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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几乎所有的英国学童都知道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故事,这位知名的主教于1170年12月29日在自己的教堂被英王亨利二世的4名骑士杀害。从牺牲的那一刻起,他作为圣徒的形象便牢记在世人心中,加之教皇的大力表彰与英王对这出悲剧的无尽忏悔,更为这位圣者平添了几许神秘色彩。1935年著名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在其剧作《大教堂谋杀案》中重演了早时那场惊心动魄的谋杀。令人困惑的是,殉道者贝克特和间接的谋杀者亨利国王却曾是意气相投的朋友,时空的转变让两位知己成为了仇敌,这风云变幻中到底隐藏了什么?
昔时的好友
托马斯·贝克特1118年出生于诺曼底一个商人家庭,早时随父母移居伦敦。他自幼聪明,青年时代曾在欧洲著名的意大利波伦那大学研读法律,苦学成为饱学之士,之后很快引起英国上层人士的关注。1143年贝克特应邀进入西奥伯德主教家庭,成为他的一名属员。工作成绩的突出使贝克特一路高升,1154年刚刚步入中年,他便被任命为教会首席执事,进入英国教会的高端。就在同一时期,贝克特认识了国王亨利二世,很快结交成为好友。
国王经常和贝克特一起游玩,就如同两个同龄的孩子一样:在王宫或者教堂,他们都会坐在一起,或者一有闲暇两个人便一起骑马外出。时人记载,有次正值隆冬,两个人骑马并行在伦敦的街道上,国王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乞丐,便对贝克特说:“你看到他了吗?这个老头困苦不堪,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件暖和的斗篷?”对于国王的爱心,贝克特自然赞赏。出人意料的是,国王故意恶作剧,把这位主教大人的斗篷脱了下来,要送给老者。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贝克特下意识地抓住了自己的斗篷,不愿意把它送给这位老人。后面护驾的骑士们看到了这样有趣的一幕:王国中最为尊贵的两位大人在撕扯一件斗篷,他们立刻赶上前来,问明情况。国王向大家描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众人哈哈一笑。这时有人把自己的斗篷给主教披上,而此刻还在迷惑的老人欢天喜地的穿着主教大人的斗篷离去。亨利二世就如同家人一样对贝克特毫无拘束,甚至戏谑地和主教开这样的玩笑。
1155年国王邀请贝克特出任他的枢密大臣。好友的邀请,使贝克特万分高兴,但是扯斗篷一事无疑展现了国王的威严,最终主教还是要把斗篷按照国王的意思送出,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警示。于是贝克特选择了拒绝,理由是想专心于教会工作。多年的教廷生活,培养了贝克特的虔诚。此刻,他不想为自己的双重身份在国王与教会间两难。而亨利的想法在表面上是友谊之举,本质上他还考虑“绑架”这份友谊,让贝克特所属的教会听从自己的安排,他断然拒绝了贝克特的请求。这时的贝克特显得为难,但是权衡利弊,兼顾友谊,他最终委屈顺从了国王的意思,兼任两方的职务。
事实证明,亨利的选择是正确的。贝克特精通宗教和法律,多面的才智使世俗两界都对其信服:教会人士视其为圣人,傲慢的诺曼贵族对其心悦诚服。这些威信,加之其办事果敢,贝克特自然在日常工作中如鱼得水,更加赢得国王的信任。当时人们公认亨利和贝克特是“拉动英格兰这部重犁的两头壮牛”。时至1162年,亨利力排众议,任命贝克特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的人生事业走到了顶峰。
后来的仇敌
