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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少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心理创伤角度来解读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成长主体心灵创伤的外在情绪表征为孤独和恐惧，而心灵创伤的内在形成机制则是源于文革历史的影响和个体性情的作用。叙事策略的安排完成了对成长创伤困境的超越，儿童视角和成年视角的交叉运用达到了缓解成长创伤的目标。
关键词： 孤独 文革历史 个体性情 成人视角
纵观现当代小说史中的成长主题创作，“成长”常常作为单纯的叙事角度存在，文本通过成长题材的故事来透视社会问题，叙事落入反映现实社会的窠臼中。但是一些具有独立创作意识的作家，能够突破这种拘囿，笔端聚焦于成长主体的精神世界图景，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即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在细雨中呼喊》深入到幼年成长主体隐秘的内心世界，呈现其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内在心灵苦难，提升了这一写作题材的文化内涵和人性深度。
一、成长创伤的外在表征
欧洲传统成长小说的叙述侧重于表现个体成长主人公的社会经历，个人经由一系列事件由幼稚走向成熟，“改变了最初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1]，最终达到个人追求自我完善的目标[1]，因而成长叙事的基调总体是积极欢快的。《在细雨中呼喊》则反其道而行之，戳破“成长”乐观无忧的假面，孤独、恐惧与忧郁成为成长的关键词，呈现成长主体复杂多维的内心体验。
在成长主体体验到的伤害性情绪中，孤独是比较明显的创伤痼疾。由于儿童的心智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缺乏走出精神困境的方法，他们一旦感受到消极情绪，内心承受的痛楚要大于成年人，甚至这种由外界引发的负面情绪会始终萦绕在成长主体的心头并伴随其成长的整个历程。“孤独构成了童年阶段的一种情感底色。与成年人相比，孩子的孤独比成年人的孤独更隐秘，他的孤独不如成年人的孤独那样具有社会性，那样与社会形成抗衡。因此，儿童的这种更隐秘的孤独对于揭示童年期的情感，尤其对于揭示儿童的创伤性的心理有着重要的意义。”[2]
孤独感首先源于成长主体身份的边缘化，他们被排斥在家庭和社会之外，努力追求独特的存在意义而不可得。小说中孩子“遭遇抛弃”的情节出现过三次，其基本图式是“依赖——抛弃——漂泊”。孩子孙光林、鲁鲁、国庆在这种颠沛的生活经历中，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颤。他们感受到孤绝的处境之后，内心自觉的疏离感和外界有意无意的孤立互动相生，进一步加剧了成长主人公的心理创伤。被抱养六年后归家的孙光林，身份犹疑，无法适应南门的生活，游离在一切人事纷争之外，成为一个多余人；鲁鲁本质上是另一个孙光林，“父位”缺席导致他的身份暧昧不明，受尽同伴和成人的欺凌嘲弄；国庆成为父亲的弃儿和他人的负累。处于成长中的儿童，正常的情感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陷入个体身份的归属焦虑中，“我是谁”被悬置，生存的安全感极度匮乏。
孤独感还导因于“家”的分崩离析。对于孩子来说“家”是亲情和爱的代名词，提供给幼小的成长主体以心理的庇佑，但是成长主体的家庭人伦亲情淡漠，充满情感背叛和物质掠夺。成长主体内心极度渴望亲情之爱，孙光林对生病时医生抚摸他额头的动作时时感念，就可见他对温暖之家的遥望。孤独的极致和爱的反面就是对家的怨恨，“离开南门，过上一种全新的生活”[3]，成为成长主体的愿望。这一想法和实际逃离家庭的举动，潜隐的心理动机是通过“离家”来摆脱创伤阴影。
孩子们之间友情的疏淡变化和同龄人的鄙弃也会给他们带来孤绝感。个体依附于群体才会产生安全感，同伴之间的对话和相互安慰是抵御孤独的最好武器。然而，存在本质上具有“他人即地狱”的特质，人与人之间难以达到真正相互理解沟通的境地，而且成长者感性的思维方式也很容易造成矛盾龃龉的产生。孙光林和苏宇时常因为误解而相互嫌隙疏离，体验到情感消亡的痛苦；苏宇死后孙光林彻底孤独，只能把情感投射到鲁鲁身上。
