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但企业创新活动的正外部性以及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会造成创新市场的失灵,最终导致企业的创新投入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采取税收优惠或者财政补贴等政策手段来促进企业创新。由于税收优惠属于事后激励,研究税收优惠是否发挥了激励效应以及探究哪些因素会影响税收优惠的政策效果有利于后续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税收优惠作为一种外部激励政策是否能转化为促进企业创新的内部决策取决于公司内部人的意愿,金字塔结构作为公司治理领域的重要内容,会影响终极控制人的行为动机,最终发挥调节税收优惠创新影响的作用。本文主要基于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进行理论分析,通过理论分析发现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两个相反的方向,这导致了税收优惠最终政策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文提出了备择假设有待实证检验。基于公司治理领域的委托代理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本文认为金字塔结构产生的隧道挖掘效应会对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对税收优惠的非激励效应起到正向调节作用。金字塔结构产生的支撑效应和杠杆效应会对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对税收优惠的非激励效应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此外,不同类型金字塔结构的隧道挖掘效应、支撑效应和杠杆效应的强度不同,本文认为这种效应强度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类型金字塔结构的调节效应存在差异性。在实证方面,本文以2008年至2018年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内的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来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终极控制人金字塔结构的调节效应。考虑到税收优惠衡量指标的全面性,本文以税收返还作为税收优惠的代理变量。考虑到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本文以研发投入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本文设置了地区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为缓解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原因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将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分析,并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实证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对研发投入发挥了正向的激励效应,并且金字塔结构的隧道挖掘效应占主导地位,金字塔结构会减弱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分离型结构的隧道挖掘效应带来的负向调节作用被支撑效应、杠杆效应带来的正向调节作用抵消后的净调节效应小于非分离型金字塔结构,导致非分离型金字塔结构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强。本文还利用更换计量方法、更换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扩大变量缩尾程度、调整样本期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经检验发现,回归结果具备稳健性。本文还将同行业内其他公司的平均税收优惠作为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工具变量回归来缓解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强调了公司治理机制对税收优惠政策效果的影响,为今后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和税收优惠对象的选择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本文也强调了金字塔结构这一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性,为终极控制人选择何种控股结构才能达到更好的预期效果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