1162年,贝克特因被任命为大主教而显得更为特殊。大主教的光环激发了他的宗教热情,他开始了圣徒的生活。在出任大主教前,他的生活奢华得举世无双:他的餐桌是英格兰最豪华的;出使巴黎时他自己随身带来8辆马车,40匹马,200余名侍从,这种气派令自诩富贵的法兰西人也为之感叹。而在1162年,贝克特中魔似的发生了转变,他开始放弃奢华的衣食,离开高贵的朋友,转而身着粗布的衣服,每天只以蔬菜、谷物和水为食,更为可贵的是他每晚还要给13个乞丐洗脚。这种改变,听着无疑很离奇,然而时人还是把他夸张地记录下来。可是最终导致贝克特殉难的并不是他生活的改变,而是在政治层面上他对教会与国家的看法也在改变。
在出任大主教前,贝克特以其特有的手段,制衡教会与王室的力量。然而当他登上教会圣职顶峰后,他一系列的作为都开始偏向教会。他辞去了王室的职务,在大主教任上,他将自己管辖的教区内世俗教士的土地收归教会,并且声称对自己教区内所有教士拥有监护权和圣职授予权,教会人员犯罪只能由教会审理,而审理结果多是轻罚和免责。1163年,贝克特以满怀欣喜的笔调致信教皇“至今教士以特权而完全摆脱了世俗审判”。与他的欢喜相反,国王亨利对于贝克特的作为十分恼怒,王室的至高权利受到挑战,长期与教会的平衡被打破,最让亨利难以接受的是,自己的朋友在枢密大臣位置上还帮助自己加强王室的司法体系,而今时却反过手来破坏他们共营的成果。他无疑感受到了背叛,他对贝克特宣泄了愤怒,但是后者竟然以“有很多事情连恺撒也无能为力”给他以回答。国王震怒了,他要开始还击。
1163年,贝尔福德、沃切斯特和伦敦三地发生控告教士的案件,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以“犯罪教士三案”为导火线,亨利开始撕破温情面纱,公开表达对于贝克特的敌意。国王要求这些案件公审。1163年10月2日,亨利于威斯敏斯特召开王庭会议审处案件,用王权介入宗教司法。紧接着1164年1月14日颁布克拉伦敦宪法,公然限制教会司法。面对国王的步步相逼,大主教一改之前的强势,对此全然妥协认同。他知道远离大陆的英国教会力量,一旦国王扯下对于教会的敬重,事实上教会对他也没有太多应对手段。可是贝克特没有和其他主教商量就选择妥协,令他们大为失望。会议上这些主教在国王面前表现得十分镇定,“国王则像一头咆哮的狮子,异常震怒,而他们却同样无畏地面对王公贵族们的威胁,后者甚至一度以暴力扰乱主教们的发言”。伦敦教区主教吉尔伯特·弗里欧特坚决反对贝克特的妥协让步,认为改弦更张是对神圣事业的背叛。贝克特一时间进退维谷,他的让步是为了寻求亨利的止步,而此刻他既要应对亨利的一意孤行,还要面对教会的群情激愤,从未有过的难题让他苦恼。最为可怕的是,亨利要求他对于国王新近的法令签字承认,这时他才明白自己的优柔寡断给教会事业带来了怎样消极的影响。他拒绝签字,并且给教皇写信表示忏悔。在接下来的40天中,他禁止自己在教堂中参加一切宗教仪式,自我禁闭惩罚。40天后教皇的回信却使贝克特心灰意冷,教皇亚历山大此时与菲特烈大帝的争权失败,在大陆过着流亡的生活,教皇现在的花费大多要由亨利支付,于是他建议贝克特不要进一步激怒亨利,他现在不愿与这位君主为敌。如果贝克特听从了教皇的建议,这场兄弟之争也许就会平息。让人意外的是,他拒绝和解。贝克特选择了消极的反抗逃亡,但两次试图渡过英吉利海峡,均被拦截。他的出逃违背了克拉伦敦法令禁止教士未经国王许可出境的条款,国王愤怒地质问贝克特:“你是不是觉得我的王国太小,容不下我们两个?”至此,当面的对峙使早时的兄弟之谊彻底断绝。
贝克特之死
国王和大主教的矛盾不断升级,当亨利认定贝克特违反他新近颁布的法律时,这种矛盾已然暴露无遗。此时对立双方都在运用自己的权利、声望及追随者进行较量。教皇的指令贝克特都漠然拒绝,他已经把自己和国王之间的对抗看作是对上帝忠诚的考验,他明知此时英国教会势力不足以对抗王室,但是他还是一心要赢。贝克特悲壮地在与亨利对峙着,于是真正的悲剧上演了。