恐惧是另一层情感体验，面对难以理解的生命奥秘和生存悖论，成长者们会茫然无措，惶恐不安，“成长化身为陷阱或困境给他们造成焦虑和恐惧心理”[4]。成长与生俱来的陷阱首先是身体的发育以及性别意识的突然觉醒，对异性开始产生朦胧的体认。由于缺乏基本的生理知识，处于青春成长期的少年人把生理反应视为丑陋的罪恶行径，陷入精神恐慌，心生自我厌弃感。悖谬的是，当少年人完全掌握身体的秘密之后又深感想象和现实的差距，失却了对“成长”美感的膜拜。小说中苏宇为了探求真实的异性身体奥秘，走上了犯罪道路，反讽的是，“那一瞬间他突然发现，实际的女性身体与他想象中的相去甚远”。毋庸置疑，身体的成长给少年人带来了诸多的心灵坎坷。
除却自身的困境，他人的存在困境以及其中显露的残酷人性本质，也让成长中的旁观者心生恐惧。处于家长制中心地位的父亲孙广才采用暴力惩罚机制管理家庭。家庭中的弱势者为了避免生存处境的进一步恶化，常常使用诬陷他人的伎俩，转嫁本要降临于自身的暴力惩罚。祖父孙有元凭借成人的话语优势，把“打破饭碗”的过失推向没有辩白思维能力的幼孙。诬陷动机之“小”与失却人格尊严之大，形成一种张力，既表现了暴力带给个人以恐惧心理，又揭示出人性的卑恶。哥哥孙光平以自虐的苦肉计方式，诬陷弟弟最先攻击自己，由此获得自卫伤人的口实，无辜受害者转而成为咎由自取者，事理的逻辑顺序被人为颠倒。亲情在这种相互倾轧中消失殆尽，成长主体窥见人性恶端的卑琐，恐惧于世界的荒谬秩序。
二、成长创伤的精神溯源
社会历史会在无形中影响个体的成长，个体无法脱离出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这是生长于同一时代下的成长主体遭遇心灵创伤的共因。“人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6]，我们可以由成长者的人生体验和遭遇来反观历史带给成长主体的精神影响。
小说中叙事者重点叙写的时段是成长主人公从六岁到成年读大学之前，这整个关键的成长期完全处于文革的历史背景之下。因而成长主体的创伤经历一定程度上也受制文革灾难的影响。由于文革之前的“大跃进”运动和文革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化生活，国家完全忽略了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维持基本的生存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人伦亲情十分粗糙和淡漠，父母对于子女感情的投入甚少。在这一背景之下，孩子成为家庭经济的负累，因而文本中才会多次写到父母抛弃孩子的故事。但历史的冷酷无法驱逐儿童本能的向爱之心，在这种对峙中，儿童幼小的心灵落下了苦难的伤痕。此外，文革的一体化思想渗透到私人身体，言说身体则触犯伦理禁忌，对于身体发育早已成熟的成人来说，他们可以知而不言，但青春期的少年人对身体懵懂无知，成长为此蒙上一层罪恶的色彩，身体的发育史就是他们的辛酸血泪史。这种独特的身体、心灵经历只有在把性的成长、成熟视为罪恶禁忌之事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才会出现。最为重要的影响表现在文革斗争行为方式对成长个体的戕害，文革阶级斗争频繁，批斗和揭发事件形成了此一时代人们特定的思维方式，但是斗争仅停留在斗争行为本身，对被批斗的成长主体只起到精神威慑的作用，不能促进其身心的健康发展。苏宇因探索身体感觉而侵犯成年女性的举动，遭到群体批判。公开游行批斗的侮辱人格方式加重了成长主体内心的羞耻负罪感。 总体而言，社会历史文化之于成长个体的影响只作为背景存在，具体到个人，其自身因素起着主导性作用。“成长给每个人带来的感觉都不同，这与社会观念、文化背景有关，但更多取决于个人的气质”。个体性情的敏感、忧郁强化了成长主体对外界事件的感受力，“就成长而言，关键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意识到了什么”[7]，生于同一家庭的孙家三兄弟对外界的感受力完全不同，苏家两兄弟也差距千里。个体性情的差异决定了心理遭受创伤的程度以及苦难自我修复能力的差别，悲剧事件对于那些性情粗疏鲁莽的成长者构不成成长的困境，而对于敏感忧郁者则是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苏宇死后多年，我站在这座通往南门的桥上，独自回想这些时，我才看到敏感的苏宇，从童年起被幸福和绝望这两个事实纠缠不清了”，敏感的成长者对积极情感有着更深的渴求，消极的情绪和感受对他们的杀伤力也大于常人。
