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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五四”新文学源流的研究方面,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渊源》这两本著作都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作出了界定。本文试图将其同时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来考辨,以期对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有更明晰的认识。
关键词: “五四”文学革命 源流 晚明说
一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由于这场运动自身的复杂性,在关于“五四”新文学源流的研究方面,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渊源》这两本著作都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作出了界定,都指出了“五四”文学革命和晚明文学革新运动的渊源关系,都强调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方面的联系,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结果。两人具有师承关系,他们的论证具有基本相同的思路。但两人的文学史观还是具有差异性的,周作人的文学史观是轮回史观,而任访秋的则是唯物史观。
二
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从晚明进行追溯研究的著作。很多人都认为,“五四”是一个叛逆的时代,是一个狂热地鞭挞传统的时代。那个时期,西方的各种思潮和观念被大量引进和传播,而传统的文化和古典艺术成为被质疑的对象。当时,陈独秀、胡适等对传统文化进行猛烈的攻击,“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毫无关系”,[1]指出旧文学必然被新文学所取替,“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2]。“五四”文学革命被很多人看作是欧风东渐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旧文学的一次分离和断裂。而周作人却用另一种理性的眼光审视传统,从中发掘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价值,并赋予它们新的意义。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周作人应沈兼士的邀请在辅仁大学作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讲演,后经邓恭三记录整理,并由周作人校阅后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书名于同年9月在北平出版。此书共5讲:“关于文学之诸问题”、“中国文学的变迁”、“清代文学的反动(上)——八股文”、“清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及“文学革命运动”。周作人把中国文学史分为两种不同的潮流,即“言志派”和“载道派”,并指出历代文学就是这两种潮流的变迁。“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3]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写道,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学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只因为障碍物太多,直到“五四”才走入正道。和胡适的文学进化史观不同,周作人认为:“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相反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4]他认为:“晚周时期社会纷乱,思想自由,是最先的诗言志的时期,到西汉时期,政治稳定,儒家思想定于一尊,文学就转向了载道的路子;魏晋六朝又重新言志,唐朝复又载道……就这样,循环下去,明末公安‘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经过清代文学的载道重新在“五四”时期又言志。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5]并且特别指出,民国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和中晚明时期公安、竟陵派的文学,“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都很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6]在对清代文学的分析之后,又道:“我们可以这样说: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7]
周作人在文中一再强调:“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8]还指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9]也就是说,周作人从晚明的新文学运动找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渊源,认为“五四”新文学是“言志”的文学,是晚明“言志”的复活。
周作人的“五四”新文学的“晚明说”出现后,在文坛上引起了争议。既有反对者的批判,又有支持者的赞同。陈子展对周作人的这种大谈公安、竟陵的做法是很反对的。他比较注意外来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刺激,曾多次发表文章,认为周作人推重袁中郎是意在争新文学的正统。他认为,如果说有“言志派”与“载道派”的话,则公安、竟陵派是注重性灵的“言志派”,而“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者则是注重社会文化的“载道派”,周作人的“晚明说”是别有用心的。钱钟书也提出了批评,不同意周作人把“晚明”革新看作是“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渊源,以及“言志”和“载道”的分法,并且说:“许多讲‘载道’的文人,做起诗来,往往‘抒写性灵’。”认为周的论证不够严密。30年代中后期,也有一批学者支持周作人的“晚明说”,如朱维之、陈念萱和刘大杰等,也认为晚明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渊源。
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看,周作人的“晚明说”重点从传统文学的根底中寻求“五四”新文学的本土因素,放到当时的背景中,具有巨大的、开创的理论意义。当时“五四”新文学出现后,研究者大都为了凸显其异质性与革命性,强调新旧文学之间的“断裂”,而忽视“新文学”和“旧文学”之间的内在的密切联系;而“晚明说”指出了“五四”新文学是在“旧文学”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强调了新旧文学之间的“接续”,理论思路给人们以很大的启发。但是周作人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可以看出,他遵循的是循环史观,认为历史是循环的,他的论证弱化了外来影响对新文学的作用,分析论证很不全面。
三
《中国新文学渊源》是任访秋于1982年在河南大学任教时给近现代文学研究生开的一门专业课的讲义,此书于1986年9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30年代,任访秋曾经在北大师从周作人,他也在此书的《自序》中谈到,在渊源的问题上把晚明公安派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联系起来是受到周作人的启发,但是他不同意周作人“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是‘言志’与‘载道’互相消长”的看法。
