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司法裁判传递了内国裁判者办案能力和司法水平等信息,是比国内司法裁判更能让外国人具象地了解内国法治文化和环境的一个重要窗口。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涉外司法裁判文书在法律选择环节表现出令人费解的一面:要么不说理,要么只是语焉不详地掠及,更有甚者,说理错误。因此,笔者尝试从涉外司法裁判法律选择说理问题入手,剖析其可能的缘由,并提出解决的方案,为之后国家出台提高我国涉外司法裁判中法律选择说理水平的政策提供微薄的力量。本文第一部分主要从涉外司法裁判中法律选择环节的说理实际状况出发,试图揭示我国法律选择说理问题的真实样态。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直接在裁判文书中忽略法律选择;第二种,虽然在裁判文书中提及法律选择,却没有引用具体法条或者说理太过于简洁而导致说服力不足;第三种,即在法律选择说理的过程中出现的明显错误,比如援引法条错误、说理逻辑错误等。本文第二部分试图对我国涉外司法裁判中法律选择说理的问题进行原因追溯。首先,法律选择说理流程指引缺失导致法律选择说理具体环节被遗漏;其次,司法三段论的局限性导致部分法律选择结果欠缺确定性。除了以上两种说理规范和说理方法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不足是部分法律选择说理无据的深层原因,说理者即裁判者缺乏冲突法思维则为法律选择说理问题存在的直接原因。本文第三部分尝试对症下药,从其缘由下手,逐一攻破。一是总结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选择说理流程指引,解决说理遗漏、无序等问题。二是引入“法律商谈”式说理方式,缓解司法三段论僵化导致的法律选择结果的不确定性,提高法律选择的合理性。三是完善法律选择说理的配套措施,为法律选择说理提供硬性条件:一方面可以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文简称《民法典》）生效之契机,启动新一轮中国国际私法修法工作,完善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使法律选择说理有据;另一方面可以从国际私法学教育和审判指导方面入手,提高裁判者的冲突法思维,增强对法律选择说理的意识和提高对法律选择说理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