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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为人所熟知，也被研究者从多角度、多层面、多方位进行了研究。但是本文从比较文学变异学和翻译“操控”理论出发，研究这部作品在跨语際翻译过程中发生的语言变异现象，并探究产生变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以此更深入地理解这部作品的翻译情况，同时弥补学术空白点。
【关键词】：《永别了，武器》； 海明威；翻译；变异；中國化
海明威是美国著名小说家，他的文学影响从美国遍及全世界。在新世纪，研究者多集中于小说艺术风格、意象研究、文体研究、存在主义研究和译本对比研究等方面。虽然研究范围广、角度多，但未有人从比较文学变异学和翻译“操控”理论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并且海明威的作品内涵丰富，可挖掘性强，因此本文仍选择以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为研究对象。
在本论文中，《永别了，武器》的翻译研究是指译本与原文的对照比较。文学作品在本族语和外语的译介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等现象。本论文将以此角度切入，研究跨语际翻译过程中发生的语言变异现象，并探究产生变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
《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是一部关于战争、命运、青春、爱情和信仰的小说。然而，本文在于探究在跨语际翻译中这些主题出现的变异现象和影响因子。
在跨语际翻译中，语言因素是变异的首要影响因子。“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在语言层面展开的研究，关注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主要指文学现象通过翻译，跨越语言的藩篱，最终被接受者接纳的过程。” [1]因此，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学理层面进行跨语际翻译研究是首要之选。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由于受到目标语的规范性和读者的语言阅读习惯的双重制约，而采取通顺流畅的翻译策略。为了达到文学翻译的审美性，则必然会发生语言的变异。林疑今的中译本就能体现出明显的“创造性叛逆”特征，她在翻译时适当裁剪，译文不仅符合了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要求，也体现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之简练风格。
林疑今的译文未遵循原文直译，而是采取了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句式，其“再创作”完美体现了海明威的原著风格。
意识形态也是影响文学翻译的重要因素。翻译学家勒菲弗尔提出：“‘意识形态’并不局限于政治领域，相反，‘意识形态’似乎是指由形式、习俗、观念等组成的支配我们行为的网状结构的东西” [2]可见，意识形态是指在宏观上对社会成员思想及其行动进行操纵的价值体系。在文学翻译活动中，译者也会受其影响和支配，为使译本得到本国读者认可而有意采取符合本国意识形态的翻译策略，随之产生的译本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异。意识形态的操纵行为能使非主流的作品产生更大的变异，从而使其融入主流。
在中国解放初期，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以及中美关系的紧张，海明威的译介和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即使海明威去世时，国内文艺界亦对此避而不谈。直到1979年中美关系的缓和和改善，海明威的译介和研究才得以继续发展。在八九十年代进入高潮期，由于海明威的硬汉精神正迎合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因此海明威的书籍得到大量译介，作品也被学者从多层次、多角度进行研究。在新世纪初，研究态势终于趋于平稳。可见，政治意识形态也是文学传播与发展不可忽视的影响因子。
与意识形态相提并论的诗学是制约翻译活动的重要内因。诗学的影响在《永别了，武器》中体现的尤为突出。文中有一句“Priest today with girls”，此处的“girls”被译为“姐儿”而非“妓女”。“姐儿”是一个中性词，可见译者对词语的谨慎选择和情感把握。
另外，在中国文学中，叠音字的运用能体现出音乐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融入了本国文化的审美趣味，林疑今将长句“There were mists over the river and clouds on the mountain”译为“河上罩雾，山间盘云”，中国山水画的美感瞬间展现在眼前。译者采用的这些词都极具中国色彩和中国文化。译者采取的这种翻译策略在潜移默化之中都受到了中国诗学的影响。
在《永别了，武器》的翻译活动中，话语系统对其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译者必须在原作者接受的话语系统和译者及其读者所熟悉的话语系统之间维持平衡。” [3]因此在翻译时，由于文化的差异性，译者无法直译而被迫采取译入语的文化习俗来对应原文本中的概念，必要时应当插入脚注或前言进行解释，由此变异便产生了。如“the stockyards”和“the Woolworth building”分别翻译为“屠场”和“伍尔沃斯大厦”，为了让读者明了，还在其后详细补注了这两个地方，让读者也了解到了美国的文化。
