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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十年禁渔”的背后，是因为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禁渔不仅是保护鱼类的举措，更是修复长江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手段，关系到可持续发展。在西南大学水产学院教授、重庆市水产学会副理事长李云看来，《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于保护长江水生生物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渔业资源现状堪忧
长江上游三峡库区是我国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水域之一，是我国宝贵的淡水鱼类种质资源库、基因库，是我国水产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显示，分布于长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鱼类有199种，局限于长江上游的特有鱼类124种。
据文献记载，重庆市有鱼类183种，有国家一、二级保护鱼类圆口铜鱼、长鳍吻鮈、多鳞白甲鱼、重口裂腹鱼、岩原鲤、胭脂鱼、长薄鳅、红唇薄鳅、青石爬鮡等15种（按新颁布的保护名录）。而最新调查显示，现有鱼类160多种。在我国主要的35种淡水养殖对象中， 长江自然分布的有26种， 其中包括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四大家鱼”，鲤、鲫、鳜鱼、泥鳅、长吻鮠、南方鲇、黄颡鱼、中华倒刺鲃、翘嘴红鲌等在重庆境内都有分布。
“近几十年来，长江上游鱼类物种丰富度呈下降趋势。”李云列出这样的一组数据：1960年代中期前，长江上游地区的主要经济鱼类约有50余种，其中产漂流性卵和半漂流性卵的江湖半洄游性鱼类，在渔获物中约占40%;到1970年代中期，主要经济鱼类的数目缩减到30种左右，减少的部分主要是产漂流性卵和半漂流性卵的江湖半洄游性鱼类;进入1990年代，受到葛洲坝截流的影响，主要渔业种类减少到20种左右。其中，海淡水洄游和江湖洄游性种类减少;河道洄游性种类铜鱼减产;产黏性卵的定居性鱼类产量较稳定，相对数量有所上升。
李云说，长江上游白鲟已宣布功能性灭绝，中华鲟、达氏鲟也很少有误捕记录，处于人工保种状态。“四大家鱼”的产量进一步减少;铜鱼的比例由1974年的40%下降到20%左右;鲤、黄颡鱼、长吻鮠的比例相对上升。1997-2000年，长江水产研究所在长江三峡库区调查渔获物种类，经济鱼类下降到10种左右。1997-2009年，水生生物研究所在长江上游干流调查到鱼类78-114种，其中特有鱼类22-28种，与历史记录的162种和44种相比，有近一半物种在13年间没有捕获记录。这些监测数据都客观反映出长江上游鱼类多样性总体下降，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持续衰退的现实。
“从历史上看，近60年来，长江渔业资源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李云介绍，1954年长江流域天然资源捕捞量达45万吨，1956-1960年捕捞量下降到26万吨，1980年代捕捞量年均在20万吨左右。而近10余年，年均捕捞量徘徊在10万吨左右。“四大家鱼”卵苗发生量锐减，近年的监测数据只有1950年代的3‰，已经严重威胁淡水养殖业安全，渔业资源养护和水生态环境保护与渔民生计矛盾突出。
此外，李云还表示，全面禁渔不会影响居民水产品消费的需求。2018年我国淡水养殖产量达2905.29万吨，占淡水水產品产量的93.01%;淡水捕捞产量仅218.30万吨，占淡水水产品产量的6.99%，而且还包含了非保护江河、湖泊的捕捞产量。
“重庆市淡水捕捞占全市水产总产量的比例约为1%，比例非常小，全面禁捕不会影响水产品的消费市场和水产品供应。”李云说。
鱼翔浅底未来可期
