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以赛亚书40-55章(第二以赛亚)中四首“仆人之歌”(42:1-4:49:1-6；50:4-10；52:13—53:12)。普遍的观点认为第二以赛亚,与公元前587年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的民族和国家灾难相关。第二以赛亚的产生,是对以色列被掳巴比伦处境的回应。以色列人的被掳,在以色列社会政治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面对美索不达米亚外邦的神学背景,以色列对自己的神学有着相关的溯源和反省,在神学上强调耶和华的创造,回归耶和华唯一神教。以色列在当时政治历史和神学上的相关背景,与被掳以色列所面对的公共领域中的诸多问题直接相关。被掳以色列面对的公共议题包括了从外部国际关系的处理,到内部被掳社群如何维持和发展以及个人如何回应这一历史灾难的问题。而第二以赛亚中的四首“仆人之歌”正是回应所面对的公共领域中的这三个相关议题:国际关系的处理、被掳社群以及个人如何回应这一灾难。“仆人之歌”中的仆人乃是承担一个公共的角色,肩负着处理当时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42:1-4)、被掳以色列社会／社群(49:1-6；50.4-9)以及个人如何回应被掳(52:13-53:12)这些公共议题。
　　 仆人乃是回归耶和华的创造,从耶和华创造的角度,来回应这三个公共议题,这也决定了仆人的行事方式,与当时包括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在内的君王处理相关问题上,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等方面,迥然相异。从耶和华的创造来认识和分析“仆人之歌”中的仆人,是一个关键。“仆人之歌”中的仆人,根据耶和华的创造,为当时以色列所面对的诸多领域中的困局,提供解决的出路,这完全超出了当时以色列人在被掳处境中逐渐产生的弥赛亚盼望。马丁·布伯作为犹太人,继承以色列的宗教传统,提供了一个从侧面审视“仆人之歌”的视角和纬度。布伯提出的关系哲学,乃是“仆人之歌”中仆人与耶和华以及世界产生关联的一种方式,仆人与耶和华以及其行事方式,体现了一种“我-你”关系。
　　 “仆人之歌”中的仆人,与圣经新旧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些相关和比较的可能。在旧约中,“仆人之歌”中的仆人,是旧约仆人传统中的顶峰,因为仆人是面对一个宏大公共领域,回归耶和华创造的角度,提出当时面临困境的解决办法。与新约中的仆人观念相比,耶稣认同自己是旧约“仆人之歌”中的仆人,但是他极力回避被当时犹太人政治化和世俗化的解读。“仆人之歌”中的仆人,乃是面对一个民族被掳的困境,提出诸多问题解决的方案,这与张载在《西铭》中所阐释的“天人合一”观念,在历史背景和问题意识上,具有相似性,这也为二者进行比较关联,奠定了基础。虽然面对类似的社会历史困境,但是二者在具体提供问题解决出路上,表现非常不同,折射了文化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