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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维桢仕途坎坷,外放为地方官长达几十年,迁调频繁却升迁缓慢,屡遭弹劾而辞官归田。他怨而不怒,始终能保持一种自适心态,以平和之心面对仕途中的种种挫折,以包容之心广交布衣山人,在宦海浮沉及专心著述、优游山林之间寻找适意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李维桢 仕途坎坷 山人 自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李维桢(1547-1626),字本宁,号翼轩,自称角陵里人、大泌山人,湖北京山人。他一生历经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交游广泛,生活阅历丰富。他亲身经历了晚明社会政治文化的种种变迁,对于当时不同地域、阶层、流派的思想或碰撞、或融合、有兴起、有消歇的复杂面貌有更深入全面的接触与了解。对于李维桢的生平志趣,可供参考的文献较少,较为完整的是张维任的《太史公李本宁先生全集序》及《小草三集自序》,均见于《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卷首。另《明史·文苑四》有李维桢本传,钱谦益的《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李公墓志铭》大致记载了其生平活动。通过对其生平志趣的粗浅考察,期望能为李维桢诗学思想及晚明诗学的研究提供一些背景资料。
一
李维桢天生聪慧,过目不忘,从小即受到良好的教育,十三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二岁时,考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在史馆,其学识受到同僚的肯定与称赞,将他与同馆许国齐称:“记不得,问老许;做不得,问小李。”[1](p7358)在翰林院期间,李维桢为仁圣皇太后修胡良巨马桥撰写的碑文受到首辅张居正的赏识。万历三年,《穆宗实录》修成,李维桢由编修升为修撰。当时李维桢年仅二十九岁,如能以此趋势发展,他似乎有入阁拜相的可能。
然而,就在升修撰不久后,李维桢被外放为陇西右参议。虽是由从六品之修撰升为从四品之参议,但其发展前景却远不及在翰林院。在赴陕西的途中,两个儿子又相继夭亡。如此厄运,令李维桢对以后的仕途深感恐惧。正如他所预感到的,他的宦途从此出现了极大的转折,不再如年少时的一帆风顺,而是屡遭挫折。在其后四十余年间,李维桢辗转于大江南北。所至之处,危险重重。如万历三年二月,李维桢参议陇西时,吐蕃的军队常常入塞抢掠,突袭洮、岷、阶、文等地,而边塞却缺乏能够抵御吐蕃侵略的将领,甚至于守备范延武也被敌人俘虏。李维桢由繁华的京城来到这荒凉、战事频繁的边塞,其心境的落差可想而知。幸而于同年八月,总督石茂华与副使刘伯庆颇有才干,以抚赏诱之,而后分兵密剿,平息了这场战事。又如万历二十六年,李维桢由江西参政升四川参政,督办朝廷采木事宜。嘉靖以来,宫殿几次失火,而重修宫殿的大木则产于楚、蜀、黔等地的荒山野谷中,须派大臣监督。这是一个苦差,在深山野林中随时会有危险,因此人人自危,不敢前往。李维桢一到其驻地夔门,即拜祭江神。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官员,李维桢看到了当地百姓在采木事、兵事、旱疫等的重重包围下,已经是困苦不堪了。想到自己此行目的只能是加重他们的痛苦,李维桢万分无奈,情难自禁,在墨池上写下“惟寂惟寞,自投于阁;爰清爰净,无作符命”[2](卷一百十八),透露出不愿做官的情绪。
对于他的遭遇,好友于慎行在《后赠李本宁歌》报以深切的同情:“李君李君,汝今坎 何甚哉!七命藩臣二十载,朝天又奉除书回。忆昔蓬莱开内院,翩翩二九凌霄汉。大者为相小乃卿,君乎锻羽来何晏。”[3](卷五)于慎行,字可远,更字无垢,东阿人,与李维桢同为隆庆二年进士,后迁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隆庆二年,有三十位进士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除李维桢外,他们中大多数没有离开史局而晋升较快,“大者为相小乃卿”。
