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说看山有三种境界，初始者看山是山，入境者看山不是山，禅晤者看山仍然是山。来天目山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视野？
　　谁能想到，江南的烟雨居然孕育出这样一处原生态的诗画之源。那漫山遍野诗的胚胎，稍作润色便是一首唐诗，一阕宋词；那随处可见画的底色，稍作调配就是一幅明清大家的山水大写意。
　　喜欢天目山林木的沧桑和绿意。杉也罢、松也罢，抑或枫和银杏，还有那溪旁的香果树、领春木，以及悬崖峭壁间含有“天目”名字的稀有植物，这些都是让你不得不回头的可遇不可求的景致。尤其是这些景致中的绿元素，秀色可餐，视之动情。青的绿，那是铺垫在茂林间的基原色，瞅不完的地衣，数不尽的苔藓，以及寒兰、水菊，交叉编织；深的绿，那是渲染天目山林木苍翠的主色调，层林尽染，连绵不绝；墨的绿，那是绿秀丛中自然之色映入心中所泛起的思想之颜，情感之韵。这是一片和谐的生态之绿，大自然的恩赐与临安人的保护，使之浸润了太湖的水分和钱塘江的潮气，满山青翠，独秀江南，成为地球的“物种基因宝库”。
　　走进天目山，疑是走进陶渊明的书中世界。日光细细漏下来，把一串串音符缠在活色生香的花瓣和枝叶上。山风拂面，敷贴在面颊上的惬意如泉水般纯澈。侧耳倾听树与风的酬唱应答，风与石的耳鬓厮磨，以及竹林间跳跃的鸟语，律动的溪吟，身心便来得格外飘逸。饮着一山的碧绿，阳光的温暖亦只得躲入云霭和树阴，潮湿的心境渐渐多了几分甘洌。天目山定是有水意的，就像水墨，浓重地泼洒。窃以为水墨才是画家的艺术，殊不知这江南的地界亦是曲曲萦萦，连人也袅娜轻盈。幸运能遇上一个薄雾轻撒的登山之日，仙人顶上浮玉般的乳白自峰顶飘过来，似仙女抛撒的纱巾，馨香四溢，诱惑着一双双贪婪之手欲抓无助。山之高度于我们永远都是一个变数，所谓山高人为峰只不过是一种愿望，一种心境。谦逊与豁达则是登高的一种手段，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相信山亦是有眼的。天目山的“眼”应该不只是东西两峰上那两座天池。那满山突兀的峭壁、林立的怪石、陡峭的峡谷不是天目山的眼么？那中生代孑遗的野生银杏、高冠全国的金钱松、“地球独生子”的天目铁木不是天目山的眼么？那东汉“张公舍”遗迹、梁代“洗眼池”“太子庵”、唐代“太白吟诗石”不是天目山的眼么？正是因为有了这诸多的眼睛，天目山才能从亿万年前的“江南古陆”走来，采天之甘露，吮地之精华，一路沧桑，一路毓秀，成为“华东地区古冰川遗址之典型”，成为享誉国内外的“江南奇山”。
　　总以为梦是江南的真境界。翻开天目山厚重的史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唐诗宋词，还看到御赐和封禅，以及高山流水、松竹墨韵。
　　也许谢安不是第一个与天目山有渊源的名人，但一句“东山再起”的成语足以让他在天目山的名人榜上占据先位。他在出仕为官以前，曾长期隐居于此。或许是天目山的灵气催生了他的志向，天目山的风骨磨练了他的坚韧，才使得他直到中年方才出山济世，最后做了东晋宰相。谢安为政宽恕，事从简易，可谓一代名相。只是不知天目山的清幽之处是否有当年谢安经常与王羲之、支遁、许询等人一起游山玩水，吟诗咏文的气韵？
　　巡看天目山随处可见的古松树似乎很难找到当年诗仙李白凝视“天目松”的位置。沧海桑田，历史的烟云虽然掩去了诗人的足迹，但诗人自此留下的诗句“伊昔升绝顶，下窥天目松”却是一枚磨灭不褪的标识。或许人们不记得诗句是源于《送温处士归黄山白鹅峰旧居》这首诗，但“天目松”的品牌自那时起就一直沿用至今，千年不衰。
　　浸透千年古韵的石径上，诗情有加，平仄有度。葳蕤的草木，依势而生，绕石而荣，很有几分石涛山水画的风情。著名文人苏轼任杭州通判和杭州知府时，常来天目山，著有《天目山雷神宅》传世。《西天目祖山志》所集多篇游记，百多诗篇，皆是出自刘基、徐渭、袁宏道、王在晋、袁炜、黄汝亨、释大香等大家之手，他们都曾往返天目，穷幽揽胜，吟咏志游。就连乾隆皇帝也是两度亲历天目山，先后赐禅源寺御笔木刻《心经》和石刻《无量寿经》，并御封“大树王”之名。
　　天目山因历朝历代帝王将相和文人骚客的流连名噪一时，这些名人雅士也因天目山的钟灵毓秀而流芳千古，这源于一种因果，更源于一种境界。
　　于静穆里听涛，于漏向腰际的斑驳里凝视苔痕，天目山是我们翻阅的从来。即便是半分烟雨，即使是半分江南，我们亦能感悟到悲鸿大师《天目秋色》的意境所在。天目名山，云深不知其路，目之视野，天之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