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板荡之际的王夫之（1619—1692）,其个人思想的形成,乃系由大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的思想资源渐次积累所致。作为其思想板块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气学思想,亦尤其如是。处于这种思想史脉络中的船山,无疑将不得不面对他所身居其间的思想世界,并思考、回应此世界中相关的学术课题与思想议题。由一个广大的视野回看过去,在终明一世的思想文化氛围中,涌动着一股异常强劲的气学取向的时代风潮。众所周知,早在北宋张载的气学体系那里,“太虚”就已然是一个非常关键且占有核心地位的思想范畴。颇令人诧异的是,从明初期开始,这一范畴却再度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为他们的相关言说提供了一个思想平台与文化语境。以太虚为切入口去考察明代学人对此观念的诠释,便会发现:明代儒学于其演进历程中确系在整体上逐渐呈显出一种气学的风格品质。自明初以降所形成的这种气学取向的思想文化现象还深深地浸润着晚明士大夫的心态,并一度影响了他们借以表达此番心境的言说思路与论述取径。明末清初,易代变革的严重震荡与家国覆亡的创巨痛深,不消说在士夫们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由此而激励着他们对美好理念的执著与向往。在披露自我心迹的历程中,士人群体选取、资凭了与太虚密切相关涉的文化范畴;借着“太和之气”“中和之气”“和气”等等理念,明季士人们描绘出了一个全整的世界图景。透过对这一蓝图全方位的立体式勾勒,他们不啻完成了自身的一次精神之旅,同时亦实现着一份价值的深度追寻。在这里,学术思想文化与心灵处境状态交融相合,彼此推动互为助益。有明一代的整体学术氛围与晚明士人群体的精神追寻,可以说,为王夫之气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强固的根基;或者毋宁认为,王氏的气论本身即参与构成着明代的学术风尚,他本人的价值选择就体现着处明末“当代”的那一批士人群体的精神取径。也正是在这种宏大的文化配景下,王氏开始了展露其气学世界的思想进程。承继着古中国固有的天—人思维理路,船山首先讨论了天道即宇宙状态这一重大议题。在王氏运思此脉络之时,重要作用的发挥落实在“化”这一观念上。在北宋张载那里就已有“气化”的提法。不因袭成说的船山,在此基础上则进一步思衍出“生气”。从中颇能读出浓浓的“生”义,借之也就呈示出了宇宙的本质——“生生”。生气得以生生不息,肯綮之处在于,气内蓄所具备的“通感”;通感的另一番表述,就是“理”,也即“序”。强化理仅仅作为序的这一思考维度,乃是从元代便已开始的对理进行“去实体化”思潮的逻辑结果。船山在生气的视野与脉络下对理进行纵深的考察,由此而展示了理之为序的面向;这就为他确曾受到过元明思潮的影响提供了一份注解性的佐证。气在条序之理的作用下,通过生生的方式,与人道发生着联系,一幅具有勃勃生机的世界画面便得以被展现;针对于此,王氏又借用了“阴阳之气”（“二气”）与“五行之气”去深度地描摹那种状态。建基于上述天道论,王夫之接着又对人道进行了重点探究。一度引发他关注的是对历史的认知。船山从气的视角,去解读“时间”,寻觅气与时之间的深刻关联。这种思考方式,直接为他运用在了对历史的读取上,由此而提供着一种新的看取历史的眼光。可以说,资借于气这一思想范畴,王氏展呈了他深刻的历史见识;但其间也不免暴露出他本人之于历史的情感取向。明人一度喜谈宋,这是明末“当代”的一种学术时尚,王夫之亦尤概莫能外。在他们反复论宋的言说中,流露出一番心态,即对历史与个体抱持着某种宿命色彩。船山的历史情感取向正与此命运观相呼应合致,足见这是明季当时一股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普遍认知氛围。正是在此大语境下,王氏提出了气数、气运的主张。对历史的认知倾向与情感态度,进一步促使船山对政治生活、社会风尚与士人群体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反思,尤其是在他本人目睹并切身地参与了明末政治、社会的种种活动之后。王夫之取借于气这一视角,来表达他之于政治的见解,显示出独特的批判力度。易代鼎革的大环境,让王氏对家国倾覆的感受来得无比沉痛;这一点从其对“国家之气”的丧失与摧折以及当时较为普遍的行为现象“争”的论说中自不难察出。政治批判的继续与纵深,又进一步引导着船山对社会的风气与习俗产生了强烈的关注。得承认,这均系其气学思路的使然。明确地界定风气之于习俗的强度作用,其实是要为探究气（风气、习气）影响于人的理路做铺垫,由此而映影出风气之于人的消极作用。此点与他的士人观相联涉,在其思考的脉络中,气之被馁、被折、被苶等等及其严重后果,便表征着士人品质的被摧抑。这一思路,还体现于他对“民气”的看法上,即对“民”的态度。对士大夫群体这一反省的延续,自然便衍生、引出了心性层面的诸种讨论。心性话题的展开,并渐次形成一种学术风格,不得不认为是理学在思想史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处于“后理学”时代的王船山,必然要对此话题作出应有的回应,立足于无论是继承,还是批评的立场。在此议题所关涉的诸多面向中,他均有不同的探究与解答。能体现其解答特色的,即于其间表现流露出的气的论述基调。具体言之,在“志”“气”的关系中,他认为二者相互作用、影响。这种观念,是对孟子“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的阐释与发挥。由讨论“志—气”的进一步延展所及,即对“气”“心”的关注。“心由气生”的表述,是其立足于气的视野所得出的自然结论,同时也即暗示出船山曾受到过道家思想影响的思想事实。在“性”“情”问题上,同样留下了较为明朗的气的痕迹。携带气进至性情的论域,正视“气”之于性、情在积极、消极两方面的有力作用,是王氏性情论的特出之处。与心性话题密切相关联的,是工夫议题。由“气”的视角看,工夫被呈现出另一番面相,这自然是以“理”的视角为参照;意味着船山对工夫之于“气”的角度的偏移与转向,乃是在其本人熟稔于“理”的视阈的基础之上实现的。可以说,在以“理”解读工夫的体系中,“养”与“守”是如此得重要;从而致使在对养与守的认知中只存在了“理”的维度。而“气”的立场的重新发掘与展现,则对这种认知有所补充、修正,从而恢复、回归到了养与守的中立性:不隶属于无论是“理”还是“气”的体系,二者能同时具备面向“理”与“气”所需工夫的双重维度。于历史、社会、政治、心性、工夫的诸番认知,还深刻地投射到了王夫之的审美情趣上。经过深入的考察,便会注意到,船山在传达其审美观念时,往往会紧密地粘连于气。这种呈现方式总在提示着他所最关心、念兹在兹的一个话题:人道。“观气读人”的侧重,不是“读”及其对象“人”,而更在与“人”有联系的“气”以及“气”被显明的方式——“观”。王氏借由“气”去品评衡鉴历史中人,来阐发他对“人”的认知与理解,由此而从某个侧面隐隐地折显出了他的历史见识。综合以上所述能够看出,承继于大明一代既有的学术资源,王夫之围绕着“天—人”这一亘古的思想议题,开始了对话题“气”的讨论。资取着天道与人道这两种进路,他首先对宇宙状态进行了阐述,其后将笔端渐次触及至历史解读、政治批判、社会风气认知、士人反省、心性思考、工夫准备与读人知人之上。可以说,经此一番大论述,既完成了他自己的气学体系,又同时参与并促成、助推着明季“当代”的思想时尚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