1164年10月6日,亨利以典礼官约翰的土地所属不清为由,召开了北安普敦会议。同日贝克特参加了会议,而亨利却迟迟未到——他傲慢地在沿途放鹰狩猎,缓缓而来。亨利到来后参加了主教主持的第一次弥撒,然而亨利拒绝依照英国的习惯法接受贝克特的亲吻,这是一个不详的预兆。会议开始后,话题很快由典礼官的土地转移到了贝克特的身上,亨利开始对贝克特发难,王权与教权的冲突简化为二人的交锋。亨利指责贝克特对于王室法庭傲慢,更直接在前大臣任上贪污了他300镑私款。这样的指责显然触及到了贝克特的人格底线,而且国王清楚地知道这笔钱用于维修他的伦敦塔和两座城堡,可这时他突然糊涂起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指控,贝克特愤怒地辩称国王事先未曾明确议题,没有给他反驳的时间准备,国王对此置之不理。为了平息事态,贝克特答应偿还这笔钱,并且一些中间人士也出面为他做财务的担保。然而国王对此还是不依不饶,接连地扯出许多模糊的旧账,令贝克特难以为自己解脱。国王决意与他为敌,何患无辞,而贝克特却是只有精神的力量,似乎山穷水尽了。时过境迁,教会内部此时不如上次团结,在酝酿分裂。贝克特是在违背教皇指令下与王室为敌的,一些人以此为借口背叛他。现实中国王的强大,又使大多数主教选择了沉默。贝克特惊异地发现,周围的高级神职人员只有温切斯特和伍斯特两位主教还明白此刻教会的自由原则受到威胁,然而一两个明智,也无法挽回教会多数对他们领袖的抛弃。
亨利的查账不是为了自己的经济损失,他要彻底击倒贝克特。10月12日,四面楚歌的贝克特病倒了,面对国王戴着法律和道德的面具对自己的横加指责,他在自己阴冷的小屋里感到了生命凄凉,唯一还能支撑他的只有自己的信仰。13日,星期二,一个无须常规弥撒的日子,然而这一天基督教会要纪念他们第一个殉道者圣司提反,贝克特也在这一天选择了弥撒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在这不合时宜的弥撒中,贝克特作了动情的演说,还一起唱诵《诗篇》的章句:“王宫贵族们坐着并不断地诘难我,而那些邪恶之人也不停地迫害我……但是你的仆人却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恪守教会的法则。”
仪式之后,贝克特身披白色肩带赶往国王的城堡,此时国王和自己的贵族正在这里召开法律会议。贝克特在院中下马,接过随从手中的十字架,向国王的会议室走去。许多王室的侍者和在场的教士都试图夺过他手中的圣物,但都被他的威严震慑退却了。亨利在楼上目睹了这一幕,他明白贝克特是在用十字架来对抗他手中的宝剑,他心虚了,只好让他的几个贵族下楼与贝克特会谈,让他呈交国王要求的账目。贝克特拒绝了他们,他已经向教皇提起申诉,并且对于国王对他的干预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贝克特原本是想和亨利谈判的,但是在这些国王的代表面前,他表达了对于王权的藐视,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国王决定取代教皇的权力,废除贝克特的职务。争功的贵族们急忙冲下楼来,他们辱骂贝克特是“叛徒”,冒犯国王就是叛国,要把他终身监禁。贝克特失态地与他们对骂,然后匆匆离开了城堡。
国王的利剑出鞘,英国显然不能久留。贝克特择日从北安普敦出走,辗转多处,于11月2日在一个风雨之夜逃亡法国,开始了他长达6年的流亡。在法国流亡苦修的日子里,贝克特还是给亨利写信劝谏,捍卫教会权力。他在1166年5月的一封信中写道:“你无权统治主教,你无权带教士到世俗法庭受审,全能的上帝希望基督教的教士应当被主教统治审判,而不应由世俗权威统治和审判”。时间的宽容缓和了这场争斗,1169年末至1170年,亨利两次召见贝克特,在表面上和其达成了和解。这年6月14日,亨利趁贝克特不在英格兰,让约克大主教为其子提前举行涂油加冕礼,贬抑他的权力。为了宣誓自己的存在,贝克特适时返回英格兰,受到狂热信徒的欢呼。而此行的凶险他心知肚明,他在布道时宣称“我是来和你们同死的”,号召大家以身殉教,同时革除了参加加冕活动的教士。不满的教士觐见此时在诺曼底的国王,夸大地编造大主教在宗教界煽动暴乱,要摘下国王的王冠。亨利轻信了这些谎言,愤怒地说道:“真是养了一群蠢货和懦夫,竟无一人为我向这捣乱的教士报仇!”4名骑士听到国王的抱怨,擅自渡过海峡,在12月29日赶到坎特伯雷,激烈地与贝克特争吵,最后用剑把他刺死。
