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工业化、城镇化等非农领域转移。在非农化过程中存在强烈的性别差异，与已婚男性相比，农村已婚女性处于非农就业的劣势地位，女性非农化过程也相对延迟。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农村女性劳动力仍有向城市转移的空间。居高不下的居民患病率和因病致贫率，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成为大病农户。大病冲击下，家庭作为抵御疾病负担的最后防线，需要通过释放家庭剩余劳动力来获取经济收入，这就形成了促进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推力”；但同时大病患者需要家庭其他成员的陪护和照料，已婚女性是家庭照料的主要承担者，这就形成了阻碍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拉力”。那么，大病农户的已婚女性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如何实现工作与家庭间的均衡呢？又是如何合理做出非农就业决策呢？已有学者研究疾病照料负担对家庭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但区分疾病经济负担和疾病照料负担的研究较少，重点考察已婚女性的非农就业决策中的就业方式、就业地点和就业时间的研究也不多。
　　本文使用2017年课题组在湖北省孝昌县和红安县的微观入户调查数据，选择年龄大于等于18岁且小于等于65岁的已婚女性劳动力样本。因变量是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决策中的就业方式、就业地点和就业时间；自变量是已婚女性所在家庭承担的疾病经济负担和疾病照料负担；控制变量包括已婚女性个人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技能培训和家庭决定权等描述个体特征的变量，已婚女性家庭中配偶就业方式、配偶就业地点、配偶就业时间、老人赡养负担、学龄前儿童抚养负担、土地面积和贫困户情况等描述家庭特征的变量，已婚女性所在区域贫困村情况和所在县情况等描述区域特征的变量。全文利用 Stata14.0 软件，通过构建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二元Logistic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家庭疾病负担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大病农户与非大病农户样本、短期大病农户与长期大病农户样本的差异。
　　研究发现：（一）疾病经济负担会促进农村已婚女性选择外地就业；（二）疾病照料负担会促进农村已婚女性选择农业就业和家务或无工作；（三）疾病经济负担和疾病照料负担均会影响农村已婚女性的非农就业时间，疾病经济负担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时间的增加效应在短期大病农户中更有效，而疾病照料负担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时间的减少效应在长期大病农户中更有效；（四）已婚女性的人力资本特征、配偶就业情况、老人赡养负担和学龄前儿童抚养负担均会影响其非农就业决策。
　　基于此从政府、社会、家庭及个人四个维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政府应从有效预防和及时治疗大病两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依据疾病病理特征、合理分配扶贫资源；（二）政府和社会应共同构建农村贫困地区老人儿童保健护理体系，加快农村贫困地区非农部门的发展，设置灵活的工作时间制；（三）家庭内部应合理分配家庭成员代内和代际间的相互扶持，提倡家庭成员共同承担家庭照料责任；（四）农村已婚女性应从健康、文化和技能三方面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