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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诗之研究，自唐而来，历经宋、元、明、清四代的发展，有的朝代扬盛唐而抑晚唐，有的朝代重晚唐而轻盛唐。高适作为盛唐时期著名诗人之一，主要题材为边塞诗，与岑参并称“高岑”，与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合称“边塞四诗人”，后人给予其诗很高的评价。本文选择清代王夫之《唐诗评选》和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为底本，旨在探讨清代对高适诗的接受。
关键词： 《唐诗评选》 《唐诗别裁集》 高适诗
宋朝前期，由于时代相近，大多数人学诗以中、晚唐为宗。直至严羽《沧浪诗话》振聋发聩，提出学诗者“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1]。后代学者研究唐诗的接受不仅可以参考诗话，在历代唐诗选本中也可见其脉络。据孙琴安先生统计，宋人王安石《唐百家诗选》选唐诗人一百〇四家，赵师秀《众妙集》选唐诗人七十六家，金人元好问选唐人九十六家，皆是当时普遍传阅的唐诗选本，杜甫诗无在其列[2]。自元人杨士弘开始，到后来的明人高棅、李攀龙，再发展到清代，唐诗选本已经成了各家阐释和传播其文学主张的工具。
王夫之为明末清初的文人儒士，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人，晚年隐居于石船山，遂又称为船山先生。其评选唐诗五百五十余首，作《唐诗评选》。本书分为乐府歌行、五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四类，其中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未收，不知是否是流传问题，在此不做深入讨论。
与王夫之时代相异的沈德潜是清中期人，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人，晚年考中进士。其作《唐诗别裁集》体例与《唐诗评选》类似，分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长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共二十卷。我主要将两种选本所选高适诗进行比较分析，着重分析二者共同体裁，对于《唐诗评选》未涉及的五、七言绝句只作简要说明。下面我将结合两位编选者唐诗选本里对于高适的评价和所选高适诗的数量、内容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总结出两位作者对于高适诗的接受。
一、数量对比
《唐诗评选》选高适歌行两首，分别为《燕歌行》和《人日寄杜二拾遗》；五言古诗两首，分别为《宋中》《蓟门》；五言律诗两首，分别为《送郑侍御谪闽中》《自蓟北归》；五言排律只选一首，《陪窦侍御泛灵云池》；七言律诗一首，《同陈留崔司户早春宴蓬池》。
《唐诗别裁集》选高适五言古诗两首，《登陇》和《蓟中作》；七言古诗十首，《邯郸少年行》《古大梁行》《燕歌行》《送田少府贬苍梧》《赠别晋三处士》《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人日寄杜二拾遗》《封丘县》《别韦参军》《送浑江军出征》；五言律诗四首，《送刘评事充朔方判官，赋得征马嘶》《送郑侍御谪闽中》《使青夷军入居庸》《醉后赠张九旭》；七言律诗三首，《送前卫县李采少府》《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夜别韦司士》；五言长律两首，《送柴司户充刘卿判官之岭外》《陪窦侍御泛灵云池》；五言绝句一首，《哭单父梁少府》；七言绝句三首，《除夜作》《营州歌》《别董大》。将二者列成表格以作对比，如下：
纵观来说，高适诗流传下来的有近六百首，已经不算少。但《唐诗评选》所选竟只有八篇，《唐诗别裁集》中也仅二十五篇，数量上无法与李杜诗相比较。虽然如此，沈德潜对于高适评价相当高。他在《唐诗别裁集》中评价高适：“有唐诗人之达者，适一人而已。适五十学诗，每一篇出，为时称颂。”[3]《说诗晬语》中亦评价王维、李颀、崔曙、张谓、高适、岑参诸人，“品格极高，复饶远韵”[4]。王夫之评价孟浩然：“浩然山人之雄长，时有秀句，而轻飘短味，不得与高岑王储齿。”[5]也就是说，虽然孟浩然不时有佳句又谓：“有代字法，诗赋用之。如月曰望舒、星曰玉绳之类……然汉人记李杜高岑犹不屑也。”[6]由此观之，高适在沈、王二人眼中屬于才华卓然之类，但缘何所选诗数量不多？笔者认为这或许与流传有一定的关系。