事情传出,举国哗然,亨利也大为震惊,他对明目张胆地挑战教会还是有所顾忌。于是他逮捕凶手,绝食三日,鞭笞自己,为此事谢罪,向教皇讲和。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室不再直接干预教会,贝克特捍卫教权的愿望得以实现。
死亡毁灭了曾经的友谊,悲剧成就了贝克特的盛名,多年前的往事,今人回顾也不免唏嘘。然而贝克特的悲剧是当时国王与教会矛盾的必然结果,他只是当时社会矛盾的牺牲品。■
昔时的好友
托马斯·贝克特1118年出生于诺曼底一个商人家庭,早时随父母移居伦敦。他自幼聪明,青年时代曾在欧洲著名的意大利波伦那大学研读法律,苦学成为饱学之士,之后很快引起英国上层人士的关注。1143年贝克特应邀进入西奥伯德主教家庭,成为他的一名属员。工作成绩的突出使贝克特一路高升,1154年刚刚步入中年,他便被任命为教会首席执事,进入英国教会的高端。就在同一时期,贝克特认识了国王亨利二世,很快结交成为好友。
国王经常和贝克特一起游玩,就如同两个同龄的孩子一样:在王宫或者教堂,他们都会坐在一起,或者一有闲暇两个人便一起骑马外出。时人记载,有次正值隆冬,两个人骑马并行在伦敦的街道上,国王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乞丐,便对贝克特说:“你看到他了吗?这个老头困苦不堪,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件暖和的斗篷?”对于国王的爱心,贝克特自然赞赏。出人意料的是,国王故意恶作剧,把这位主教大人的斗篷脱了下来,要送给老者。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贝克特下意识地抓住了自己的斗篷,不愿意把它送给这位老人。后面护驾的骑士们看到了这样有趣的一幕:王国中最为尊贵的两位大人在撕扯一件斗篷,他们立刻赶上前来,问明情况。国王向大家描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众人哈哈一笑。这时有人把自己的斗篷给主教披上,而此刻还在迷惑的老人欢天喜地的穿着主教大人的斗篷离去。亨利二世就如同家人一样对贝克特毫无拘束,甚至戏谑地和主教开这样的玩笑。
1155年国王邀请贝克特出任他的枢密大臣。好友的邀请,使贝克特万分高兴,但是扯斗篷一事无疑展现了国王的威严,最终主教还是要把斗篷按照国王的意思送出,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警示。于是贝克特选择了拒绝,理由是想专心于教会工作。多年的教廷生活,培养了贝克特的虔诚。此刻,他不想为自己的双重身份在国王与教会间两难。而亨利的想法在表面上是友谊之举,本质上他还考虑“绑架”这份友谊,让贝克特所属的教会听从自己的安排,他断然拒绝了贝克特的请求。这时的贝克特显得为难,但是权衡利弊,兼顾友谊,他最终委屈顺从了国王的意思,兼任两方的职务。
事实证明,亨利的选择是正确的。贝克特精通宗教和法律,多面的才智使世俗两界都对其信服:教会人士视其为圣人,傲慢的诺曼贵族对其心悦诚服。这些威信,加之其办事果敢,贝克特自然在日常工作中如鱼得水,更加赢得国王的信任。当时人们公认亨利和贝克特是“拉动英格兰这部重犁的两头壮牛”。时至1162年,亨利力排众议,任命贝克特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的人生事业走到了顶峰。
后来的仇敌
1162年,贝克特因被任命为大主教而显得更为特殊。大主教的光环激发了他的宗教热情,他开始了圣徒的生活。在出任大主教前,他的生活奢华得举世无双:他的餐桌是英格兰最豪华的;出使巴黎时他自己随身带来8辆马车,40匹马,200余名侍从,这种气派令自诩富贵的法兰西人也为之感叹。而在1162年,贝克特中魔似的发生了转变,他开始放弃奢华的衣食,离开高贵的朋友,转而身着粗布的衣服,每天只以蔬菜、谷物和水为食,更为可贵的是他每晚还要给13个乞丐洗脚。这种改变,听着无疑很离奇,然而时人还是把他夸张地记录下来。可是最终导致贝克特殉难的并不是他生活的改变,而是在政治层面上他对教会与国家的看法也在改变。
