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对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的研究。社会言情小说是现代通俗文学中最主要的部分，也是读者面最广，最有代表性的部分。本文在大量阅读作品的基础上，探索了社会言情小说与传统的关系，以及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跟随时代发展而进行的变革。从言情的传统来看，我国古代小说中有着丰富的言情的传统。从唐代传奇中，就已有《会真记》、《李娃传》分别开启了“才子佳人”和“士子与青楼妓女”的言情模式。后来的宋话本和拟话本中，也出现了《碾玉观音》、《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等很多有言情内容的小说。明清之际更是出现了一批专门言情的“才子佳人小说”，以《玉娇梨》、《好逑传》、《平山冷燕》等为代表。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对后世小说创作有巨大影响的言情杰作《红楼梦》。在产生了这样的高峰之后，描写才子与佳人的言情小说难以为继，于是就另“辟情场于北里”，产生了《青楼梦》、《花月痕》、《海上花列传》等大批狭邪小说，其中也有不少是言情的杰作，如《花月痕》，就对现代言情小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社会言情小说的形成，一方面是晚清民初出现了大量的礼拜六派的言情小说，一方面，从晚清开始也出现了象《恨海》这样的“以社会变革为经，以儿女之情为纬”的“写情小说”。到了《广陵潮》，更是把当时流行的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这两种小说形式结合起来，形成了典型的社会言情小说这种形式。总起来讲，正如范伯群先生在《毕倚虹评传》中所说，“因为言情者是在社会之中谈情说爱，所以大多言情小说都涉及若干社会的侧面。而在通俗文学领域中，写社会小说者，也难免不包涵若干言情片段。论家将他们硬分成‘社会’与‘言情’等不同品种，只不过指出他们的侧重点而已。凡此类小说，统称之为‘社会言情小说’，往往会被作者和读者所乐意接受。”现代社会言情小说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的言情小说中的许多遗产，同时也有许多的发展和变革。本文主要从叙事模式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考察，一方面，从言情模式的角度，分别通过《玉梨魂》和《广陵潮》等代表性作品分析了“才子佳人”模式和“士子与青楼名妓”模式在社会言情小说中的表现，分析了社会言情作家对这两个传统模式的继承和变革；另一方面，通过对几大类人物形象的考察分析，探讨了社会言情小说类型化的人物模式。在《玉梨魂》中，男女主人公在恋爱方式和感情的格调上，都继承了传统才子佳人模式的“郎才女貌”的恋爱观和卿卿我我的情调，以及由“有情人终成眷属”观念衍生而来的对婚姻问题的关切，但是，对女主人公的寡妇身份的设定以及最终的悲剧性结局，都体现了与以风流美满大团圆结局为结构模式的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不同。小说情节的悲剧性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都充分体现了小说的现代性的一面。《广陵潮》中的男主人公云麟和女主人公红珠的言情故事一方面可以看出对传统的“士子与青楼名妓”模式的继承，但是同时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小说中的云磷作为二十世纪初的才子，己经失去了在传统社会中“学而优则仕”的可能性，也失去了古代士子的崇高的社会地位，成了开始向平民化甚至市民化的倾向发展的普通读书人。而同时，女主人公红珠则相对于古代名妓获得了更多的命运的主动性，她不再等待男主人公的拯救，反过来，是她一再地拯救了男主人公云蹦。同时，这个故事又与民间传说中贫穷青年“得妻”或“获妻”的“仙女妻”的故事有一定的联系。在人物类型上，社会言情小说也有自己的特色。虽然社会言情小说往往人物众多，但总结起来基本有这么几类：具有作家自我形象色彩的才子，旧派的或半新半旧的佳人，浪漫不羁的新派女性，以及妓女、坤伶与姨太太。体现了通俗言情作家与新文学作家不同的创作视野。 对社会言情小说的言情模式推陈出新，使社会言情小说达到高度成熟和完美的是张恨水。他在创作过程中，逐渐从《花月痕》、《玉梨魂｝）等前人之作的影响中走出来，创作出了《啼笑因缘》这样的社会言情的典范之作。这部小说对常见的“军阀与女伶”的题材进行了全新的改写。小说中的言情描写一方面消除了早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怨绿啼红”、“哀感顽艳”的缠绵排恻的情调，也摒弃了作者早期曾经迷恋过的才子佳人或才子与青楼名妓的陈旧的言情模式，同时，与五四新文学中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爱情描写相比，他更侧重于从经济的角度来描写爱情，更注重爱情和婚姻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的一面，这对五四新文学的爱情描写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神圣性、崇高性也是一种消解。 在本文的写作中，作者注重采取比较的手法。一方面注重纵向的与传统文学的比较和联系，一方面又注重与同时代的五四新文学相比较，以期使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的诸种特点更为彰显和易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