二、词浅意深与语简意足：古诗之意
王夫之对于诗歌强调写意，他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具以意为主。意尤帅也。”[7]又说：“意至则事自恰合。”[8]即他将“意”作为评价一首诗的标准。
在二者同时选中的七言歌行《燕歌行》一诗中，王夫之评价其：
词浅意深，铺排中即为诽刺。此道自“三百篇”来，至唐而微，至宋而绝。“少妇”“征人”一联倒一语，乃是征人想他如此联上“应”字，神理不爽。结句亦苦平淡，然如一匹衣着，宁令稍薄，不容有颣[9]。
最先用《燕歌行》作诗的是曹丕，后人仿效，大多以闺怨为主。高适的《燕歌行》是写边塞将士生活，用燕歌行曲调写此题材他是第一个。此诗是开元二十六年高适在宋州所作，主要揭露主将贪图享乐，不体恤士兵，以致战事失利。全诗笼罩在一片萧瑟的气氛之中。沈德潜赞扬高适为“李、杜外，高、岑、王、李七言古中最为矫健者”，又评价《燕歌行》：“七言古中时带整句，局势方不散漫。若李、杜风雨纷飞，鱼龙百变，又不可以一格论。”[10]既矫健又不散漫，句意完整，与李白、杜甫之风格又不相同。
总体来说，王夫之对于高适五言古诗、七言古诗的评价较高，未见有批判之语。在评注《蓟门》时，又：
推折默运，殆摩明远之垒。达夫善使气势，唯于短章能养其威。一往欲尽，则卷起黄河向身泻，为梁家弄童而已[11]。
“推折默运”可以说是王夫之对高适边塞诗的总体概括了。鲍明远（照）的边塞诗对于盛唐诗人来说影响极大，高适便深受其影响。胡适《白话文学史》中道：“高适的诗最得力于鲍照；鲍照的奔逸的天才在当时虽不见赏识，到了八世纪却正好做一个诗体解放的导师。高适是个有经验、有魄力的诗人，故能运用这种解放的诗体抬高当日的乐府歌词。”[12]与他人不同的是，对于五言古诗，王夫之认为应“短章养威”而不是使文字一泻千里，所以《宋中》《蓟门》篇皆是六句而成，并无铺排。沈德潜评《登陇》为“语简意足”，评《蓟中作》“令人言外思之”，都表达对高适诗“言外之意”的肯定[13]。 三、密节与神韵：律诗之思
在评价《自蓟北归》时，王夫之又点出高适与岑参具不擅长五言，并对于他们“铺排骨血，粗豪笼罩”的写法予以批评。他认为五言应该“尤以密节送数叠之思，引于近体，益以简篇约无穷之极，如建瓴泻水，迅雷破山，则一径无余，迫人以口耳”[14]。由此可知，反铺排，重密节，是王夫之于五言诗好坏的评判标准。以至于当他发现高适的《陪窦侍御泛灵云池》是他仅有的密静之诗时，才迫不及待地选进了他的唐诗选本中，并特意在下面评注：“密静，是达夫仅作。”
对于高适的七言律诗，王夫之又是不看好。认为其“情景分叛”，“固不可与嘉州（岑参）分辔，差贤于李颀耳”，所以只选择《同陈留崔司户早春宴蓬池》一篇，认为“此首稍均”①。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里对于高适诗并无太多评价。在七律《送前卫县李采少府》中，尾后作点评：“情不深而自远，景不丽而自佳，韵使之也。”《夜别韦司士》后又曰：“以上皆近酬应诗，因神韵使人不觉，知近体贵神韵也。”强调神韵的对于律诗的作用[15]。
沈德潜论诗，最著名的主张是重在格调。他认为思想感情是形式格调的决定因素。要创作有益于温柔敦厚“诗教”，有补于世道人心的“中正和平”的作品，故而归之于有法可循、以唐音为准的“格调”。但其实，沈德潜评诗也重在意趣、意味，这点与王夫之一致。如《唐诗别裁集》凡例中指出：“师贵浑浑灏灏，元气结成，乍读之不见其佳，久而味之，骨干开张，意趣洋溢，斯为上乘。”《说诗晬语》中也有“意在先，然后著墨也”[16]的论述。所以沈德潜评价高适七绝《除夜作》“愈有意味”[17]，是其将“意味”作为评诗标准的反映。
综上所述，王夫之和沈德潜对高适诗的评价是多维度的。二人皆强调意对于诗的作用，又在具体文体上有独到的见解，为后人评价高适诗提供了多方面参考。
注释：
①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评李颀七言律诗为“朽木败鼓”，共收录其诗仅两首。
参考文献：
[1][宋]严羽，著.郭绍虞，校.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
[2]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32-59.
[3][10][13][15][17][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5，109-161，35-36，442，641.
[4][16][清]沈德潛.说诗晬语.孙之梅，周芳，批注.原诗·说诗粹语[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108，120.