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渊源》比周作人的论述更详细具体,学术体例也更为严谨。全书详细论述了“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化革新之间的渊源流变。书中首先详细论述了李贽在晚明思想解放及文学革新运动的作用。李贽是“左派王学”之弟子,反对封建正统的思想,提出不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衡量一切,主张尊重个人。在李贽的影响下,当时文坛上出现了公安派的反对复古主义的革新运动。于是,晚明这股反对封建思想和封疆复古主义的革新的潮流,有力地冲击到当时的文学,出现了具有主情主义,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封建等级制等先进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周作人接着论述了清代朴学家的反理学思想与先进的文学观,指出顾炎武、戴东原、汪中、俞正燮、李汝珍、龚自珍等,他们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与晚明的文化革命的潮流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还强调了晚清西学输入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的影响。除严复在科学上的进化论输入和卢梭的《民论约》的政治思想的引进,西方文学理论和创作的介绍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而晚清的“排荀”“批孔”的思想革命则为“五四”文学革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于是,“五四”文学革命是对晚清文学革新的继承与发展,完成了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未竟之业。
任访秋对晚明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渊源关系进行了细致地梳理,得出了结论:
“到了‘五四’。一些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出的‘八不主义’,从其精神实质上看,与公安派所提出的主张,实毫无二致。特别是作为文学革命纲领的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提出的对文学的见解与主张,可以充分看出,他们观点的来源有二:一为中国所固有的,即继承了晚明文化革新这一潮流;二为晚清从西方输入的科学与民主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新的文学论。二者汇合起来,而形成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10]
可以看出,任访秋对周作人具有很明显的师承关系,同样强调了“晚明”在新文学发生中的渊源作用,但是任访秋的论证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辩证、全面地分析了文学革命发生的原因,即既有外国文学影响的“外在的”因素,又有本国传统“内在的”因素。任访秋所持“唯物史观”,所以看问题比周作人更科学,更令人信服。
四
“晚明说”的新文学源流观,即便在今天看来仍有新意和启发性。西方学者卢卡契认为:“任何一个真正深刻重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外国文学作品所造成,除非在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个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倾向。这种潜在的倾向促成外国文学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11]因此,要考察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当代的,不能仅从外国文学影响上寻因,而要同时将其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来考辨,才可能辨清其源流。
参考文献:
[1]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VOL2,第6号.
[2]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新青年,VOL3,第3号.
[3]-[9]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23,24,62,35,38,71.
[10]任访秋.中国新文学渊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220.
[11]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52.
关键词: “五四”文学革命 源流 晚明说
一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由于这场运动自身的复杂性,在关于“五四”新文学源流的研究方面,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渊源》这两本著作都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作出了界定,都指出了“五四”文学革命和晚明文学革新运动的渊源关系,都强调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方面的联系,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结果。两人具有师承关系,他们的论证具有基本相同的思路。但两人的文学史观还是具有差异性的,周作人的文学史观是轮回史观,而任访秋的则是唯物史观。
二
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从晚明进行追溯研究的著作。很多人都认为,“五四”是一个叛逆的时代,是一个狂热地鞭挞传统的时代。那个时期,西方的各种思潮和观念被大量引进和传播,而传统的文化和古典艺术成为被质疑的对象。当时,陈独秀、胡适等对传统文化进行猛烈的攻击,“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毫无关系”,[1]指出旧文学必然被新文学所取替,“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2]。“五四”文学革命被很多人看作是欧风东渐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旧文学的一次分离和断裂。而周作人却用另一种理性的眼光审视传统,从中发掘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价值,并赋予它们新的意义。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周作人应沈兼士的邀请在辅仁大学作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讲演,后经邓恭三记录整理,并由周作人校阅后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书名于同年9月在北平出版。此书共5讲:“关于文学之诸问题”、“中国文学的变迁”、“清代文学的反动(上)——八股文”、“清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及“文学革命运动”。周作人把中国文学史分为两种不同的潮流,即“言志派”和“载道派”,并指出历代文学就是这两种潮流的变迁。“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3]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写道,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学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只因为障碍物太多,直到“五四”才走入正道。和胡适的文学进化史观不同,周作人认为:“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相反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4]他认为:“晚周时期社会纷乱,思想自由,是最先的诗言志的时期,到西汉时期,政治稳定,儒家思想定于一尊,文学就转向了载道的路子;魏晋六朝又重新言志,唐朝复又载道……就这样,循环下去,明末公安‘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经过清代文学的载道重新在“五四”时期又言志。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5]并且特别指出,民国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和中晚明时期公安、竟陵派的文学,“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都很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6]在对清代文学的分析之后,又道:“我们可以这样说: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7]
