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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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云南省W寨的寨老制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W寨寨老制度形成与沿革的历时性考察,发现寨老制作为瑶族村寨传统的社会组织,是村寨内生性秩序的制度表现形式。当国家行政力量下沉到民族村落,双序力量在瑶族村寨进行互动,从国家进场村寨内生性权威为主导,到双序统合瑶族头人寨老担任生产队长,再到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填补国家退场带来的治理空白,瑶族村寨内形成双序自治模式。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村寨内部秩序被国家行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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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云南省W寨的寨老制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W寨寨老制度形成与沿革的历时性考察,发现寨老制作为瑶族村寨传统的社会组织,是村寨内生性秩序的制度表现形式。当国家行政力量下沉到民族村落,双序力量在瑶族村寨进行互动,从国家进场村寨内生性权威为主导,到双序统合瑶族头人寨老担任生产队长,再到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填补国家退场带来的治理空白,瑶族村寨内形成双序自治模式。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村寨内部秩序被国家行政力量重构,寨老制效力虽逐渐走向式微但依然有效。本文以瑶寨易地扶贫搬迁事件为着眼点,发现寨老制即使相对于传统时期权威有所衰落,但在其关键时刻依然有效,通过寨老在搬迁事件中的协调与作用,瑶寨得以顺利完成搬迁工作。寨老依然有效背后引发的思考:第一,瑶族村民在心理层面上存在着对本民族群体的认同以及对他族村干部的不认同现象,边疆民族依旧存在着国族化困境,现代化进程同时是国族化的过程,如何完成边疆民族的国族化构建这一问题亟需解决。第二,寨老制依然有效,除了在关键时刻具有有效性外,在日常村寨治理中哪些方面仍具效力。最后,在现代化进程中,寨老治寨这一民族村寨内生的治理模式具有过渡性特征。本文的结论是寨老制度依然有效,背后的原因是寨民对村寨内生性传统社会组织的认同带来的权力基础、村寨特有的政治生态以及寨老制本身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性转化。深挖背后的深层原因发现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着国族化困境,同时“寨老治寨”这一民族乡村传统治理资源不仅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日常生活中也仍具有效力,最后由国家进场到双序统合,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双序自治是国家在民族地区秩序建构的阶段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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