除个体性情因素之外，外界发生的事件也给予成长者以伤害性的内向反馈，成长者在审视悲剧处境之人的同时也在无意中成为苦难的亲历者，承接的是相同的心理压力，目睹死亡即是这样的成长体验。小说开篇即有黑衣人之死，这一情节具有命运预示含义，暗示着所有人都处于悲剧氛围之下。弟弟孙光明之死让“我”开始思考生和死的意义，“我的弟弟不小心走出了时间。他一旦脱离时间便固定下来，我们则在时间的推移下继续前行”，儿童的通透背后是感受到生命有限性的无奈。苏宇的暴病而亡使得成长者看到人生无常和个人孤独的恒常。祖父和父亲孙广才的死亡具有戏谑的色彩，失却个体生命本应有的庄严和尊严，在反讽生者现实生活处境的同时又有显露人的物质性存在本质的悲凉。他人的非正常死亡让幼小的成长者过早地领略到命运的乖谬、人生的无奈以及存在本质的虚无。
三、叙事策略的创伤超越
“讲述成长正因为他们为成长所伤……世界最先留给一个孩子的印象总是被复合到他的思维结构中，成长时那些最深刻的记忆构成了一个人的基本思维类型和情感模式”[8]。既然儿童生活对主体人的塑造起到奠基性的作用，那么成年人所遭遇的创伤已成既定的事实，当下言说的意义就不止于“讲述”本身，而是通过叙述来缓解成长的伤痛。小说中成年视角和儿童视角相互交叉运用，成年叙事者随时插入当下自我的感受，对过去之“我”正在经历的成长事件进行议论和评说，流露出自我怜惜的情绪，稍稍缓解了心理创伤的重负。
成年人视角叠加在儿童视角之上所起到的叙事疗伤作用主要表现在心理疏导方面。儿童因其对世界的认知处于浅层，不能理解复杂的人事，容易产生负面消极情绪而且寻找不到合理的情绪出口，运用儿童视角能够真实感性地呈现他对世界的最初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沉溺伤痛。而成人经历过世事的磨练能够通透地理解社会和人性存在的阴暗面，成年叙事者可以用洞明的达观心态来安慰、陪伴这些创伤，理性地分析人生本质性的东西，如死亡与孤独，把儿童个体性的生存感受上升到人类的普遍困境，从而部分地消解成长者的焦虑不安。
成人心理创伤的修复也依靠儿童视角在心理治疗方面所起到的帮助作用。儿童视角内含回忆的心理机制，叙事者通过回忆追寻逝去的时间从而厘清成长个体的生命轨迹，“回忆”不再单纯作为引子来起着引导故事的作用，回忆本身成为叙事要素，参与到成长主题内容的表达中，“为什么回溯性的叙事是人类讲故事的永远方式，因为回溯正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回溯在追寻到了过去的时间的同时，也就确证了自我的存在”[9]。从故事的叙事线索和叙事逻辑结果可看出成年叙事者通过追忆个人经历完成了心理创伤的修复。小说在开篇即标明这是成年人的回溯视角，打破顺时结构的理性时间顺序，把故事时间最靠前的部分，即“我”六岁时寄养在孙荡的成长经历置于篇末，成长的最初阶段因而成为故事的结尾。这种打乱故事时间使叙事时间复杂化的构思安排旨在强调成长之伤的既定事实和结果，之后再复归到成长主体的童稚思维，叙事者的情绪因而由激烈变为温和，成长者懵懂地感知与己相关的外部世界，排除了嘲讽和怨恨。叙事即将结束之时，成长者完成了对成长苦难的疗伤，于苦难之后的温情普照才标志着成长主体真正走向了心理成熟。
相较于同类“成长创伤主题”小说，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独特之处首先表现在，它超越了单一成长事件的局限，借由“成长”来思考人类普遍意义上的存在处境。作家不止于对成长个体的情绪感受作简单的描述复现，而是不断追问本体论层面的处境带给个人的困惑和挣扎。其次，叙事的深刻性还体现在小说对人性复杂维度的准确把握上。成长创伤最终得到愈合，个体超越生存困境的围困内含的是合理的人性逻辑，人性内在的正面价值力量消解了人性之恶的侵蚀，宽宥人性的软弱和卑微，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情意克服了心理创伤的阴影。
参考文献：
[1]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沈杏培.童年母题的当代书写与意义生成——新时期童年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透视[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3]余华.在细雨中呼喊[M].海口：南海出版社，1999.
[4]熊权.“反成长”与成长——从《兄弟》看余华创作的连续与新变[J].文艺争鸣，2011（1）.
