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导管原位癌MRI表现特征及与组织学核分级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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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乳腺导管原位癌的MRI表现,并与X线及超声检查比较,评价MRI对乳腺导管原位癌的诊断价值;进一步探讨乳腺导管原位癌MRI表现与组织学核分级的相关性,以期为临床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提供可靠的影像学依据。资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自2007年1月~2011年12月期间行乳腺MR检查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50例乳腺导管原位癌患者的资料。所有患者均为女性,年龄24~64岁,中位年龄44岁。MR检查均采用GE1.5T Signa Infinity EXCITEⅡ MR扫描仪,应用4通道乳腺专用相控阵表面线圈,数据测量及图像处理在GE AW4.2工作站上利用Functool Ⅱ软件完成。依据美国放射学会的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的MRI标准,分析病变MR平扫、动态增强、DWI表现特征。乳腺导管原位癌病理诊断依据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乳腺肿瘤病理学标准,其中23例进行了病理组织学核分级,以细胞核特征为基础,结合坏死及细胞极性分为低核级、中间核级和高核级,本研究将低核级和中间核级归为非高核级导管原位癌。50例患者中,37例行乳腺X线检查,仪器均采用美国HOLOGIC SELENIADR乳腺x线机,行双侧乳腺常规头尾位和内外斜位摄片。依据乳腺纤维腺体组织的致密程度,采用自动毫安电离室曝光方式自动调整摄片条件的自动曝光模式。依据美国放射学会的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的X线标准分析病变X线表现,并对病变分类。本组50例患者中,40例行乳腺超声检查,仪器均采用GEVOLUSON730或GE LOGIQ E9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依据美国放射学会的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超声标准分析病变形态学和彩色多普勒血流表现,并对病变分类。各种影像学诊断均以BI-RADS4、5类作为阳性结果,以病理学诊断作为金标准,比较3种影像学方法对导管原位癌诊断的准确性。对行病理组织学核分级的23例导管原位癌,就MR平扫、动态增强、DWI上ADC值方面与组织学核分级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50例导管原位癌中MRI诊断为BI-RADS4、5类病变49例,与手术病理所见病变范围基本相符;另1例因未见明显异常强化病变而误诊为BI-RADS1类,此例x线表现为成簇的多形性钙化,未行超声检查。在49例BI-RADS4、5类病变中包括肿块性病变10例(10/49),非肿块性病变39例(39/49)。动态增强后病变时间-信号强度曲线表现为Ⅰ型14例(14/49),Ⅱ型15例(15/49),Ⅲ型20例(20/49);早期强化率平均值为151.4%。10例肿块性病变中,形态学表现为类圆形7例,不规则形3例;边缘光滑2例,小分叶2例,毛刺6例;内部强化方式呈分隔强化3例,环形强化3例,不均匀强化4例;时间-信号强度曲线表现为Ⅱ型2例,Ⅲ型8例;早期强化率平均值为181.8%。39例非肿块性病变的强化分布方式包括局限性分布9例,导管分支样分布6例,段性分布23例,区域性分布1例;内部强化方式表现为均匀强化5例,不均匀强化10例,成簇小环形强化24例,成簇小环形强化中大多数出现于段性分布病变中(21/23);时间-信号强度曲线表现为Ⅰ型14例(14/39),Ⅱ型13例(13/39),Ⅱ型12例(12/39)。在本组行病理组织学核分级的23例导管原位癌中,非高核级15例,高核级8例。60%(9/15)非高核级导管原位癌动态增强后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类型为Ⅰ型,26.7%(4/15)为Ⅱ型,13.3%(2/15)为Ⅲ型;而高核级导管原位癌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类型中,75%(6/8)为Ⅲ型,25%(2/8)为Ⅱ型,无Ⅰ型曲线;高核级与非高核级导管原位癌两者的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类型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2)。而在病变强化分布方式、内部强化表现和早期强化率方面,高核级与非高核级导管原位癌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746、0.274和0.060)。本组50例导管原位癌在平扫T1WI上,38例(38/50)病变显示不明显,12例(12/50)病变呈低信号。在脂肪抑制T2WI图像上,26例(26/50)病变显示不明显,24例(24/50)病变呈较高信号。在23例行病理组织学核分级的导管原位癌中,MR平扫上显示病变10例,其中高核级导管原位癌8例,非高核级导管原位癌2例;另外13例病变于平扫显示不明显,均为非高核级导管原位癌,MR平扫对于高核级与非高核级导管原位癌的显示能力方面,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本组50例患者中37例行DWI检查,其中29例(29/37)病变于DWI上呈高信号,8例(8/37)显示不明显。当b=1000s/mam2时,导管原位癌的ADC值低于乳腺正常腺体的ADC值[(1.27±0.20)×10-3mm2/S vs.(1.65+0.23)×10-3mm2/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6.682,P=0.000)。29例DWI呈高信号的导管原位癌中,肿块性病变的ADC值低于非肿块性病变的ADC值[(1.15±0.16)×10"3mm2/svs.(1.324±0.20)×10-3mm2/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28,P=0.040)。在本组行病理组织学核分级的23例导管原位癌中18例行DWI检查,7例高核级导管原位癌平均ADC值为(1.25±0.16)×10-3mm2/s,11例非高级别导管原位癌的平均ADC值为(1.42±0.27)×10-3mm2/S,高核级与非高核级导管原位癌的ADC值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481,P=0.158)。本组37例行乳腺X线检查,X线诊断BI-RADS4、5类病变共35例,其中钙化性病变27例(单纯钙化性病变14例,局限致密伴钙化性病变13例),边缘毛刺高密度肿块2例,局限致密6例。其余2例X线无明显异常表现而误诊为BI-RADS1类,超声亦未见异常,MRI表现均为导管分支样强化。本组40例行超声检查,30例病变表现为形态不规则、内部回声不均匀的低回声区,诊断为BI-RADS4或5类;3例病变表现为边界清楚,形态较规则,内部回声均匀的低回声区,诊断为BI-RADS3类,其余7例超声表现未见异常。超声误诊为阴性或良性的10例病变MRI均诊断为阳性;该10例病变中9例进行X线检查,X线检出其中7例。本组MRI、X线和超声3种检查方法对导管原位癌诊断的准确性分别为98%、94.6%和70%。结论:乳腺导管原位癌MRI表现上以段性分布的非肿块性强化为主要特征,时间-信号强度曲线以Ⅰ型和Ⅱ型多见,病变内部强化方式为成簇小环形表现。DWI和ADC值对导管原位癌的检出具有一定的意义,b=1000s/mm2时,导管原位癌的ADC值低于乳腺正常腺体ADC值,肿块性病变的ADC值低于非肿块性病变的ADC值。乳腺导管原位癌的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类型与组织学核分级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即非高核级导管原位癌的时间-信号强度曲线主要表现为Ⅰ型,而高核级导管原位癌的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则为Ⅲ型,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参数对间接评估导管原位癌组织学核分级具有潜在作用。MRI和X线检查对导管原位癌的诊断均有较高的准确性,二者联合可实现优势互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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