文学作品从一个文化系统转换到另一个文化系统，从一国传播到他国，在文化过滤、译介和接受之后，往往会发生深层次的变异，最终成为了译入国新的文化现象，这种变异现象就是“他国化”。 [4]《永别了，武器》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就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海明威的“硬汉”形象深受中国读者和文艺界的喜爱。张承志曾说：“海明威影响了八十年代整整一批中国作家。当我发现美国人对他并没有我们那样崇拜时，我确实觉得有些奇怪。” [5]由于海明威不屈服的坚强乐观精神与中国那个时代特征相符合，因此大多数中国志士对此产生了共鸣，也引起了海明威热的“中国化”，成就了中国作者的多种“硬汉形象”。于是，在八十年代，一组组硬汉浮雕高耸于中国文学人物长廊中，其中卓然突出的作家即是以硬汉气质抒写生活的张承志。除了铁骨铮铮的男儿形象，一批女强人形象也成为了作者笔下的宠儿，如蒋子龙的《阴差阳错》和张洁《方舟》等作品。可见在中国，硬汉精神已跨越了男女的性别范围，内化为一种社会精神。海明威的硬汉形象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新形象，被彻底“中国化”了。
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早已为人称道，也被研究者从多角度、多层面、多方位进行了研究，但是本文从比较文学变异学和翻译“操控”理论进行研究，对这部作品的翻译研究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弥补了学术空白点，望后来者有所收益。
注释：
[1]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29页。
[2]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p16.
[3]勒菲弗尔编：《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第35页。
[4]曹顺庆：《南橘北枳：曹顺庆教授讲比较文学变异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5]张承志：《彼岸的故事》，载《小说界》，1993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2]曹顺庆：《南橘北枳：曹顺庆教授讲比较文学变异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3]海明威：《永别了，武器》（英语原著版录第五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2年。
[4]海明威著，林疑今译：《永别了，武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5]勒菲弗尔编：《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6]张承志：《彼岸的故事》，载《小说界》，1993年第4期。
【关键词】：《永别了，武器》； 海明威；翻译；变异；中國化
海明威是美国著名小说家，他的文学影响从美国遍及全世界。在新世纪，研究者多集中于小说艺术风格、意象研究、文体研究、存在主义研究和译本对比研究等方面。虽然研究范围广、角度多，但未有人从比较文学变异学和翻译“操控”理论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并且海明威的作品内涵丰富，可挖掘性强，因此本文仍选择以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为研究对象。
在本论文中，《永别了，武器》的翻译研究是指译本与原文的对照比较。文学作品在本族语和外语的译介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等现象。本论文将以此角度切入，研究跨语际翻译过程中发生的语言变异现象，并探究产生变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
《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是一部关于战争、命运、青春、爱情和信仰的小说。然而，本文在于探究在跨语际翻译中这些主题出现的变异现象和影响因子。
在跨语际翻译中，语言因素是变异的首要影响因子。“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在语言层面展开的研究，关注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主要指文学现象通过翻译，跨越语言的藩篱，最终被接受者接纳的过程。” [1]因此，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学理层面进行跨语际翻译研究是首要之选。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由于受到目标语的规范性和读者的语言阅读习惯的双重制约，而采取通顺流畅的翻译策略。为了达到文学翻译的审美性，则必然会发生语言的变异。林疑今的中译本就能体现出明显的“创造性叛逆”特征，她在翻译时适当裁剪，译文不仅符合了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要求，也体现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之简练风格。
林疑今的译文未遵循原文直译，而是采取了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句式，其“再创作”完美体现了海明威的原著风格。