在出任大主教前,贝克特以其特有的手段,制衡教会与王室的力量。然而当他登上教会圣职顶峰后,他一系列的作为都开始偏向教会。他辞去了王室的职务,在大主教任上,他将自己管辖的教区内世俗教士的土地收归教会,并且声称对自己教区内所有教士拥有监护权和圣职授予权,教会人员犯罪只能由教会审理,而审理结果多是轻罚和免责。1163年,贝克特以满怀欣喜的笔调致信教皇“至今教士以特权而完全摆脱了世俗审判”。与他的欢喜相反,国王亨利对于贝克特的作为十分恼怒,王室的至高权利受到挑战,长期与教会的平衡被打破,最让亨利难以接受的是,自己的朋友在枢密大臣位置上还帮助自己加强王室的司法体系,而今时却反过手来破坏他们共营的成果。他无疑感受到了背叛,他对贝克特宣泄了愤怒,但是后者竟然以“有很多事情连恺撒也无能为力”给他以回答。国王震怒了,他要开始还击。
1163年,贝尔福德、沃切斯特和伦敦三地发生控告教士的案件,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以“犯罪教士三案”为导火线,亨利开始撕破温情面纱,公开表达对于贝克特的敌意。国王要求这些案件公审。1163年10月2日,亨利于威斯敏斯特召开王庭会议审处案件,用王权介入宗教司法。紧接着1164年1月14日颁布克拉伦敦宪法,公然限制教会司法。面对国王的步步相逼,大主教一改之前的强势,对此全然妥协认同。他知道远离大陆的英国教会力量,一旦国王扯下对于教会的敬重,事实上教会对他也没有太多应对手段。可是贝克特没有和其他主教商量就选择妥协,令他们大为失望。会议上这些主教在国王面前表现得十分镇定,“国王则像一头咆哮的狮子,异常震怒,而他们却同样无畏地面对王公贵族们的威胁,后者甚至一度以暴力扰乱主教们的发言”。伦敦教区主教吉尔伯特·弗里欧特坚决反对贝克特的妥协让步,认为改弦更张是对神圣事业的背叛。贝克特一时间进退维谷,他的让步是为了寻求亨利的止步,而此刻他既要应对亨利的一意孤行,还要面对教会的群情激愤,从未有过的难题让他苦恼。最为可怕的是,亨利要求他对于国王新近的法令签字承认,这时他才明白自己的优柔寡断给教会事业带来了怎样消极的影响。他拒绝签字,并且给教皇写信表示忏悔。在接下来的40天中,他禁止自己在教堂中参加一切宗教仪式,自我禁闭惩罚。40天后教皇的回信却使贝克特心灰意冷,教皇亚历山大此时与菲特烈大帝的争权失败,在大陆过着流亡的生活,教皇现在的花费大多要由亨利支付,于是他建议贝克特不要进一步激怒亨利,他现在不愿与这位君主为敌。如果贝克特听从了教皇的建议,这场兄弟之争也许就会平息。让人意外的是,他拒绝和解。贝克特选择了消极的反抗逃亡,但两次试图渡过英吉利海峡,均被拦截。他的出逃违背了克拉伦敦法令禁止教士未经国王许可出境的条款,国王愤怒地质问贝克特:“你是不是觉得我的王国太小,容不下我们两个?”至此,当面的对峙使早时的兄弟之谊彻底断绝。
贝克特之死
国王和大主教的矛盾不断升级,当亨利认定贝克特违反他新近颁布的法律时,这种矛盾已然暴露无遗。此时对立双方都在运用自己的权利、声望及追随者进行较量。教皇的指令贝克特都漠然拒绝,他已经把自己和国王之间的对抗看作是对上帝忠诚的考验,他明知此时英国教会势力不足以对抗王室,但是他还是一心要赢。贝克特悲壮地在与亨利对峙着,于是真正的悲剧上演了。
1164年10月6日,亨利以典礼官约翰的土地所属不清为由,召开了北安普敦会议。同日贝克特参加了会议,而亨利却迟迟未到——他傲慢地在沿途放鹰狩猎,缓缓而来。亨利到来后参加了主教主持的第一次弥撒,然而亨利拒绝依照英国的习惯法接受贝克特的亲吻,这是一个不详的预兆。会议开始后,话题很快由典礼官的土地转移到了贝克特的身上,亨利开始对贝克特发难,王权与教权的冲突简化为二人的交锋。亨利指责贝克特对于王室法庭傲慢,更直接在前大臣任上贪污了他300镑私款。这样的指责显然触及到了贝克特的人格底线,而且国王清楚地知道这笔钱用于维修他的伦敦塔和两座城堡,可这时他突然糊涂起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指控,贝克特愤怒地辩称国王事先未曾明确议题,没有给他反驳的时间准备,国王对此置之不理。为了平息事态,贝克特答应偿还这笔钱,并且一些中间人士也出面为他做财务的担保。然而国王对此还是不依不饶,接连地扯出许多模糊的旧账,令贝克特难以为自己解脱。国王决意与他为敌,何患无辞,而贝克特却是只有精神的力量,似乎山穷水尽了。时过境迁,教会内部此时不如上次团结,在酝酿分裂。贝克特是在违背教皇指令下与王室为敌的,一些人以此为借口背叛他。现实中国王的强大,又使大多数主教选择了沉默。贝克特惊异地发现,周围的高级神职人员只有温切斯特和伍斯特两位主教还明白此刻教会的自由原则受到威胁,然而一两个明智,也无法挽回教会多数对他们领袖的抛弃。