重庆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确保我市长江“十年禁渔”取得实效，事关全局。近年来，我市组织开展长江流域退捕、打击非法捕捞、打击市场销售非法渔获物、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渔政执法能力提升五大行动，全市非法捕捞得到有效遏制，禁捕管理秩序稳中向好，江河水面基本实现“四清四无”（即清船、清网、清江、清湖;无捕捞渔船、无捕捞渔网、无捕捞渔民、无捕捞生产），长江禁捕退捕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然而，随着长江禁捕工作的深入开展，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给执法工作带来挑战。
“《决定》的出台正当其时、十分必要。”李云介绍，在我市境内有1个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区分布有重要的鱼类栖息地。由于河流水体是相互连通的，鱼类生活也是在繁殖、索饵、越冬等场所来回洄游完成的，只在保护区禁捕是不够的。因此，《决定》明确了保护区以外的其他禁捕区域，该决定的实施将更加全面、有效地保护鱼类的自然繁衍。
此外，青、草、鲢、鳙“四大家鱼”和其他大多数鱼类2-5年达到性成熟，“十年禁渔”够大多数鱼类增殖两三个世代，可保证水生生物资源得以有效恢复。
李云表示，《决定》列举了破坏渔业资源的禁止行为，这将从根本上切断非法捕捞的利益链，达到“没有消费就没有杀戮”的目的。他认为，在全面禁止捕捞，渔民上岸转产转业后，垂钓问题就变得很突出。因为一些垂钓人员将休闲垂钓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形成了新的非法产业链。这些垂钓者，钓上的大多是可繁殖后代的大个体经济鱼类，对渔业资源造成很大威胁。《决定》对休闲垂钓进行了规定，并授权相关部门制定管理办法，可防止休闲垂钓活动对渔业资源造成危害。
“未来的长江上游，必将呈现出‘绿水青山，鱼翔浅底’的景象。”李云对10年后的长江生态信心满满。他说，经过10年时间，长江水生植被和鱼类赖以生存的其它水生生物也将得到一定恢复。对于许多长江流域保护动物来说，也有机会繁育后代，增加种群规模;对于一些濒危鱼类来说，可以遏制其种群数量下降的趋势，避免走向灭绝。
李云还认为，通过“十年禁渔”保住长江这个天然种质资源库，恢复长江野生鱼类的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关系到我国淡水养殖业的发展和未来，也关系到我国作为世界第一水产大国，淡水水产种业“芯片”种质资源开发的源头，为打好种业翻身仗提供坚强的保障。
渔业资源现状堪忧
长江上游三峡库区是我国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水域之一，是我国宝贵的淡水鱼类种质资源库、基因库，是我国水产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显示，分布于长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鱼类有199种，局限于长江上游的特有鱼类124种。
据文献记载，重庆市有鱼类183种，有国家一、二级保护鱼类圆口铜鱼、长鳍吻鮈、多鳞白甲鱼、重口裂腹鱼、岩原鲤、胭脂鱼、长薄鳅、红唇薄鳅、青石爬鮡等15种（按新颁布的保护名录）。而最新调查显示，现有鱼类160多种。在我国主要的35种淡水养殖对象中， 长江自然分布的有26种， 其中包括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四大家鱼”，鲤、鲫、鳜鱼、泥鳅、长吻鮠、南方鲇、黄颡鱼、中华倒刺鲃、翘嘴红鲌等在重庆境内都有分布。
“近几十年来，长江上游鱼类物种丰富度呈下降趋势。”李云列出这样的一组数据：1960年代中期前，长江上游地区的主要经济鱼类约有50余种，其中产漂流性卵和半漂流性卵的江湖半洄游性鱼类，在渔获物中约占40%;到1970年代中期，主要经济鱼类的数目缩减到30种左右，减少的部分主要是产漂流性卵和半漂流性卵的江湖半洄游性鱼类;进入1990年代，受到葛洲坝截流的影响，主要渔业种类减少到20种左右。其中，海淡水洄游和江湖洄游性种类减少;河道洄游性种类铜鱼减产;产黏性卵的定居性鱼类产量较稳定，相对数量有所上升。
