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叶弥的小说，总是不由得会想起“荒诞”这个词，在糅合着现实与想象、具体与抽象的叙述中，那些略显偏执、乖谬的人物总是隐隐传达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因素，他们的存在像一面诡异的镜子映照出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表象之下无所不在的荒诞。就如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描述的：“当一个世界可以用一般的理论方式来解释时，即使这种解释有其失误的一面，这个世界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熟悉的。但是，当一个世界突然失去了幻想和光明，人们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怪物。对于人们来说，这个世界就成了一个无可挽回的流放地……”
　　 《局部》将时间拉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的历史语境中，“知青”本身就是一群因为种种偶然因素被发送到异地他乡的流放者，在物质匮乏、精神贫困的巨大压力下他们将如何面对自己？是像徐少有那样接受命运的安排与生活和解，抑或像程实一样在谎言中紧跟时代潮流获得升迁，还是像“我”一样固执地保持自由的心性寻找精神突围的一切机会？叶弥显然无意以写实的笔法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比较三条道路的孰优孰劣。在“知青题材”被赋予了反思、寻根、浪漫等种种色彩之后，叶弥看重的是从存在的角度关照人的精神状态，选择那个时代，也许仅仅是因为那是一个围困与突围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集中、更尖锐的缘故吧。而且，作者选取了一种极富内在张力的叙述方式。
　　 小说通过一条看似简单的线索结构这个故事：私奔，就如叶弥的大多数小说都“从日常的经验出发，但它像一个不按路线图行走的旅游者，游走到日常经验之外的世界”一样（林舟《招魂的写作——对叶弥近年小说的一种解读》），这也是一个非典型的私奔故事：“私奔”只是一个传言，有夫之妇的“我”与私奔的男主人公展九霄根本就不认识。“私奔”串起来的实际上是一系列“我”与别人的故事：“我”与丈夫徐少有、与示众的“腐化分子”、与徐少有的妹妹徐寸心、与跳河的老太婆、与知青程实，虽然“我”也遇到过展九霄，但“我”却不知道他是谁。这一系列实写的故事合在一起铸成了小说中密不透风的精神围墙。这个年代极端的压抑并不仅仅来自于物质的匮乏，更来自于大部分人已经习以为常的精神贫困：展九霄对高中生讲《少年维特之烦恼》被视为异端、上体育课讲生理卫生又被视为异端；被大雪埋没双腿的“腐化分子”像僵尸一样一动不动；徐少有成天玩上吊的游戏；徐寸心抱怨：“你看这破日子，过得像个人吗？”瘦小老太婆的纵身一跳，更将这种压抑推向极致：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为什么被批斗，她的死亡也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心与怜悯。在这个令一切正常存在窒息的环境中，“私奔”只能是一个传说，展九霄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不如说是压抑年代自由的象征。人人都在羡慕展九霄：从打铃的老曾到生产队长，从
　　徐寸心到程实，连“我”也在不自觉中认同了与展九霄“私奔”的传言。悖谬的是，当真正的展九霄出现于我的面前时，“我”对他的身份与暗示竟茫然无知。展九霄之死的原因、细节作为小说特意留下的叙述空缺实际上也暗示我们：不必追问他是不是死于绝望，那个压抑时代天生就没有他的生存空间。不仅如此，“哪个女人和他好，轻者拆家，重者丧命”，凡是在这样的年代追求自由者都不会有好下场。
　　 “我”就在这个处处事与愿违的故事中步步前行：从传言中的“私奔”到自己也信以为真，从对展九霄的等待到失之交臂，从徐少有身边逃
　　离却发现根本无处可逃，连最终的结局也在荒诞中定格——“我”被一系列事件激起的精神上的剧烈冲突却在一场莫名其妙的偷情行为中得到了纾解。“我”终于认同了徐少有的“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的生存哲学：世界就是这样的不可理喻。
　　 小说结尾突然以数倍于主体部分的加速度进入到当下，在猝不及防中将历史与现实对接起来，实现了小说以“局部”写“全部”的叙事旨趣：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压抑，有压抑的地方就有或认同或反抗的不同方式，比之徐少有哲人一般的“世界是个大牢笼”的聪明无为，谁能否认“我”敢于追求“所有的美好加在一起的美好，所有的想象加在一起的想象”不是一种更值得拥有的生活态度呢？如西西弗斯一样，现代人突围“被流放”命运的最好方式或许就是：自己给自己“留一幅山水场景”——“没有争斗，没有冷漠，人心温暖安静，一年四季如春”。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襄樊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