[5][6][7][清]王夫之，著.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86，225，44.
[8][9][11][14][清]王夫之，评选.王学太，校点.唐诗评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101，12，49，103.
[12]胡适.白话文学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166.
关键词： 《唐诗评选》 《唐诗别裁集》 高适诗
宋朝前期，由于时代相近，大多数人学诗以中、晚唐为宗。直至严羽《沧浪诗话》振聋发聩，提出学诗者“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1]。后代学者研究唐诗的接受不仅可以参考诗话，在历代唐诗选本中也可见其脉络。据孙琴安先生统计，宋人王安石《唐百家诗选》选唐诗人一百〇四家，赵师秀《众妙集》选唐诗人七十六家，金人元好问选唐人九十六家，皆是当时普遍传阅的唐诗选本，杜甫诗无在其列[2]。自元人杨士弘开始，到后来的明人高棅、李攀龙，再发展到清代，唐诗选本已经成了各家阐释和传播其文学主张的工具。
王夫之为明末清初的文人儒士，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人，晚年隐居于石船山，遂又称为船山先生。其评选唐诗五百五十余首，作《唐诗评选》。本书分为乐府歌行、五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四类，其中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未收，不知是否是流传问题，在此不做深入讨论。
与王夫之时代相异的沈德潜是清中期人，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人，晚年考中进士。其作《唐诗别裁集》体例与《唐诗评选》类似，分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长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共二十卷。我主要将两种选本所选高适诗进行比较分析，着重分析二者共同体裁，对于《唐诗评选》未涉及的五、七言绝句只作简要说明。下面我将结合两位编选者唐诗选本里对于高适的评价和所选高适诗的数量、内容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总结出两位作者对于高适诗的接受。
一、数量对比
《唐诗评选》选高适歌行两首，分别为《燕歌行》和《人日寄杜二拾遗》；五言古诗两首，分别为《宋中》《蓟门》；五言律诗两首，分别为《送郑侍御谪闽中》《自蓟北归》；五言排律只选一首，《陪窦侍御泛灵云池》；七言律诗一首，《同陈留崔司户早春宴蓬池》。
《唐诗别裁集》选高适五言古诗两首，《登陇》和《蓟中作》；七言古诗十首，《邯郸少年行》《古大梁行》《燕歌行》《送田少府贬苍梧》《赠别晋三处士》《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人日寄杜二拾遗》《封丘县》《别韦参军》《送浑江军出征》；五言律诗四首，《送刘评事充朔方判官，赋得征马嘶》《送郑侍御谪闽中》《使青夷军入居庸》《醉后赠张九旭》；七言律诗三首，《送前卫县李采少府》《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夜别韦司士》；五言长律两首，《送柴司户充刘卿判官之岭外》《陪窦侍御泛灵云池》；五言绝句一首，《哭单父梁少府》；七言绝句三首，《除夜作》《营州歌》《别董大》。将二者列成表格以作对比，如下：
纵观来说，高适诗流传下来的有近六百首，已经不算少。但《唐诗评选》所选竟只有八篇，《唐诗别裁集》中也仅二十五篇，数量上无法与李杜诗相比较。虽然如此，沈德潜对于高适评价相当高。他在《唐诗别裁集》中评价高适：“有唐诗人之达者，适一人而已。适五十学诗，每一篇出，为时称颂。”[3]《说诗晬语》中亦评价王维、李颀、崔曙、张谓、高适、岑参诸人，“品格极高，复饶远韵”[4]。王夫之评价孟浩然：“浩然山人之雄长，时有秀句，而轻飘短味，不得与高岑王储齿。”[5]也就是说，虽然孟浩然不时有佳句又谓：“有代字法，诗赋用之。如月曰望舒、星曰玉绳之类……然汉人记李杜高岑犹不屑也。”[6]由此观之，高适在沈、王二人眼中屬于才华卓然之类，但缘何所选诗数量不多？笔者认为这或许与流传有一定的关系。
二、词浅意深与语简意足：古诗之意
王夫之对于诗歌强调写意，他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具以意为主。意尤帅也。”[7]又说：“意至则事自恰合。”[8]即他将“意”作为评价一首诗的标准。
在二者同时选中的七言歌行《燕歌行》一诗中，王夫之评价其：
