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考察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理性化状况及其形成过程。在全球化和本地化两种趋势的作用下,中国非营利部门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壮大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各种组织理念和制度模板,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标杆”和“榜样”;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独特的政治经济系统,则塑造了非营利组织的运作方式和发展路径。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非营利组织理性化现象。作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扩散的制度逻辑,管理主义思潮及其所倡导的正式、透明、标准化、效率以及可问责等理念,正在从战略、人事、财务乃至组织定位层面重新塑造着整个非营利部门,进而使之逐步呈现出所谓的“类似企业”状况。接续上述议题,本文试图解释的核心问题是:全球范围内兴起的管理主义逻辑,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理性化的影响过程是怎么样的?进一步地,我们希望分析以下三个具体子问题,分别为问题1: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理性化(模式)有何特点?问题2:非营利组织理性化,与其领导人企业经历,以及组织外部商业联系间存在着何种关联?问题3:从制度逻辑视角看,上述关联的具体作用边界是什么?围绕以上研究问题,本文借助制度逻辑视角,形成了“制度与网络”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并据此实施了四个实证子研究。首先,借助探索性案例分析,我们比较了非营利组织采取不同理性化措施的制度性成因;其次,利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探讨了制度因素与其他因素间的条件组合对非营利组织理性化的影响;第三,采用访谈和调研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对前两部分的发现作了整体意义的检验;最后,通过验证性案例研究,从动态演进的角度分析了非营利组织在不同阶段的理性化特征。相关发现如下。第一,3个东部沿海地区案例的比较研究表明,非营利组织理性化程度与领导人的过往工作经历和组织外部互动网络间存在着重要联系:(1)作为“先天”的连带,领导人的企业经历,会经由“铭刻”方式对组织的管理实践和流程产生实质的影响,从而促成非营利组织的理性化;(2)作为“后天”的关联,组织与所处场域内的企业或理性化团体之间的互动,经由“规范”机制,对非营利组织的理性化进程产生影响;(3)“先天”因素会影响到“后天”因素,即企业经历与组织商业联系间存在“前因-后果”的关系,并且经由这一传导过程,影响非营利组织的理性化。第二,针对14个浙江省案例的QCA计算结果显示:(1)领导人拥有较长时间的企业经历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能否产生理性化的前提;(2)当政府扶持不存在时,企业援助和市场竞争的存在会促成组织的理性化,但是它们起到的仅是辅助性作用,同时企业援助是市场竞争缺失情况下的可参考选项;(3)当组织领导人在企业工作过而且拥有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时,作为辅助条件/要素的市场竞争和政府扶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可以替代的。第三,在整体检验部分,本文借助焦点小组讨论、探索性因子分析等方法,建构了关于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理性化、商业网络、不确定性以及制度支持量表;在此前提下,借助最小二乘法和Bootstrapping方法,利用浙江省179个非营利组织的样本,对6个研究假设进行了系统检验,结果发现:(1)领导人企业经历会强化非营利组织理性化;(2)非营利组织(管理人员)与商业部门(人员)之间的互动频率越高,即非营利组织的商业网络程度越高,理性化程度越高;(3)商业网络在领导人企业经历与理性化间起到了中介作用;(4)领导人企业经历与非营利组织理性化之间的正向关系受到制度支持的调节;(5)领导人企业经历与商业网络间关系受到领导人管理训练的调节;(6)商业网络在领导人企业经历与理性化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受到领导人管理训练的调节。第四,通过对华东某省L组织13年历程的纵向考察,揭示了领导人经历、行业(商业)网络等促成理性化的制度载体(因素)并不仅仅是外生给定的,而是能够在非营利组织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内生演化的。我们发现:(1)理性化本身构成状况会随着组织发展发生一定的转变;(2)理性化的产生机制会发生转变,即随着制度环境越来越复杂,影响理性化的机制会越来越多;(3)理性化与非营利组织实际行为之间的耦合程度是动态演变的。基于上述结果,讨论了本文对于制度逻辑、非营利组织以及社会企业等研究领域的可能贡献,并指出了未来研究可以深入的方向;同时,还探讨了相关发现对于非营利组织在目标选择、环境策略、人事安排等方面的管理启示以及可能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