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对东南亚地区秩序和安全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大国为中心，从军事、政治、经济等视角所作的研究。本论文在广泛阅读中外文资料和掌握有关研究动态的基础上，运用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理论和历史学的分析方法，以观念、规范等文化因素为视角，通过分析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发展进程，研究了二战后东盟和越南不同地区秩序观念的碰撞与融合，探讨了以东盟为主导的地区秩序观念对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本土化建构进程。　　根据东盟和越南关系发展中的重大事件，论文把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1967前为启动阶段。二战前东南亚历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东盟规范的基础和东南亚国家认同与分化的历史渊源。在战后冷战环境下，东南亚国家以外部大国为中心的外向型、等级式区域合作导致了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越战升级推动了越南外向型、军事型安全观的萌芽，也促使东南亚亲西方国家荫发了新的地区安全观念。　　1967-1976年是东盟组织成立和东盟规范建构的阶段。在越南战争的影响下，东盟完成了规范的建构，在主权平等、地区自治、排除外来干预等规范的基础上建构了平等式、合作式地区秩序观念，而越南则在意识形态和长期战争的影响下，形成了等级式、斗争型地区秩序观念。　　1976-1986年是东盟规范社会化的阶段。柬埔寨问题导致越南和东盟两种不同地区秩序观念的直接对抗和交锋。在共同的外部威胁下，东盟国家加强互动，逐步形成了互信、互惠和利他倾向，东盟开始了向准安全共同体的转化。在大国的支持下，东盟与越南的斗争加剧了越南的内外危机，促使东盟规范开始了在越南的扩张和渗透。　　1986年-1995年是东盟松散型安全共同体形成的阶段。在东盟成员国互信与集体认同基础上形成的东盟松散型安全共同体，消除了东盟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实现了东盟次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在冷战结束等国际局势剧变的推动下，东盟完成了对越南地区秩序观念的重新建构，实现了“两个东南亚”向“一个东南亚”的转变。　　1995年以后是东盟向紧密型安全共同体转化的阶段。越南加入东盟使内部融合开始成为东盟建构地区秩序的难题，1997年以来东盟面临的一系列危机表明:建立在传统安全基础上的东盟松散型安全共同体已经无法应对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2003年“东盟共同体“设想的提出，标志着东盟在坚持外部主权的同时，开始加强经济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具有自身特点的紧密型安全共同体。　　通过对东盟安全共同体发展阶段的考察，论文认为，战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形成是以东盟地区秩序观念为基础的安全共同体不断发展的进程。越南因素在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东盟对地区秩序的建构具有自主性、本土化和平等式的特点。东南亚地区秩序是一个不断进化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未来东盟可以在主权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向地区秩序的更高阶段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