意识形态也是影响文学翻译的重要因素。翻译学家勒菲弗尔提出：“‘意识形态’并不局限于政治领域，相反，‘意识形态’似乎是指由形式、习俗、观念等组成的支配我们行为的网状结构的东西” [2]可见，意识形态是指在宏观上对社会成员思想及其行动进行操纵的价值体系。在文学翻译活动中，译者也会受其影响和支配，为使译本得到本国读者认可而有意采取符合本国意识形态的翻译策略，随之产生的译本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异。意识形态的操纵行为能使非主流的作品产生更大的变异，从而使其融入主流。
在中国解放初期，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以及中美关系的紧张，海明威的译介和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即使海明威去世时，国内文艺界亦对此避而不谈。直到1979年中美关系的缓和和改善，海明威的译介和研究才得以继续发展。在八九十年代进入高潮期，由于海明威的硬汉精神正迎合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因此海明威的书籍得到大量译介，作品也被学者从多层次、多角度进行研究。在新世纪初，研究态势终于趋于平稳。可见，政治意识形态也是文学传播与发展不可忽视的影响因子。
与意识形态相提并论的诗学是制约翻译活动的重要内因。诗学的影响在《永别了，武器》中体现的尤为突出。文中有一句“Priest today with girls”，此处的“girls”被译为“姐儿”而非“妓女”。“姐儿”是一个中性词，可见译者对词语的谨慎选择和情感把握。
另外，在中国文学中，叠音字的运用能体现出音乐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融入了本国文化的审美趣味，林疑今将长句“There were mists over the river and clouds on the mountain”译为“河上罩雾，山间盘云”，中国山水画的美感瞬间展现在眼前。译者采用的这些词都极具中国色彩和中国文化。译者采取的这种翻译策略在潜移默化之中都受到了中国诗学的影响。
在《永别了，武器》的翻译活动中，话语系统对其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译者必须在原作者接受的话语系统和译者及其读者所熟悉的话语系统之间维持平衡。” [3]因此在翻译时，由于文化的差异性，译者无法直译而被迫采取译入语的文化习俗来对应原文本中的概念，必要时应当插入脚注或前言进行解释，由此变异便产生了。如“the stockyards”和“the Woolworth building”分别翻译为“屠场”和“伍尔沃斯大厦”，为了让读者明了，还在其后详细补注了这两个地方，让读者也了解到了美国的文化。
文学作品从一个文化系统转换到另一个文化系统，从一国传播到他国，在文化过滤、译介和接受之后，往往会发生深层次的变异，最终成为了译入国新的文化现象，这种变异现象就是“他国化”。 [4]《永别了，武器》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就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海明威的“硬汉”形象深受中国读者和文艺界的喜爱。张承志曾说：“海明威影响了八十年代整整一批中国作家。当我发现美国人对他并没有我们那样崇拜时，我确实觉得有些奇怪。” [5]由于海明威不屈服的坚强乐观精神与中国那个时代特征相符合，因此大多数中国志士对此产生了共鸣，也引起了海明威热的“中国化”，成就了中国作者的多种“硬汉形象”。于是，在八十年代，一组组硬汉浮雕高耸于中国文学人物长廊中，其中卓然突出的作家即是以硬汉气质抒写生活的张承志。除了铁骨铮铮的男儿形象，一批女强人形象也成为了作者笔下的宠儿，如蒋子龙的《阴差阳错》和张洁《方舟》等作品。可见在中国，硬汉精神已跨越了男女的性别范围，内化为一种社会精神。海明威的硬汉形象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新形象，被彻底“中国化”了。
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早已为人称道，也被研究者从多角度、多层面、多方位进行了研究，但是本文从比较文学变异学和翻译“操控”理论进行研究，对这部作品的翻译研究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弥补了学术空白点，望后来者有所收益。
注释：
[1]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29页。
[2]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p16.
[3]勒菲弗尔编：《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第35页。
[4]曹顺庆：《南橘北枳：曹顺庆教授讲比较文学变异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5]张承志：《彼岸的故事》，载《小说界》，1993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2]曹顺庆：《南橘北枳：曹顺庆教授讲比较文学变异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3]海明威：《永别了，武器》（英语原著版录第五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2年。
[4]海明威著，林疑今译：《永别了，武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5]勒菲弗尔编：《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6]张承志：《彼岸的故事》，载《小说界》，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