[5]沈杏培.童心的透视—论余华小说的儿童视角叙事策略[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6]巴赫金.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7][8]李学武.蝶与蛹——中国当代小说成长主题的文化考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9]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3.
关键词： 孤独 文革历史 个体性情 成人视角
纵观现当代小说史中的成长主题创作，“成长”常常作为单纯的叙事角度存在，文本通过成长题材的故事来透视社会问题，叙事落入反映现实社会的窠臼中。但是一些具有独立创作意识的作家，能够突破这种拘囿，笔端聚焦于成长主体的精神世界图景，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即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在细雨中呼喊》深入到幼年成长主体隐秘的内心世界，呈现其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内在心灵苦难，提升了这一写作题材的文化内涵和人性深度。
一、成长创伤的外在表征
欧洲传统成长小说的叙述侧重于表现个体成长主人公的社会经历，个人经由一系列事件由幼稚走向成熟，“改变了最初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1]，最终达到个人追求自我完善的目标[1]，因而成长叙事的基调总体是积极欢快的。《在细雨中呼喊》则反其道而行之，戳破“成长”乐观无忧的假面，孤独、恐惧与忧郁成为成长的关键词，呈现成长主体复杂多维的内心体验。
在成长主体体验到的伤害性情绪中，孤独是比较明显的创伤痼疾。由于儿童的心智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缺乏走出精神困境的方法，他们一旦感受到消极情绪，内心承受的痛楚要大于成年人，甚至这种由外界引发的负面情绪会始终萦绕在成长主体的心头并伴随其成长的整个历程。“孤独构成了童年阶段的一种情感底色。与成年人相比，孩子的孤独比成年人的孤独更隐秘，他的孤独不如成年人的孤独那样具有社会性，那样与社会形成抗衡。因此，儿童的这种更隐秘的孤独对于揭示童年期的情感，尤其对于揭示儿童的创伤性的心理有着重要的意义。”[2]
孤独感首先源于成长主体身份的边缘化，他们被排斥在家庭和社会之外，努力追求独特的存在意义而不可得。小说中孩子“遭遇抛弃”的情节出现过三次，其基本图式是“依赖——抛弃——漂泊”。孩子孙光林、鲁鲁、国庆在这种颠沛的生活经历中，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颤。他们感受到孤绝的处境之后，内心自觉的疏离感和外界有意无意的孤立互动相生，进一步加剧了成长主人公的心理创伤。被抱养六年后归家的孙光林，身份犹疑，无法适应南门的生活，游离在一切人事纷争之外，成为一个多余人；鲁鲁本质上是另一个孙光林，“父位”缺席导致他的身份暧昧不明，受尽同伴和成人的欺凌嘲弄；国庆成为父亲的弃儿和他人的负累。处于成长中的儿童，正常的情感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陷入个体身份的归属焦虑中，“我是谁”被悬置，生存的安全感极度匮乏。
孤独感还导因于“家”的分崩离析。对于孩子来说“家”是亲情和爱的代名词，提供给幼小的成长主体以心理的庇佑，但是成长主体的家庭人伦亲情淡漠，充满情感背叛和物质掠夺。成长主体内心极度渴望亲情之爱，孙光林对生病时医生抚摸他额头的动作时时感念，就可见他对温暖之家的遥望。孤独的极致和爱的反面就是对家的怨恨，“离开南门，过上一种全新的生活”[3]，成为成长主体的愿望。这一想法和实际逃离家庭的举动，潜隐的心理动机是通过“离家”来摆脱创伤阴影。
孩子们之间友情的疏淡变化和同龄人的鄙弃也会给他们带来孤绝感。个体依附于群体才会产生安全感，同伴之间的对话和相互安慰是抵御孤独的最好武器。然而，存在本质上具有“他人即地狱”的特质，人与人之间难以达到真正相互理解沟通的境地，而且成长者感性的思维方式也很容易造成矛盾龃龉的产生。孙光林和苏宇时常因为误解而相互嫌隙疏离，体验到情感消亡的痛苦；苏宇死后孙光林彻底孤独，只能把情感投射到鲁鲁身上。
