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邮权收回、妇女解放运动、女性教育普及与中国邮政事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之下,近代中国女性邮工应运而生。女性邮工录用之初,由于尚缺乏针对女性邮工相对稳定的录用政策,故而在邮局内外引发了诸多争议。此时女性邮工人数占比绝少,相关围绕女性邮工的讨论以男性为主,而女性邮工的声音略显微弱,但其维权意识业已初显。1939年交通部邮政总局出台了“限用”女性职员办法的“第735号通代电”与“第132号半公通函”,其“限用”办法的出台,与全面抗战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此法一出,女性邮工纷纷起而反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职业维权活动。在妇女解放、民族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之下,诸多外部力量介入其中,使得这一时期的维权活动并非单纯的女性邮工群体的维权活动,而是深深地与妇女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交织到了一起。在维权活动中,因女性邮工占比较少,不能采取诸如罢工之类的大规模抗争行动,只能转向联合其他关心妇女职业的团体向高层请愿,或是采取发表文章、召开记者招待会等方式吁请舆论声援。最终,在女性邮工们的抗争之下,邮政当局经不起舆论的制裁与参政会的抨击,取消了战时限制录用女性职员办法,然而此时女性邮工身上的枷锁并未完全解除。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全面抗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女性职员录取名额等限制,女性邮工们不断加强自身组织建设与联络通讯。在此基础上,她们发起了进一步争取男女平权的活动,如取消“女性录取名额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之限制、邮工代表大会席位及工会理事的争取、争取母性保护、争取女邮工因公调遣时其配偶旅费报销办法与男邮工一致等活动,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与全面抗战时期的维权活动不同,解放战争时期女性邮工的维权活动已越发走向成熟,因其自身组织的强大与联络通讯的加强,使她们不再过多依靠“外力”,几乎仅凭一己之力就冲破了男女职业不平等的桎梏。此外,女性邮工们在争取男女职业平权的同时,还逐渐跳出女邮工的小圈子,越发关注整个邮工群体的利益,进而使其维权活动的特性发生变化,兼具妇女运动与邮工运动的双重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