据《万历野获篇》记载,这榜中,赵志皋、张位、陈于陛、沈一贯、王家屏、朱庚、于慎行等七人均登阁拜相,而李维桢的遭遇却与同榜迥然不同。从万历三年开始,李维桢“七命藩臣”,历经陇西右参议、陕西副使、秦督学使、河南左参政、江西右参政、四川左参政、浙江按察使等职位,走过烽烟四起的戈壁荒漠,也踏过瘴疬弥漫的深山老林。从万历九年到万历二十七年十八年间,李维桢官只升了一级,由从三品之参政升到正三品之按察使。按明代迁官规则——必九年方升二级,李维桢升官速度为普通官员的1/4,可谓举步维艰。然而,就在升迁的两年后,李维桢又因谤而被降级,直到万历三十五年才重新升为按察使。从万历九年到万历三十五年,李维桢当了二十七年的参政,在《丙午晋中除夕》诗中他感叹说:“河西赐履又河东,蒲坂平阳古帝宫。二十八年尧作相,参知行省可能同。”
李维桢的宦途为何如此坎坷?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是声誉过隆,遭人嫉妒。李维桢在史馆“斐然号良史”[4](卷七),其才华又受到首辅张居正的赏识。而当时文坛领袖王世贞对他也是赞誉有加,将他列入“末五子”之首,对他寄予厚望:“雄飞岂复吾曹事,狎主凭君异日盟。”[5](卷十七)尽管李维桢屡遭弹劾而辞官归田,但声誉反而比以前更盛。在王世贞、汪道昆相继谢世后,李维桢成为文坛新一代的领袖,“ 州、新安既去,门下(李维桢)独踞齐州,为时盟主”[6](卷三十五)。如此盛誉令“海内谒文者趋走如市”[7](p1298),但同时也惹恼了某些当朝权贵。“辛丑上计”即是一场忌贤妒才的政治阴谋,据《万历野获篇》记载:
“至今上辛丑外察。延津李太宰、三原温御史为政,乃建议:‘外吏亦岂无负才而轻佻者,亦宜增入浮躁,为不谨之次。其降级亦视罪之大小为轻重。’上允之。……其年拾遗,即以浮躁处李本宁宪使,降一级矣。”[8](p.841)
李维桢被看成是“负才而轻佻者”,以“浮躁”的罪名被降官一级。李维桢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复徐惟得使君》一书中说:“读足下书,用王司寇相比许,询虚名满天下,足下复乃逐臭尔。仆之拙宦正坐此不虞之誉,非所愿闻于足下。”[9](卷十三)然而,此“不虞之誉”却伴其一生,在他七十八岁时,还遭排挤,据《明史》记载:“维桢缘史事起用,乃馆中诸臣惮其以前辈压己,不令入馆,但超迁其官。”[1](p.7358)钱谦益《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李公墓志铭》云:“久之,起南京太常寺卿,稍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升尚书,名曰录用,实不令与史事。”
其二是正直敢言。李维桢深受其父及岳父影响,为人处事不畏权势。其父李淑性情耿直,不愿攀附当朝权贵,曾拒绝重相严嵩的召见:“江西重相严曰:‘闻楚有才士李某者,吾乡人也,能一见我乎?’公逡巡谢,弗肯往。”[5](卷九十七)李淑祖籍江西吉水,是严嵩的同乡,本可借此同乡之谊投靠严嵩作为获取升迁的捷径。可是李淑不屑与之为伍,拒绝了严嵩的示好。此后严嵩利用权势,处处压制李淑,以至于李淑虽精明能干却无法升迁,被迫辞官归田。其岳父王宗茂是嘉靖朝有名的直臣,与杨继盛、沈链、徐学诗等一起弹劾严嵩,嘉靖三十一年被贬为平阳县丞,不久辞官归隐。李维桢为人处事类此,如万历十年,沈懋孝主考南京,不慎取中张居正的亲戚,遭人诽谤而被谪。此时张居正已败,然而李维桢并没有害怕卷入张居正事件,毅然上书为沈懋孝鸣冤。
此外,李维桢为人阔达、不拘小节,一些言论在某些有心人士的刻意传播下,易得罪当朝权贵。据《明史》(卷二十)刘台上疏劾辅臣张居正文中曰:“编修李维桢偶谈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李维桢当不至于在公开场合议论当朝首辅的家事,然而这却成为他“乙亥外放”的起因,由此可以看出他遭人蜚语中伤的处境。对于李维桢这种直言不讳、无所顾忌的个性,妻子曾多次劝诫他说:“君与人交浅而言深,荡佚简易,猜防绝疏,属有所思,或废揖让。”[9](卷十七)好友陈于陛也规劝他慎言寡交,但他却从来不放在心上,终导致仕途几经挫折,或外放、或降职、或辞官。