词浅意深，铺排中即为诽刺。此道自“三百篇”来，至唐而微，至宋而绝。“少妇”“征人”一联倒一语，乃是征人想他如此联上“应”字，神理不爽。结句亦苦平淡，然如一匹衣着，宁令稍薄，不容有颣[9]。
最先用《燕歌行》作诗的是曹丕，后人仿效，大多以闺怨为主。高适的《燕歌行》是写边塞将士生活，用燕歌行曲调写此题材他是第一个。此诗是开元二十六年高适在宋州所作，主要揭露主将贪图享乐，不体恤士兵，以致战事失利。全诗笼罩在一片萧瑟的气氛之中。沈德潜赞扬高适为“李、杜外，高、岑、王、李七言古中最为矫健者”，又评价《燕歌行》：“七言古中时带整句，局势方不散漫。若李、杜风雨纷飞，鱼龙百变，又不可以一格论。”[10]既矫健又不散漫，句意完整，与李白、杜甫之风格又不相同。
总体来说，王夫之对于高适五言古诗、七言古诗的评价较高，未见有批判之语。在评注《蓟门》时，又：
推折默运，殆摩明远之垒。达夫善使气势，唯于短章能养其威。一往欲尽，则卷起黄河向身泻，为梁家弄童而已[11]。
“推折默运”可以说是王夫之对高适边塞诗的总体概括了。鲍明远（照）的边塞诗对于盛唐诗人来说影响极大，高适便深受其影响。胡适《白话文学史》中道：“高适的诗最得力于鲍照；鲍照的奔逸的天才在当时虽不见赏识，到了八世纪却正好做一个诗体解放的导师。高适是个有经验、有魄力的诗人，故能运用这种解放的诗体抬高当日的乐府歌词。”[12]与他人不同的是，对于五言古诗，王夫之认为应“短章养威”而不是使文字一泻千里，所以《宋中》《蓟门》篇皆是六句而成，并无铺排。沈德潜评《登陇》为“语简意足”，评《蓟中作》“令人言外思之”，都表达对高适诗“言外之意”的肯定[13]。 三、密节与神韵：律诗之思
在评价《自蓟北归》时，王夫之又点出高适与岑参具不擅长五言，并对于他们“铺排骨血，粗豪笼罩”的写法予以批评。他认为五言应该“尤以密节送数叠之思，引于近体，益以简篇约无穷之极，如建瓴泻水，迅雷破山，则一径无余，迫人以口耳”[14]。由此可知，反铺排，重密节，是王夫之于五言诗好坏的评判标准。以至于当他发现高适的《陪窦侍御泛灵云池》是他仅有的密静之诗时，才迫不及待地选进了他的唐诗选本中，并特意在下面评注：“密静，是达夫仅作。”
对于高适的七言律诗，王夫之又是不看好。认为其“情景分叛”，“固不可与嘉州（岑参）分辔，差贤于李颀耳”，所以只选择《同陈留崔司户早春宴蓬池》一篇，认为“此首稍均”①。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里对于高适诗并无太多评价。在七律《送前卫县李采少府》中，尾后作点评：“情不深而自远，景不丽而自佳，韵使之也。”《夜别韦司士》后又曰：“以上皆近酬应诗，因神韵使人不觉，知近体贵神韵也。”强调神韵的对于律诗的作用[15]。
沈德潜论诗，最著名的主张是重在格调。他认为思想感情是形式格调的决定因素。要创作有益于温柔敦厚“诗教”，有补于世道人心的“中正和平”的作品，故而归之于有法可循、以唐音为准的“格调”。但其实，沈德潜评诗也重在意趣、意味，这点与王夫之一致。如《唐诗别裁集》凡例中指出：“师贵浑浑灏灏，元气结成，乍读之不见其佳，久而味之，骨干开张，意趣洋溢，斯为上乘。”《说诗晬语》中也有“意在先，然后著墨也”[16]的论述。所以沈德潜评价高适七绝《除夜作》“愈有意味”[17]，是其将“意味”作为评诗标准的反映。
综上所述，王夫之和沈德潜对高适诗的评价是多维度的。二人皆强调意对于诗的作用，又在具体文体上有独到的见解，为后人评价高适诗提供了多方面参考。
注释：
①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评李颀七言律诗为“朽木败鼓”，共收录其诗仅两首。
参考文献：
[1][宋]严羽，著.郭绍虞，校.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
[2]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32-59.
[3][10][13][15][17][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5，109-161，35-36，442，641.
[4][16][清]沈德潛.说诗晬语.孙之梅，周芳，批注.原诗·说诗粹语[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108，120.
[5][6][7][清]王夫之，著.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86，225，44.
[8][9][11][14][清]王夫之，评选.王学太，校点.唐诗评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101，12，49，103.
[12]胡适.白话文学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