李云说，长江上游白鲟已宣布功能性灭绝，中华鲟、达氏鲟也很少有误捕记录，处于人工保种状态。“四大家鱼”的产量进一步减少;铜鱼的比例由1974年的40%下降到20%左右;鲤、黄颡鱼、长吻鮠的比例相对上升。1997-2000年，长江水产研究所在长江三峡库区调查渔获物种类，经济鱼类下降到10种左右。1997-2009年，水生生物研究所在长江上游干流调查到鱼类78-114种，其中特有鱼类22-28种，与历史记录的162种和44种相比，有近一半物种在13年间没有捕获记录。这些监测数据都客观反映出长江上游鱼类多样性总体下降，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持续衰退的现实。
“从历史上看，近60年来，长江渔业资源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李云介绍，1954年长江流域天然资源捕捞量达45万吨，1956-1960年捕捞量下降到26万吨，1980年代捕捞量年均在20万吨左右。而近10余年，年均捕捞量徘徊在10万吨左右。“四大家鱼”卵苗发生量锐减，近年的监测数据只有1950年代的3‰，已经严重威胁淡水养殖业安全，渔业资源养护和水生态环境保护与渔民生计矛盾突出。
此外，李云还表示，全面禁渔不会影响居民水产品消费的需求。2018年我国淡水养殖产量达2905.29万吨，占淡水水產品产量的93.01%;淡水捕捞产量仅218.30万吨，占淡水水产品产量的6.99%，而且还包含了非保护江河、湖泊的捕捞产量。
“重庆市淡水捕捞占全市水产总产量的比例约为1%，比例非常小，全面禁捕不会影响水产品的消费市场和水产品供应。”李云说。
鱼翔浅底未来可期
重庆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确保我市长江“十年禁渔”取得实效，事关全局。近年来，我市组织开展长江流域退捕、打击非法捕捞、打击市场销售非法渔获物、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渔政执法能力提升五大行动，全市非法捕捞得到有效遏制，禁捕管理秩序稳中向好，江河水面基本实现“四清四无”（即清船、清网、清江、清湖;无捕捞渔船、无捕捞渔网、无捕捞渔民、无捕捞生产），长江禁捕退捕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然而，随着长江禁捕工作的深入开展，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给执法工作带来挑战。
“《决定》的出台正当其时、十分必要。”李云介绍，在我市境内有1个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区分布有重要的鱼类栖息地。由于河流水体是相互连通的，鱼类生活也是在繁殖、索饵、越冬等场所来回洄游完成的，只在保护区禁捕是不够的。因此，《决定》明确了保护区以外的其他禁捕区域，该决定的实施将更加全面、有效地保护鱼类的自然繁衍。
此外，青、草、鲢、鳙“四大家鱼”和其他大多数鱼类2-5年达到性成熟，“十年禁渔”够大多数鱼类增殖两三个世代，可保证水生生物资源得以有效恢复。
李云表示，《决定》列举了破坏渔业资源的禁止行为，这将从根本上切断非法捕捞的利益链，达到“没有消费就没有杀戮”的目的。他认为，在全面禁止捕捞，渔民上岸转产转业后，垂钓问题就变得很突出。因为一些垂钓人员将休闲垂钓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形成了新的非法产业链。这些垂钓者，钓上的大多是可繁殖后代的大个体经济鱼类，对渔业资源造成很大威胁。《决定》对休闲垂钓进行了规定，并授权相关部门制定管理办法，可防止休闲垂钓活动对渔业资源造成危害。
“未来的长江上游，必将呈现出‘绿水青山，鱼翔浅底’的景象。”李云对10年后的长江生态信心满满。他说，经过10年时间，长江水生植被和鱼类赖以生存的其它水生生物也将得到一定恢复。对于许多长江流域保护动物来说，也有机会繁育后代，增加种群规模;对于一些濒危鱼类来说，可以遏制其种群数量下降的趋势，避免走向灭绝。
李云还认为，通过“十年禁渔”保住长江这个天然种质资源库，恢复长江野生鱼类的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关系到我国淡水养殖业的发展和未来，也关系到我国作为世界第一水产大国，淡水水产种业“芯片”种质资源开发的源头，为打好种业翻身仗提供坚强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