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和中国官员套瓷的水平？从去年中国入世以来，西方高科技公司就在琢磨这个重要的问题。最近，一些公司聚在上海一个电子产品展示会上交流心得
　　　　　　　　　　　　　　　　CNET　news，5月31日
　　
　　开门的芝麻
　　
　　尽管中国变计划为市场的经济转型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官员们还是能手握经济发展的命脉。行政命令存在一天，商人们就要练熟一天普通话。和官员们套好了瓷，公司就能获得免税，就能挖到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反之，你就会看到不少拦路虎，比如拖延时间。
　　“这就像是我们在美国和工会打交道，”Al Sisto说，他是总部设在加州圣乔治的凤凰科技公司CEO，这家公司在中国主要生产PC机软件和驱动程序，“你需要很多次实践,有时候需要跟着感觉走才能达到目的。”
　　中国是这个世界上少数几个PC机市场仍在发展的国家之一。当然2000年时82%的增长幅度已成明日黄花，但根据IDC的统计数据，2002年中国对台式机、笔记本和服务器的需求量还分别约有19%、32%和18%的增长空间。中国最近正在完善法律体系以鼓励外商投资。
　　另外，这里的劳动力也极为廉价。雇佣一个工人每个月只须180美金，就是工程师也只要400到800美金。
　　怎么提高和中国官员套瓷的水平？从去年9月中国入世一步快过一步开始，西方高科技公司就在琢磨这个重要的问题。Sisto所在的凤凰科技在与中国官员们打交道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1年前，它就在中国投资办厂，还和江苏当地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现在他们在中国不交所得税，不付高租金，还能在南京大学把最优秀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拉到旗下。
　　“一切都很顺利，”Sisto说，“我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核心业务放到这个地区来。这里廉价的人力资源取之不竭，新的消费者也在不断往外冒。”这个公司一半的员工和70%的收入现在都来自亚洲。“普通话是我们公司的第一官方语言，”Sisto 说。
　　“在中国，西方公司必修文化一课，更要对这里的权力结构烂熟于胸”，罗康瑞说，他是香港大型产业航母瑞安集团（Shui On）的总裁，还是一个扶助中国西部发展的公益组织——由上海市政府与香港工商专业联会联合成立的长江开发沪港促进会的主席。“中国经济受政府调控的时间太久，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国政府也认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加入太多的行政干预，但同时又指出一切都在好转。“要和国际接轨，政府就必须对旧有的某些制度进行改革。”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副主任仲伟林说。
　　
　　投资者和政府：左手和右手
　　
　　中国的高增长对西方公司来说魅力无穷，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以近乎10%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从1979年的1770亿美元发展到2001年的1.77万亿元。去年大约有450亿外资进入中国，调查显示，这个数字未来还会上升。
　　和大多数人一样，罗康瑞看到地方大员们都在全力邀请外商入驻自己的省区。问题在于怎样进行利益分配，长期以来，在很多地方要想办成事情，贿赂贪官是必经之路。
　　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必须成为帮助政府退出市场的军师。罗还能回忆起政府让老牌的TH 水泥公司下课时的情景：人们投票决定破产，但如果要重新组建新的技术加工厂，就会有1000多人面临失业。瑞安集团决定在这个项目中投资，并保证不会解雇员工。政府便欣然与之签约了。
　　瑞安集团因此依法获得两年免税权。并在之后的3年，也只须交纳一半的税款。“这可不是黑箱操作。”罗强调说。
　　“解决员工的住房、食品、教育和其他福利问题，也是外商们到中国投资的题中应有之意，”世界第二大光驱厂商光宝公司（Lite-On）的首席执行官林行宪说，光宝公司的子公司包括光宝电子、源兴科技和致福公司等。台湾企业已经在大陆开办了18个员工便利区，为雇员们提供宿舍。
　　政府则会帮助合资公司掌握一些在地方上办事的小诀窍。英特尔公司浦东封装/测试工厂的经理肖银绍（音）告诉记者，1995年，该公司在上海投资1.98亿美金落地办厂，和其他公司一样，他们也能在两年内免税，之后3年只交纳一半的税款。后来英特尔计划在同一项目中再追加3亿美金的投资，政府发话了，这与此前的合约精神不符。这就意味着英特尔不能享受税收上的优惠政策。政府建议不如用这些钱办个新工厂。
　　
　　入乡随俗
　　
　　不要想着按自己的规则到中国来玩游戏，那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像那些喜欢通过律师解决问题的美国人就是这样。
　　瑞安集团签署了振兴上海新天地这片区域的协议，这个价值35亿美元的合约只有区区4页纸。“如果你非要在谈判的时候在商言商，处处点明利益关系，你就永远别想签约，”罗说，不只国外公司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香港开发商也常常“在大陆做得不好”。
