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解释在条约适用和国际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条约解释的理论发展和条约涉及实践案例的不断增多,条约解释亟需通过一个作准的解释方法或作准的权威解释资料进行界定,因此关于嗣后协定与嗣后实践专题的研究应运而生。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31条对条约解释规则进行了编纂,其具有习惯国际法的性质,且有利于统一国家和国际法庭的条约解释实践。但是公约第31条纳入了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径,为此在条约解释中需要考虑如“目的与宗旨”、嗣后协定、嗣后实践、上下文等诸多因素,这也导致了国家、国际法庭在具体条约解释的实践中具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条约解释的不确定性。为了增强条约解释的确定性,给国家、国际法庭的具体条约解释实践提供相应的指引,自2008年起国际法委员会开始对“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并于2018年二读通过了有关此问题的结论草案。国际法委员会的此结论草案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有关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在适用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并为条约解释提供了一定的可预期性,有利于国家和国际法庭实践的统一和稳定。结论草案自二读通过以来,引起了普遍关注。从目前的国内研究来看,很多学者对此结论草案的研究还较为粗浅,主要体现在容易将嗣后协定与嗣后实践二者混为一谈,或是完全局限于结论草案案文本身,对案文形成的具体过程有所忽视,又或是对一些重要措辞的解释缺乏重视。本文基于草案结论形成的过程,聚焦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报告、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各国政府的评论意见以及国际法委员会最后的结论草案,归纳和总结其中的关键性问题,以便更加深入准确地理解草案结论在制定中所遇到的争议焦点。本文通过对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内涵进行分析研究,以加深对二者特性的正确理解,从而获得具有指导性意义的结论建议。通过本文研究,我国应注重发展本国的嗣后协定与嗣后实践,注重嗣后协定中关于“协定”认可的关键证据的收集和证明,并且积极明示嗣后实践的“实践”行为。通过对双边和多边条约的规范解释,提升我国在国际关系交往中的话语权,并最终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