关键词:李维桢 仕途坎坷 山人 自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李维桢(1547-1626),字本宁,号翼轩,自称角陵里人、大泌山人,湖北京山人。他一生历经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交游广泛,生活阅历丰富。他亲身经历了晚明社会政治文化的种种变迁,对于当时不同地域、阶层、流派的思想或碰撞、或融合、有兴起、有消歇的复杂面貌有更深入全面的接触与了解。对于李维桢的生平志趣,可供参考的文献较少,较为完整的是张维任的《太史公李本宁先生全集序》及《小草三集自序》,均见于《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卷首。另《明史·文苑四》有李维桢本传,钱谦益的《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李公墓志铭》大致记载了其生平活动。通过对其生平志趣的粗浅考察,期望能为李维桢诗学思想及晚明诗学的研究提供一些背景资料。
一
李维桢天生聪慧,过目不忘,从小即受到良好的教育,十三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二岁时,考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在史馆,其学识受到同僚的肯定与称赞,将他与同馆许国齐称:“记不得,问老许;做不得,问小李。”[1](p7358)在翰林院期间,李维桢为仁圣皇太后修胡良巨马桥撰写的碑文受到首辅张居正的赏识。万历三年,《穆宗实录》修成,李维桢由编修升为修撰。当时李维桢年仅二十九岁,如能以此趋势发展,他似乎有入阁拜相的可能。
然而,就在升修撰不久后,李维桢被外放为陇西右参议。虽是由从六品之修撰升为从四品之参议,但其发展前景却远不及在翰林院。在赴陕西的途中,两个儿子又相继夭亡。如此厄运,令李维桢对以后的仕途深感恐惧。正如他所预感到的,他的宦途从此出现了极大的转折,不再如年少时的一帆风顺,而是屡遭挫折。在其后四十余年间,李维桢辗转于大江南北。所至之处,危险重重。如万历三年二月,李维桢参议陇西时,吐蕃的军队常常入塞抢掠,突袭洮、岷、阶、文等地,而边塞却缺乏能够抵御吐蕃侵略的将领,甚至于守备范延武也被敌人俘虏。李维桢由繁华的京城来到这荒凉、战事频繁的边塞,其心境的落差可想而知。幸而于同年八月,总督石茂华与副使刘伯庆颇有才干,以抚赏诱之,而后分兵密剿,平息了这场战事。又如万历二十六年,李维桢由江西参政升四川参政,督办朝廷采木事宜。嘉靖以来,宫殿几次失火,而重修宫殿的大木则产于楚、蜀、黔等地的荒山野谷中,须派大臣监督。这是一个苦差,在深山野林中随时会有危险,因此人人自危,不敢前往。李维桢一到其驻地夔门,即拜祭江神。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官员,李维桢看到了当地百姓在采木事、兵事、旱疫等的重重包围下,已经是困苦不堪了。想到自己此行目的只能是加重他们的痛苦,李维桢万分无奈,情难自禁,在墨池上写下“惟寂惟寞,自投于阁;爰清爰净,无作符命”[2](卷一百十八),透露出不愿做官的情绪。
对于他的遭遇,好友于慎行在《后赠李本宁歌》报以深切的同情:“李君李君,汝今坎 何甚哉!七命藩臣二十载,朝天又奉除书回。忆昔蓬莱开内院,翩翩二九凌霄汉。大者为相小乃卿,君乎锻羽来何晏。”[3](卷五)于慎行,字可远,更字无垢,东阿人,与李维桢同为隆庆二年进士,后迁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隆庆二年,有三十位进士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除李维桢外,他们中大多数没有离开史局而晋升较快,“大者为相小乃卿”。