恐惧是另一层情感体验，面对难以理解的生命奥秘和生存悖论，成长者们会茫然无措，惶恐不安，“成长化身为陷阱或困境给他们造成焦虑和恐惧心理”[4]。成长与生俱来的陷阱首先是身体的发育以及性别意识的突然觉醒，对异性开始产生朦胧的体认。由于缺乏基本的生理知识，处于青春成长期的少年人把生理反应视为丑陋的罪恶行径，陷入精神恐慌，心生自我厌弃感。悖谬的是，当少年人完全掌握身体的秘密之后又深感想象和现实的差距，失却了对“成长”美感的膜拜。小说中苏宇为了探求真实的异性身体奥秘，走上了犯罪道路，反讽的是，“那一瞬间他突然发现，实际的女性身体与他想象中的相去甚远”。毋庸置疑，身体的成长给少年人带来了诸多的心灵坎坷。
除却自身的困境，他人的存在困境以及其中显露的残酷人性本质，也让成长中的旁观者心生恐惧。处于家长制中心地位的父亲孙广才采用暴力惩罚机制管理家庭。家庭中的弱势者为了避免生存处境的进一步恶化，常常使用诬陷他人的伎俩，转嫁本要降临于自身的暴力惩罚。祖父孙有元凭借成人的话语优势，把“打破饭碗”的过失推向没有辩白思维能力的幼孙。诬陷动机之“小”与失却人格尊严之大，形成一种张力，既表现了暴力带给个人以恐惧心理，又揭示出人性的卑恶。哥哥孙光平以自虐的苦肉计方式，诬陷弟弟最先攻击自己，由此获得自卫伤人的口实，无辜受害者转而成为咎由自取者，事理的逻辑顺序被人为颠倒。亲情在这种相互倾轧中消失殆尽，成长主体窥见人性恶端的卑琐，恐惧于世界的荒谬秩序。
二、成长创伤的精神溯源
社会历史会在无形中影响个体的成长，个体无法脱离出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这是生长于同一时代下的成长主体遭遇心灵创伤的共因。“人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6]，我们可以由成长者的人生体验和遭遇来反观历史带给成长主体的精神影响。
小说中叙事者重点叙写的时段是成长主人公从六岁到成年读大学之前，这整个关键的成长期完全处于文革的历史背景之下。因而成长主体的创伤经历一定程度上也受制文革灾难的影响。由于文革之前的“大跃进”运动和文革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化生活，国家完全忽略了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维持基本的生存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人伦亲情十分粗糙和淡漠，父母对于子女感情的投入甚少。在这一背景之下，孩子成为家庭经济的负累，因而文本中才会多次写到父母抛弃孩子的故事。但历史的冷酷无法驱逐儿童本能的向爱之心，在这种对峙中，儿童幼小的心灵落下了苦难的伤痕。此外，文革的一体化思想渗透到私人身体，言说身体则触犯伦理禁忌，对于身体发育早已成熟的成人来说，他们可以知而不言，但青春期的少年人对身体懵懂无知，成长为此蒙上一层罪恶的色彩，身体的发育史就是他们的辛酸血泪史。这种独特的身体、心灵经历只有在把性的成长、成熟视为罪恶禁忌之事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才会出现。最为重要的影响表现在文革斗争行为方式对成长个体的戕害，文革阶级斗争频繁，批斗和揭发事件形成了此一时代人们特定的思维方式，但是斗争仅停留在斗争行为本身，对被批斗的成长主体只起到精神威慑的作用，不能促进其身心的健康发展。苏宇因探索身体感觉而侵犯成年女性的举动，遭到群体批判。公开游行批斗的侮辱人格方式加重了成长主体内心的羞耻负罪感。 总体而言，社会历史文化之于成长个体的影响只作为背景存在，具体到个人，其自身因素起着主导性作用。“成长给每个人带来的感觉都不同，这与社会观念、文化背景有关，但更多取决于个人的气质”。个体性情的敏感、忧郁强化了成长主体对外界事件的感受力，“就成长而言，关键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意识到了什么”[7]，生于同一家庭的孙家三兄弟对外界的感受力完全不同，苏家两兄弟也差距千里。个体性情的差异决定了心理遭受创伤的程度以及苦难自我修复能力的差别，悲剧事件对于那些性情粗疏鲁莽的成长者构不成成长的困境，而对于敏感忧郁者则是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苏宇死后多年，我站在这座通往南门的桥上，独自回想这些时，我才看到敏感的苏宇，从童年起被幸福和绝望这两个事实纠缠不清了”，敏感的成长者对积极情感有着更深的渴求，消极的情绪和感受对他们的杀伤力也大于常人。
除个体性情因素之外，外界发生的事件也给予成长者以伤害性的内向反馈，成长者在审视悲剧处境之人的同时也在无意中成为苦难的亲历者，承接的是相同的心理压力，目睹死亡即是这样的成长体验。小说开篇即有黑衣人之死，这一情节具有命运预示含义，暗示着所有人都处于悲剧氛围之下。弟弟孙光明之死让“我”开始思考生和死的意义，“我的弟弟不小心走出了时间。他一旦脱离时间便固定下来，我们则在时间的推移下继续前行”，儿童的通透背后是感受到生命有限性的无奈。苏宇的暴病而亡使得成长者看到人生无常和个人孤独的恒常。祖父和父亲孙广才的死亡具有戏谑的色彩，失却个体生命本应有的庄严和尊严，在反讽生者现实生活处境的同时又有显露人的物质性存在本质的悲凉。他人的非正常死亡让幼小的成长者过早地领略到命运的乖谬、人生的无奈以及存在本质的虚无。