亨利的查账不是为了自己的经济损失,他要彻底击倒贝克特。10月12日,四面楚歌的贝克特病倒了,面对国王戴着法律和道德的面具对自己的横加指责,他在自己阴冷的小屋里感到了生命凄凉,唯一还能支撑他的只有自己的信仰。13日,星期二,一个无须常规弥撒的日子,然而这一天基督教会要纪念他们第一个殉道者圣司提反,贝克特也在这一天选择了弥撒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在这不合时宜的弥撒中,贝克特作了动情的演说,还一起唱诵《诗篇》的章句:“王宫贵族们坐着并不断地诘难我,而那些邪恶之人也不停地迫害我……但是你的仆人却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恪守教会的法则。”
仪式之后,贝克特身披白色肩带赶往国王的城堡,此时国王和自己的贵族正在这里召开法律会议。贝克特在院中下马,接过随从手中的十字架,向国王的会议室走去。许多王室的侍者和在场的教士都试图夺过他手中的圣物,但都被他的威严震慑退却了。亨利在楼上目睹了这一幕,他明白贝克特是在用十字架来对抗他手中的宝剑,他心虚了,只好让他的几个贵族下楼与贝克特会谈,让他呈交国王要求的账目。贝克特拒绝了他们,他已经向教皇提起申诉,并且对于国王对他的干预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贝克特原本是想和亨利谈判的,但是在这些国王的代表面前,他表达了对于王权的藐视,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国王决定取代教皇的权力,废除贝克特的职务。争功的贵族们急忙冲下楼来,他们辱骂贝克特是“叛徒”,冒犯国王就是叛国,要把他终身监禁。贝克特失态地与他们对骂,然后匆匆离开了城堡。
国王的利剑出鞘,英国显然不能久留。贝克特择日从北安普敦出走,辗转多处,于11月2日在一个风雨之夜逃亡法国,开始了他长达6年的流亡。在法国流亡苦修的日子里,贝克特还是给亨利写信劝谏,捍卫教会权力。他在1166年5月的一封信中写道:“你无权统治主教,你无权带教士到世俗法庭受审,全能的上帝希望基督教的教士应当被主教统治审判,而不应由世俗权威统治和审判”。时间的宽容缓和了这场争斗,1169年末至1170年,亨利两次召见贝克特,在表面上和其达成了和解。这年6月14日,亨利趁贝克特不在英格兰,让约克大主教为其子提前举行涂油加冕礼,贬抑他的权力。为了宣誓自己的存在,贝克特适时返回英格兰,受到狂热信徒的欢呼。而此行的凶险他心知肚明,他在布道时宣称“我是来和你们同死的”,号召大家以身殉教,同时革除了参加加冕活动的教士。不满的教士觐见此时在诺曼底的国王,夸大地编造大主教在宗教界煽动暴乱,要摘下国王的王冠。亨利轻信了这些谎言,愤怒地说道:“真是养了一群蠢货和懦夫,竟无一人为我向这捣乱的教士报仇!”4名骑士听到国王的抱怨,擅自渡过海峡,在12月29日赶到坎特伯雷,激烈地与贝克特争吵,最后用剑把他刺死。
事情传出,举国哗然,亨利也大为震惊,他对明目张胆地挑战教会还是有所顾忌。于是他逮捕凶手,绝食三日,鞭笞自己,为此事谢罪,向教皇讲和。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室不再直接干预教会,贝克特捍卫教权的愿望得以实现。
死亡毁灭了曾经的友谊,悲剧成就了贝克特的盛名,多年前的往事,今人回顾也不免唏嘘。然而贝克特的悲剧是当时国王与教会矛盾的必然结果,他只是当时社会矛盾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