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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作了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他指出：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但近代以后历经血与火的磨难。中国人民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奋起抗争、自强不息，经过长期奋斗，而今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
文化是制度之母。文化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模样，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其中的艰辛与曲折、成就与辉煌，无不与文化基因有关。文化基因决定了民族性格，决定了国家发展的路径依赖，其国家治理方式选择的唯一性，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性，皆由此路径延展而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习近平豪迈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认为，对这一重大宣示的认识，不仅仅要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的高度来看待，不仅仅要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持续探索所取得的重大发展的高度来看待，不仅仅要站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8年的艰辛奋斗的高度来看待，也不仅仅要站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余年的历史进步的高度来看待，更要站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绝的传承发展的高度来看待。
先秦文化缓慢而深刻的演进，为秦朝统一之后两千年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秦朝的统一为后世大一统天下观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和历史的样板。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所呼吁、所引入的西方治理模式的失败，乃是制度的异化与文化的排异所致。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只能是在渐进的不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达致，谁也无权拿960万平方公里上近14亿中华儿女做一场所谓的制度试验。在执政者的选择上，人民具有决定性作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其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先天的执政优势。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新发展经济学极其重视转型国家历史文化传承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对制度黏性的决定性作用，别国适合的东西移植过来未必适合本国国情，制度也有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新发展经济学的共识。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的政治制度后总结道：
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美国学者 C.H.麦基文在其所著《宪政古今》中，对宪政的生成历程进行了梳理。他认为：西方现代宪政是长期历史演化的结果，是西方文化土壤生发的花朵。宪政必须根植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而不是根植于先验的构造之中。它是“从某民族的现实制度和它们的发展中推演而来的实在原则”。美国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发现，“近三百年来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进行的重要社会变革绝大多数是失败的”。
“二战”以来，根据发达国家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的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尚未有成功的例子，而极少数成功的经济体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也都是不正确的。是让山就我，还是我去就山？答案再清楚不过了。任何理论都必须随着实践的要求与时俱进，任何制度都必须适合本土自发成长起来的文化文明的要求，否则只会落得个头破血流。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768.7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03万亿元。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份额，从1978年的2.3%，上升到2018年的16%。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22美元（381元人民币）提高到2018年的9462美元（6.26万元人民币），世界排名第69位，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改革开放仅仅40年，中国就取得如此成就，这是因为中国探索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经济取得如此令世人震惊的成就，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即制度的渐进演化，在保持既有政治架构基本稳定、避免重大社会风险发生的同时，制度得以平稳变迁，这得益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强大而稳定的执政力和领导力，得益于这一力量背后的文化基因。
以悠远绵长、生生不息而著称于世的中华文明，一直以来都吸引着东西方众多有识之士探究其文化基因和遗传密码。从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直至今日，中华文明不仅语言文字、饮食起居等世俗化表象未曾经历突变遽改，道德共识、舆论风习等精神化层面也几乎一以贯之。不同于其他古文明的暴兴忽亡，我们的文明传统虽然时有变幻，有过亡国、亡天下的种种忧患，但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总是能回到历史轨迹上来，返本开新，再创辉煌。
讲仁爱、重民本、守信义、贵承续、推修身、知变易、崇正义、尚和合、顺自然、求大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之重要组成，被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所吸纳，已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液，成为其执政基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以为，这个“初心”之源便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的根本之所在。
（本文系《初心之源——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基因》一书序言。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副总编辑。）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但近代以后历经血与火的磨难。中国人民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奋起抗争、自强不息，经过长期奋斗，而今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
文化是制度之母。文化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模样，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其中的艰辛与曲折、成就与辉煌，无不与文化基因有关。文化基因决定了民族性格，决定了国家发展的路径依赖，其国家治理方式选择的唯一性，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性，皆由此路径延展而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习近平豪迈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认为，对这一重大宣示的认识，不仅仅要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的高度来看待，不仅仅要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持续探索所取得的重大发展的高度来看待，不仅仅要站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8年的艰辛奋斗的高度来看待，也不仅仅要站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余年的历史进步的高度来看待，更要站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绝的传承发展的高度来看待。
先秦文化缓慢而深刻的演进，为秦朝统一之后两千年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秦朝的统一为后世大一统天下观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和历史的样板。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所呼吁、所引入的西方治理模式的失败，乃是制度的异化与文化的排异所致。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只能是在渐进的不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达致，谁也无权拿960万平方公里上近14亿中华儿女做一场所谓的制度试验。在执政者的选择上，人民具有决定性作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其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先天的执政优势。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新发展经济学极其重视转型国家历史文化传承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对制度黏性的决定性作用，别国适合的东西移植过来未必适合本国国情，制度也有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新发展经济学的共识。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的政治制度后总结道：
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美国学者 C.H.麦基文在其所著《宪政古今》中，对宪政的生成历程进行了梳理。他认为：西方现代宪政是长期历史演化的结果，是西方文化土壤生发的花朵。宪政必须根植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而不是根植于先验的构造之中。它是“从某民族的现实制度和它们的发展中推演而来的实在原则”。美国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发现，“近三百年来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进行的重要社会变革绝大多数是失败的”。
“二战”以来，根据发达国家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的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尚未有成功的例子，而极少数成功的经济体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也都是不正确的。是让山就我，还是我去就山？答案再清楚不过了。任何理论都必须随着实践的要求与时俱进，任何制度都必须适合本土自发成长起来的文化文明的要求，否则只会落得个头破血流。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768.7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03万亿元。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份额，从1978年的2.3%，上升到2018年的16%。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22美元（381元人民币）提高到2018年的9462美元（6.26万元人民币），世界排名第69位，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改革开放仅仅40年，中国就取得如此成就，这是因为中国探索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经济取得如此令世人震惊的成就，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即制度的渐进演化，在保持既有政治架构基本稳定、避免重大社会风险发生的同时，制度得以平稳变迁，这得益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强大而稳定的执政力和领导力，得益于这一力量背后的文化基因。
以悠远绵长、生生不息而著称于世的中华文明，一直以来都吸引着东西方众多有识之士探究其文化基因和遗传密码。从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直至今日，中华文明不仅语言文字、饮食起居等世俗化表象未曾经历突变遽改，道德共识、舆论风习等精神化层面也几乎一以贯之。不同于其他古文明的暴兴忽亡，我们的文明传统虽然时有变幻，有过亡国、亡天下的种种忧患，但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总是能回到历史轨迹上来，返本开新，再创辉煌。
讲仁爱、重民本、守信义、贵承续、推修身、知变易、崇正义、尚和合、顺自然、求大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之重要组成，被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所吸纳，已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液，成为其执政基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以为，这个“初心”之源便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的根本之所在。
（本文系《初心之源——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基因》一书序言。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