三、叙事策略的创伤超越
“讲述成长正因为他们为成长所伤……世界最先留给一个孩子的印象总是被复合到他的思维结构中，成长时那些最深刻的记忆构成了一个人的基本思维类型和情感模式”[8]。既然儿童生活对主体人的塑造起到奠基性的作用，那么成年人所遭遇的创伤已成既定的事实，当下言说的意义就不止于“讲述”本身，而是通过叙述来缓解成长的伤痛。小说中成年视角和儿童视角相互交叉运用，成年叙事者随时插入当下自我的感受，对过去之“我”正在经历的成长事件进行议论和评说，流露出自我怜惜的情绪，稍稍缓解了心理创伤的重负。
成年人视角叠加在儿童视角之上所起到的叙事疗伤作用主要表现在心理疏导方面。儿童因其对世界的认知处于浅层，不能理解复杂的人事，容易产生负面消极情绪而且寻找不到合理的情绪出口，运用儿童视角能够真实感性地呈现他对世界的最初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沉溺伤痛。而成人经历过世事的磨练能够通透地理解社会和人性存在的阴暗面，成年叙事者可以用洞明的达观心态来安慰、陪伴这些创伤，理性地分析人生本质性的东西，如死亡与孤独，把儿童个体性的生存感受上升到人类的普遍困境，从而部分地消解成长者的焦虑不安。
成人心理创伤的修复也依靠儿童视角在心理治疗方面所起到的帮助作用。儿童视角内含回忆的心理机制，叙事者通过回忆追寻逝去的时间从而厘清成长个体的生命轨迹，“回忆”不再单纯作为引子来起着引导故事的作用，回忆本身成为叙事要素，参与到成长主题内容的表达中，“为什么回溯性的叙事是人类讲故事的永远方式，因为回溯正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回溯在追寻到了过去的时间的同时，也就确证了自我的存在”[9]。从故事的叙事线索和叙事逻辑结果可看出成年叙事者通过追忆个人经历完成了心理创伤的修复。小说在开篇即标明这是成年人的回溯视角，打破顺时结构的理性时间顺序，把故事时间最靠前的部分，即“我”六岁时寄养在孙荡的成长经历置于篇末，成长的最初阶段因而成为故事的结尾。这种打乱故事时间使叙事时间复杂化的构思安排旨在强调成长之伤的既定事实和结果，之后再复归到成长主体的童稚思维，叙事者的情绪因而由激烈变为温和，成长者懵懂地感知与己相关的外部世界，排除了嘲讽和怨恨。叙事即将结束之时，成长者完成了对成长苦难的疗伤，于苦难之后的温情普照才标志着成长主体真正走向了心理成熟。
相较于同类“成长创伤主题”小说，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独特之处首先表现在，它超越了单一成长事件的局限，借由“成长”来思考人类普遍意义上的存在处境。作家不止于对成长个体的情绪感受作简单的描述复现，而是不断追问本体论层面的处境带给个人的困惑和挣扎。其次，叙事的深刻性还体现在小说对人性复杂维度的准确把握上。成长创伤最终得到愈合，个体超越生存困境的围困内含的是合理的人性逻辑，人性内在的正面价值力量消解了人性之恶的侵蚀，宽宥人性的软弱和卑微，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情意克服了心理创伤的阴影。
参考文献：
[1]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沈杏培.童年母题的当代书写与意义生成——新时期童年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透视[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3]余华.在细雨中呼喊[M].海口：南海出版社，1999.
[4]熊权.“反成长”与成长——从《兄弟》看余华创作的连续与新变[J].文艺争鸣，2011（1）.
[5]沈杏培.童心的透视—论余华小说的儿童视角叙事策略[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6]巴赫金.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7][8]李学武.蝶与蛹——中国当代小说成长主题的文化考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9]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