　　甚至如果想卖弄一下自己的成功，问题也会找上门来。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也会有类似的顾虑。因为每个生气勃勃的地方都在努力吸引外资，如果一个地区吸引外资多到令人嫉妒，它有可能在其他省份遭到地方保护主义的贸易壁垒。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常务副主任和开发公司总经理戴海波指出，如果他们在外地吸纳了太多的人才，麻烦就来了。“我们不能过于招摇，”他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制改革便不得不发了。WTO谈判要求，中国在6年之后必须建立起一整套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高科技产品关税会随之降低，海外资本也可以相对自由地进入中国。英特尔亚太区无线产品经理Cy Yeung说，地方政府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了”。在入世改革基本完成以前，获得市场的最普遍的办法之一是建立合资公司。
　　在诸如电信市场这样的领域里，合资公司是中方控股还是必须的。尽管与之合作限制较多，但好处也不少。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律师事务所美富律师事务所（Morrison & Foerster）在北京的办事处透露，中国已经为合资企业修订了专门法律，并设立了仲裁机构。
　　“入世之后，许多先前是民族保护主义的条款就行不通了，” 仲伟林说，然而，“合资仍然是进入中国市场的最简便的办法之一。”
　　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合资并不是进入中国市场的惟一捷径，但不管怎样，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关系不再重要，相反，体制障碍少了，与地方政府搞好“公共关系”就变得很重要。
　　“如果你觉得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你就错了。”瑞安集团的罗康瑞说。
　　
　　中国的二次革命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副主任仲伟林不吃鱼。因为担心腰围，他一直坚持喝酸奶。尽管冷战在13年前就结束了，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正一天天增多，但午饭时听到中国的官员说自己要减肥还是件挺奇怪的事情。中国确实已经今非昔比了。
　　经济迅速发展，人民雄心勃勃，政府励精图治，中国的明天就是下一个经济强国。在上海，周围的一切都在说：“这个世纪是属于我们的。”这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购物中心人满为患。道路上，日本车和美国车拥塞在一起；机场里，员工行动高效，环境整洁可人。
　　上海浦东英特尔封装/测试工厂经理肖银绍说：“15年前，如果你有一台电风扇，人们就会说你已经够有钱的了。”今天的上海正沐浴着发展的阳光。过去浦东是无人愿去的农村，今天那里100平米的公寓身价高达50万人民币。在浦东中心地带的外高桥自由贸易区，这个庞大的出口产品加工业园区里，已经入住了IBM，惠普，NORTEL，英特尔和其他5296家跨国公司。去年外高桥的出口贸易额达到了100亿美元。
　　罗康瑞说，1986年，这里只有一家饭店能接待外国人。这家饭店曾经把他的预定忘得一干二净，他只得胡乱与一个陌生人挤了一晚。如今，无数的高档饭店和写字楼只会令人眼花缭乱。
　　这些成就的取得，政府功不可没。1979年，邓小平拉开了市场经济改革序幕，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日渐减少。中国现在正通过免税和其他鼓励政策来吸引外商投资。
　　当然，人民的转变是改革最大的发动机。上海就是证明。这里寸土寸金，人们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但就算回到家他们也还要忙于自己的商务活动。空气中扩张着生机与活力。
　　
　　挺进现代化
　　
　　中国一头撞开现代化的大门，究竟会给世界带来些什么？
　　硅谷就要东迁。中国不再仅仅是高科技公司的制造基地了，它已经成为许多跨国巨头的下一个发展中心。南京大学的博士和其他顶尖高校的毕业生都是跨国公司争夺的对象。英特尔公司技术发展集团总裁王文涵（音）说，他们大部分研发工作都在上海和俄罗斯完成。
　　美国标签还是大行其道。“Buy Now”电脑商场，这个三层高的建筑里有很多兼容机和二手货。店员说，IBM和康柏的电脑尽管贵却买家甚多。苹果机是个例外。苹果专卖中心是那里最有品位的商店，但是光顾者寥寥。驻店店员经常靠展示一些平面产品打发时间。
　　在很多领域，台湾与内地必将走到一起。尽管两岸当局关系非常微妙而复杂，但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融合是大势所趋。“几年前，台北的精英们一碰到有关上海的话题就会避之不及”，Shirley Young说，她是一个有100名员工的中美文化交流团体的主席。“现在他们都成了上海狂。”她说，台湾人在上海到处打听去哪儿请保姆、买房子。
　　尽管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正在减弱，毛泽东时代的影子还是不时地晃动在人们眼前。随便走进一个小镇的跳蚤市场，你都能看到一些那个时代的代表性艺术品：花瓶、盘子、钟表和像章。精品店里也同样如此。
　　盗版的黄金时代也要结束了。中国政府一改从前对盗版商品松散的管理，开始严厉打击盗版软件、CD和DVD产品了。街头也有证据。记者在很多家专卖店和商场里想去买盗版光碟，但其中只有一家还有一些在卖，选择范围也很小，除了一个《美丽心灵》，他们基本上都在卖汤姆·克鲁斯的旧电影和席琳·迪翁的音乐。
　　“当我们发现盗版，我们会把东西和制造仪器充公，并把那些倒卖盗版物品的人和组织绳之以法。”仲伟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