐1万元以上者，奖“寿”字纪念章；捐5000元以上者，奖“禄”字纪念章；捐5000元以下者，奖“喜”字纪念章。以此来刺激捐献者的兴趣。同时还进一步明确，凡机关、团体、企业职业者，每人以一天工资来捐献。对于民众为“祝寿”而捐献的学校，一律冠以“中正”二字，并将捐献者的名字刻在石碑上，以示永久纪念。
　　


　　但由于人民群众对政府不满，加之生活极端困苦，物价飞涨，以及内战的阴影，很少有人响应，虽经多方劝募，各县、乡、区、镇及保、甲长都全部出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强行“劝募”，也有的地方将富有人家作唐僧肉来“列表上报”，然后依表邀请，多次召开会议，反复动员，号召大家积极捐献。可是到了蒋的“诞辰之时”尚不见有几人解囊，只好将募捐款以指标形式分配到南京的各乡、区、各部门，强行摊派，但此种方法也未能奏效。于是又将“献校”期限推迟；将60亿元进行分解，时间上也分为三期，第一期延迟到1946年12月；第二期延迟到1947年3月底，第三期延迟到1947年6月底。即使是这样也未能募捐到预定款额，直到1947年8月底，累计募得捐款仅为5.6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折合仅为1946年9月时的4000万元，实际不到60亿的2%。
　　在这次募捐中，丑闻百出，一些保、甲长还利用权利和机会侵吞捐款，一个姓郝的保长就是其中之一。即使到最后，这笔捐款连1/3也没用到办教育上。一场官办的、由最初自由捐款转为强行摊派的闹剧，就这样以失败结束了。这是民国募捐史上以官方名义、动用政府机构进行的规模最大、参与劝募人员最多、耗费公款最多的一次失败的教育募捐。
　　
　　五、专门面向高官的募捐
　　
　　前面说的是官方举办的、以捐款用在官立学校为号召的一次失败募捐。还有一次失败的官办募捐，则是以捐款用于开办私立学校，专门面向高层官员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募捐，在当时也是“颇为巷议”。
　　1947年初，时任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任湖北省省长的何成浚，以及方觉慧、徐源泉等人为辛亥革命老人所请，准备在武昌筹建一所大学，经与国民党元老居正、程潜及辛亥首义老人李翊东、喻育之、熊秉坤等人协商，决定联名共同创办，考虑到国家财政困难，暂定为私立，校名为“武昌首义大学”，经费也暂时靠募捐维持。抗战期间，湖北的教育备受日军摧残，各地的确需要恢复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因此这个建议颇受当时教育界人士的欢迎。
　　筹建会于1947年5月24日成立。当时办学面临两大困难，首先是经费，其次是校址校舍。由于日军的破坏，且内战全面爆发，民间疾苦万状，筹建会鉴于当时条件，决定向国民党上层人物及各省官员募捐。这次募捐妙就妙在这里，然而失败也正失败在这里，因为这些党国要员大多在战争中吃私贪污，在“劫收”中又发了大财，但是有几人肯捐出钱来办教育，又有几人敢捐钱出来，让人们知道他们是发了国难财？因此，筹建会的募捐对象是找对了，方法却用错了，失败也是注定的。
　　筹建会成立后，又由筹建会成立了“筹募资金委员会”，推万耀煌为主任委员，方觉慧、徐源泉为副主任委员，随即印发了大量的《武昌首义大学筹募基金捐启》，连同募捐册、收款收据寄往南京及各省官员。根据筹委会的计划，他们认为可以在全国官僚阶层募捐到法币至少40亿元（折合黄金约4000多两），其中内定募捐目标为5亿元的有：四川的邓锡侯、湖南的王东原、上海的吴国桢；3亿元的有：广东的罗卓英、江苏的王懋功、重庆的张笃伦；2亿元的有：西康省的刘文辉、江西的王陵基、安徽的李品仙、浙江的沈鸿烈、南京的沈怡；1亿元的有：广州的欧阳驹、陕西的祝绍周、广西的黄旭初、云南的卢汉、贵州的杨森、福建的刘建绪、山东的王耀武、宁夏的马鸿逵、察哈尔的傅作义；5000万的有甘肃的郭寄乔等。其他省、市，如台湾的魏道明、河南的刘茂恩、河北的孙连仲、山西的阎锡山、北平的何思源、天津的杜建时、新疆的麦恩武德等，因处在战争地或因其他原因，均未发函。
　　据筹建会内部人士讲，对每位高官内定目标的多少，主要由筹建会了解和分析，确定其拥资情况。这种募捐形式真是独一无二。果能凭一纸捐书就募得滚滚财源，岂不美哉，然而筹建会的先生们如意算盘打错了。
　　抗战胜利后，不论是政府，还是机关、企业、学校，大都面临迁复，百废待兴，一切都需要钱，募捐就成了最好的筹资方法。于是，各种名堂的募捐应接不暇，工商企业家成为众口一致的劝募对象。据无锡荣氏企业的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3月到1947年12月的21个月，就捐出21笔，达733万元（折合黄金1665.18两）。就连各大政要员也常莫名其妙地被捐册“光顾”，确有不胜其烦、疲于应付之苦。因为募捐是衡量人们对社会问题、现状关心程度的方法，是检测人们社会责任感的尺度。这个“尺度”就多次检测出每位大员都有“避捐妙计”，而且屡试不爽：如吴国桢善于推，有时能推得一干二净；孔祥熙是躲，一直躲到对方没有耐心为止；就属文官长吴鼎昌胆大，连无冕之王也敢当面顶撞：就是不捐！宋美龄一般是不做任何表态，只让秘书退回捐册。半年前，她尚在为恢复曾主持了20年的“南京国民党革命遗族学校”筹募基金，并以霸王请客、打秋风等方式向南京、上海、苏州一带的工商企业捐款，连荣氏企业也被迫“捐献”了700万元法币（折合黄金22两），而现在竟募到她的头上，于是令秘书复函：
　　武昌首义大学筹建委员会公鉴：迳启者：奉蒋夫人交下贵会筹款收据两册，并谕以事冗，歉不克代募等因，相应将原送来收据两册备函送达，希照为荷。
　　 秘书刘国镇启 民国36年8月23日
　　最有意味的是陈立夫，他善于应付，有时象征性地捐出一点，既不得罪人，又面子上过得去，却非要认真地盖上一枚官印，据说这里面大有学问——这回也不例外，命秘书复函：
　　迳启者，奉本部陈部长交下，经募得贵校基金100万元，捐册收据随函附还，即希查照为荷。
　　 中央组织部 民国36年9月9日
　　陈立夫捐出的这100万元，折合当时黄金仅为17克，这对于具有“四大家族”之称的陈家来说，有如九牛一毛。由此也可看出其“应付功底”之深。
　　由于各省当局对之采取推诿的消极态度，有的干脆连信也不回，甚至在本省的募捐也受到冷遇。最后仅募得5000万元（折合黄金不到20两），为目标的1%。与此同时，又遇到校址、校舍等实际问题难以解决，教育部认为该校一无资金，二无校舍，三无师资力量，不予立案，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募捐是将社会闲散资金有效、合理汇集到更需要的事业中去的工具，也是主募者展示知识、才能的特殊场所。募捐是一项包含着复杂性、偶然性和多变性的经济活动，它能使人们在不经意间折射出世情冷暖、人际关系以及人的道德品行。研究民国时期的募捐活动，能为我们展示出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