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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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惊人,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然而,飞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诸多的环境问题:资源枯竭、雾霾锁城、生态退化、污染严重。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和速度,会给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无法实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因此,在追求经济增长数量的同时也应该考虑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环境的资源稀缺性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必然的矛盾;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应纳入政府规制的范畴。因此,运用政府环境规制手段可以有效控制企业污染排放,规范企业绿色生产,从而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于是我们将研究的视角锁定在如何利用环境规制的手段实现环境保护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共赢。
  本文拟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度量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第二,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第三,环境规制怎样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以及如何利用好环境规制。如何度量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是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由定性分析演进为定量分析的关键环节。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着重从经济增长的结构、效率、稳定性和持续性等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权法测算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分维度指数和综合指数,进而研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及其在区域和行业层面的异质性,并分析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为中国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双赢提供经验参考和启示性建议。
  本文将从下八个部分展开研究:
  第一部分为导论。导论部分在阐明本文选题背景的基础上,提出本文拟解决的问题: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环境规制是否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以及环境规制通过何种路径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接着,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最后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为国内外文献综述。本部分主要是梳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并对现有研究进行评述。(1)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包括环境规制的定义、环境规制的工具类型、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等。(2)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研究,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等面展开论述。(3)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相关研究,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对已有文献研究进行梳理,以期探索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前期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夯实基础。
  第三部分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进行阐释。通过梳理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渊源,追溯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理论,界定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并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从理论上进行阐释,从而分析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机理,厘清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根源,为本文的后续研究做理论铺垫。
  第四部分通过梳理建国以来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发展变迁,整理中国现行主要的环境规制类型,分析中国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从而实现对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现状分析,为后续章节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提供现实参考。
  第五部分主要围绕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分析展开研究。从经济增长的结构、效率、稳定性和持续性等四个维度来构建指标体系,以综合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在测度方法上,使用熵权法对各维度指数的每一基础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利用主成分分析的降维技术简化各维度指数的指标体系,进而测算出经济增长质量的四个分维度指数;再用同样的方法测算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数,即使用熵权法对每一维度指数进行客观赋权,然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的降维技术将四个分维度指数进行合成,得到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数。此外,根据测算结果分别从总体层面和区域层面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演进趋势和地区差异。
  第六部分内容主要是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经验分析。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计量模型,并利用第五部分测算出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分维度指数和综合指数,分别从全国层面(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质量和分维度指数)、地区层面(东、中、西部分地区)和行业层面(轻度污染行业和重度污染行业)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考察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同时从改变估计方法、改变估计样本以及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等几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在以上实证结果的基础上,通过拓展性讨论,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第七部分内容主要是通过实证方法分析并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基于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效率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这两个维度,而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创新分别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效率维度和持续性维度的重要构成指标,本部分分别从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路径,即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包括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路径与技术创新(包括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路径,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分别对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两种影响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同时考察这两种作用路径的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
  第八部分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部分对全文研究进行总结,得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双赢提供经验参考和启示性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基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总体层面的测度结果可以看出:(1)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维度指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即在 2000-2005 年期间结构维度指数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而在 2006 年后开始逐渐上升,这说明在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过去较不合理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国际收支结构等逐步在朝着合理化的方向改善。(2)效率维度指数和持续性维度指数表现为显著的逐年递增趋势,增长率分别达到 41.5%和 46.3%,这说明在2000-2016年期间中国的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率在逐步提升,中国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也在不断进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稳步提高。(3)稳定性维度指数则呈现出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在2000-2006年期间稳定性维度指数表现为上升趋势,而在2007-2016年期间则无较大调整,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水平,这反映出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在产出、就业及通货膨胀等方面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4)综合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数在2000-2016年期间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1.515提高到2016年的2.426,年均增长2.99%。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的变化趋势与效率维度指数和持续性维度指数的趋势是一致的,这也再次说明,在2000-2006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效率维度和经济增长持续性维度的改善。
  第二,基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区域层面的测度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各省市之间在经济增长质量的分维度指数和综合指数上都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即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在区域上很不平衡,并且这种区域间的经济增长质量不平衡性同时也是动态调整的。具体来说:(1)中国区域间经济增长的结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两极分化情况非常显著。经济增长结构发展较好的地区普遍落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结构调整较为缓慢。(2)位于西部地区的陕西省和甘肃省的经济增长效率维度指数在当前最高,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维度指数排名也较为靠前,而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较低,尤其是青海省、宁夏自治区和新疆自治区等地区。(3)经济增长稳定性较高的地区大多落入东北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较快,但经济波动性较大,经济发展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内部波动等因素的影响而起伏波动;相对而言,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稳定性较强。(4)各地区在经济增长持续性维度差距悬殊,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持续性水平相对较高,尤其是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等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持续性水平整体偏低。(5)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的排名也表现出显著的区域特征。
  第三,对环境规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1)在整体层面,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对提升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政策有助于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局面。但是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分维度指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效率维度和持续性维度的改善,而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结构维度和稳定性维度无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地区层面,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即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其次为西部地区,而对东部地区无明显促进作用。(3)在行业层面,由于不同类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不同,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即重度污染行业的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比轻度污染行业更为显著。(4)从控制变量来看,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并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为技术进步基本依托的人力资本要素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规模的大小并未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明显影响;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都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外资作为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载体,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张,还可以有效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以上主要结论在改变估计方法、改变估计样本以及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后,依然保持稳健。(5)通过拓展性讨论,发现环境规制对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质量会产生非线性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倒“U”型动态关系,即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环境规制政策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但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提升,这种促进作用会逐渐弱化,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第四,从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路径来看,一方面,环境规制可以通过要素生产率路径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环境规制对要素生产率会产生两种作用方向相反的影响,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非线性的影响关系。因此,在环境规制强度较弱阶段,环境规制将导致企业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加大,这种不利作用会逐渐消退,环境规制反而会提高企业的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环境规制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路径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环境规制会通过“抵消效应”、“约束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产生综合影响,进而会影响到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制定提出一些启示与建议:第一,完善环境规制的制度建设,提高环境政策的执行效率;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由成本外生型转为成本内生型;第三,因地制宜,促进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第四,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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