据《万历野获篇》记载,这榜中,赵志皋、张位、陈于陛、沈一贯、王家屏、朱庚、于慎行等七人均登阁拜相,而李维桢的遭遇却与同榜迥然不同。从万历三年开始,李维桢“七命藩臣”,历经陇西右参议、陕西副使、秦督学使、河南左参政、江西右参政、四川左参政、浙江按察使等职位,走过烽烟四起的戈壁荒漠,也踏过瘴疬弥漫的深山老林。从万历九年到万历二十七年十八年间,李维桢官只升了一级,由从三品之参政升到正三品之按察使。按明代迁官规则——必九年方升二级,李维桢升官速度为普通官员的1/4,可谓举步维艰。然而,就在升迁的两年后,李维桢又因谤而被降级,直到万历三十五年才重新升为按察使。从万历九年到万历三十五年,李维桢当了二十七年的参政,在《丙午晋中除夕》诗中他感叹说:“河西赐履又河东,蒲坂平阳古帝宫。二十八年尧作相,参知行省可能同。”
李维桢的宦途为何如此坎坷?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是声誉过隆,遭人嫉妒。李维桢在史馆“斐然号良史”[4](卷七),其才华又受到首辅张居正的赏识。而当时文坛领袖王世贞对他也是赞誉有加,将他列入“末五子”之首,对他寄予厚望:“雄飞岂复吾曹事,狎主凭君异日盟。”[5](卷十七)尽管李维桢屡遭弹劾而辞官归田,但声誉反而比以前更盛。在王世贞、汪道昆相继谢世后,李维桢成为文坛新一代的领袖,“ 州、新安既去,门下(李维桢)独踞齐州,为时盟主”[6](卷三十五)。如此盛誉令“海内谒文者趋走如市”[7](p1298),但同时也惹恼了某些当朝权贵。“辛丑上计”即是一场忌贤妒才的政治阴谋,据《万历野获篇》记载:
“至今上辛丑外察。延津李太宰、三原温御史为政,乃建议:‘外吏亦岂无负才而轻佻者,亦宜增入浮躁,为不谨之次。其降级亦视罪之大小为轻重。’上允之。……其年拾遗,即以浮躁处李本宁宪使,降一级矣。”[8](p.841)
李维桢被看成是“负才而轻佻者”,以“浮躁”的罪名被降官一级。李维桢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复徐惟得使君》一书中说:“读足下书,用王司寇相比许,询虚名满天下,足下复乃逐臭尔。仆之拙宦正坐此不虞之誉,非所愿闻于足下。”[9](卷十三)然而,此“不虞之誉”却伴其一生,在他七十八岁时,还遭排挤,据《明史》记载:“维桢缘史事起用,乃馆中诸臣惮其以前辈压己,不令入馆,但超迁其官。”[1](p.7358)钱谦益《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李公墓志铭》云:“久之,起南京太常寺卿,稍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升尚书,名曰录用,实不令与史事。”
其二是正直敢言。李维桢深受其父及岳父影响,为人处事不畏权势。其父李淑性情耿直,不愿攀附当朝权贵,曾拒绝重相严嵩的召见:“江西重相严曰:‘闻楚有才士李某者,吾乡人也,能一见我乎?’公逡巡谢,弗肯往。”[5](卷九十七)李淑祖籍江西吉水,是严嵩的同乡,本可借此同乡之谊投靠严嵩作为获取升迁的捷径。可是李淑不屑与之为伍,拒绝了严嵩的示好。此后严嵩利用权势,处处压制李淑,以至于李淑虽精明能干却无法升迁,被迫辞官归田。其岳父王宗茂是嘉靖朝有名的直臣,与杨继盛、沈链、徐学诗等一起弹劾严嵩,嘉靖三十一年被贬为平阳县丞,不久辞官归隐。李维桢为人处事类此,如万历十年,沈懋孝主考南京,不慎取中张居正的亲戚,遭人诽谤而被谪。此时张居正已败,然而李维桢并没有害怕卷入张居正事件,毅然上书为沈懋孝鸣冤。
此外,李维桢为人阔达、不拘小节,一些言论在某些有心人士的刻意传播下,易得罪当朝权贵。据《明史》(卷二十)刘台上疏劾辅臣张居正文中曰:“编修李维桢偶谈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李维桢当不至于在公开场合议论当朝首辅的家事,然而这却成为他“乙亥外放”的起因,由此可以看出他遭人蜚语中伤的处境。对于李维桢这种直言不讳、无所顾忌的个性,妻子曾多次劝诫他说:“君与人交浅而言深,荡佚简易,猜防绝疏,属有所思,或废揖让。”[9](卷十七)好友陈于陛也规劝他慎言寡交,但他却从来不放在心上,终导致仕途几经挫折,或外放、或降职、或辞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