周作人在文中一再强调:“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8]还指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9]也就是说,周作人从晚明的新文学运动找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渊源,认为“五四”新文学是“言志”的文学,是晚明“言志”的复活。
周作人的“五四”新文学的“晚明说”出现后,在文坛上引起了争议。既有反对者的批判,又有支持者的赞同。陈子展对周作人的这种大谈公安、竟陵的做法是很反对的。他比较注意外来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刺激,曾多次发表文章,认为周作人推重袁中郎是意在争新文学的正统。他认为,如果说有“言志派”与“载道派”的话,则公安、竟陵派是注重性灵的“言志派”,而“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者则是注重社会文化的“载道派”,周作人的“晚明说”是别有用心的。钱钟书也提出了批评,不同意周作人把“晚明”革新看作是“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渊源,以及“言志”和“载道”的分法,并且说:“许多讲‘载道’的文人,做起诗来,往往‘抒写性灵’。”认为周的论证不够严密。30年代中后期,也有一批学者支持周作人的“晚明说”,如朱维之、陈念萱和刘大杰等,也认为晚明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渊源。
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看,周作人的“晚明说”重点从传统文学的根底中寻求“五四”新文学的本土因素,放到当时的背景中,具有巨大的、开创的理论意义。当时“五四”新文学出现后,研究者大都为了凸显其异质性与革命性,强调新旧文学之间的“断裂”,而忽视“新文学”和“旧文学”之间的内在的密切联系;而“晚明说”指出了“五四”新文学是在“旧文学”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强调了新旧文学之间的“接续”,理论思路给人们以很大的启发。但是周作人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可以看出,他遵循的是循环史观,认为历史是循环的,他的论证弱化了外来影响对新文学的作用,分析论证很不全面。
三
《中国新文学渊源》是任访秋于1982年在河南大学任教时给近现代文学研究生开的一门专业课的讲义,此书于1986年9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30年代,任访秋曾经在北大师从周作人,他也在此书的《自序》中谈到,在渊源的问题上把晚明公安派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联系起来是受到周作人的启发,但是他不同意周作人“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是‘言志’与‘载道’互相消长”的看法。
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渊源》比周作人的论述更详细具体,学术体例也更为严谨。全书详细论述了“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化革新之间的渊源流变。书中首先详细论述了李贽在晚明思想解放及文学革新运动的作用。李贽是“左派王学”之弟子,反对封建正统的思想,提出不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衡量一切,主张尊重个人。在李贽的影响下,当时文坛上出现了公安派的反对复古主义的革新运动。于是,晚明这股反对封建思想和封疆复古主义的革新的潮流,有力地冲击到当时的文学,出现了具有主情主义,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封建等级制等先进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周作人接着论述了清代朴学家的反理学思想与先进的文学观,指出顾炎武、戴东原、汪中、俞正燮、李汝珍、龚自珍等,他们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与晚明的文化革命的潮流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还强调了晚清西学输入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的影响。除严复在科学上的进化论输入和卢梭的《民论约》的政治思想的引进,西方文学理论和创作的介绍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而晚清的“排荀”“批孔”的思想革命则为“五四”文学革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于是,“五四”文学革命是对晚清文学革新的继承与发展,完成了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未竟之业。
任访秋对晚明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渊源关系进行了细致地梳理,得出了结论:
“到了‘五四’。一些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出的‘八不主义’,从其精神实质上看,与公安派所提出的主张,实毫无二致。特别是作为文学革命纲领的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提出的对文学的见解与主张,可以充分看出,他们观点的来源有二:一为中国所固有的,即继承了晚明文化革新这一潮流;二为晚清从西方输入的科学与民主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新的文学论。二者汇合起来,而形成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10]
可以看出,任访秋对周作人具有很明显的师承关系,同样强调了“晚明”在新文学发生中的渊源作用,但是任访秋的论证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辩证、全面地分析了文学革命发生的原因,即既有外国文学影响的“外在的”因素,又有本国传统“内在的”因素。任访秋所持“唯物史观”,所以看问题比周作人更科学,更令人信服。
四
“晚明说”的新文学源流观,即便在今天看来仍有新意和启发性。西方学者卢卡契认为:“任何一个真正深刻重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外国文学作品所造成,除非在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个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倾向。这种潜在的倾向促成外国文学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11]因此,要考察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当代的,不能仅从外国文学影响上寻因,而要同时将其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来考辨,才可能辨清其源流。
参考文献:
[1]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VOL2,第6号.
[2]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新青年,VOL3,第3号.
[3]-[9]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23,24,62,35,38,71.
[10]任访秋.中国新文学渊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220.
[11]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