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地区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发展潜力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域,也是实施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产品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程度不断加深,数字金融应运而生,并成为当前经济发展新阶段不可或缺的因素。本论文立足于川渝地区的县域行政单位,研究了区域内数字金融和经济发展的总体分布情况、空间聚类情况以及驱动因素的空间模型分析。论文选取了川渝地区共221个区县在2016～2020年期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包括其二级指标）和人均GDP数据。采用均值、标准差、基尼系数、变异系数、首位度、偏态系数为描述性统计指标,较为详尽地描述了数字金融和经济发展近年来在川渝地区的特征。在空间聚类分析中,通过自然间断点法展现空间聚类情况,继而构造多个空间权重矩阵,并使用Moran’s I指数、局部Moran’s I指数、LISA聚集图等来衡量空间聚类情况。在驱动因素分析中,选取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3个二级指标作为研究变量,再引入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控制变量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对模型进行了系数分析、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区域异质性检验,探究驱动因素在川渝地区及其子样本中的具体影响强弱。研究结果表明,川渝地区各区县的数字金融和经济发展在近些年份里普遍增长,并且存在着空间异质性和正向的空间聚集性。具体来看,四川盆地中部地区的数字金融和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体现了空间异质性;而成都平原地区和重庆主城及周边区县属于数字金融和经济发展的高值聚集区,川东北和川西高原地区属于数字金融和经济发展的低值聚集区,这又体现了正向的空间聚集性。论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对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在对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他驱动因素的系数不显著或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此外经济发展自身有着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印证了川渝地区各区县经济发展呈现了正向的空间聚集。在区域异质性检验中,发现驱动因素对四川省和重庆市、经济发展较好区域和较差区域都存在不同的影响效果。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更有助于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经济发展,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更有助于经济发展较差地区经济发展,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的驱动能力为负向影响或是不显著,为制定数字金融发展政策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