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违规披露的信息是否具有重大性,是判断该行为是否构成虚假陈述的要件之一,对重大性的判定成为了行政处罚和司法审判必须正视的关键。然而司法实务中,对重大性要件的认定标准无法统一,与行政处罚的关系也尚未厘清,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九次《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对此进行了规定,本文的研究即从上述规定展开,分析监管和司法实践,对制度进行批判论证,并借鉴域外司法、理论经验,对此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完善依据,界定清楚重大性标准在监管和司法中的适用,以及行政处罚和民事审判的协调路径。前言部分先是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然后对所研究的问题做了文献综述,通过对国内外的文献研究,发现对重大性标准的选取及行民衔接存在的理论漏洞,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给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研究思路,以期填补前人的研究空白。第一部分从法律法规的沿革入手,提出问题。虚假陈述行政处罚的前置性变迁,经历了必须前置阶段和事实上废除两个阶段,但由于《九民纪要》的出台,让重大性的认定在行民衔接时出现了“前置标准-独立标准-或有标准”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存在的问题是没有行政处罚的民事案件应该选取什么标准,现行规定下重大性标准的行民认定如何区分与衔接。第二部分进行案例统计,从实证角度看重大性标准的适用。首先对行政处罚和民事司法案例进行梳理,剖析其中的关键要素,其次分析行政处罚的现实逻辑和司法审判的裁判逻辑不同,重大性标准在两者的区分具有现实性,最后对实务认定中的疑难问题进行归纳,指出重大性标准行民区分的实践基础。第三部分从理论角度论证重大性标准行民区分的正当性。第一,重大性标准的制度功能十分重要,决定了民事审判的认定不能依赖于行政处罚;第二,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制度设计上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在重大性标准的认定上不应该完全统一;第三,司法监管化引入了《九民纪要》,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但司法监管化在虚假陈述案件中没有存在的根基。因此,重大性标准的行民区分有其理论正当性。第四部分介绍美国法上的重大性标准演进,探讨对我国的启示。美国在重大性的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实务中,美国SEC与联邦法院之间各司其职,司法保有对重大性的独立认定权,三大经典判例确立了二元标准,此后判例的发展在理性投资者决策标准中加入了定性与定量分析,让司法审判更加客观;理论上,最新研究对理性投资者决策标准提出了挑战,这些域外经验为我国的理论确定与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五部分梳理重大性标准的行民区分与衔接。通过以上分析,本文的研究问题得到了完善路径:行政处罚采用价格判断标准,民事审判对现有标准进行优化,采用普通投资者决策标准,并加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行民衔接上,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事实判断,后者也可以独立推翻前者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