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时期,被称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这期间中国革命遭遇严重挫折,尤其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中央苏区的丢失。本文以中共临时中央为研究主体,以中央苏区的重大事件为线索,探究中共临时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和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梳理中共临时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深化既有研究的薄弱环节及辨析存在争议的问题。1931年9月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其组成人员有一个动态增补的过程,在共产国际的过问和批复下,最终确定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康生、陈云、李竹声、黄平、王云程、刘少奇等9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产生新的苏区中央局,又称“中共中央局”、“中央局”等,临时中央实际上通过苏区中央局或者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直接领导起中央苏区的工作。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张闻天、康生、李竹声等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实现“转正”。中共临时中央表现出主要成员与反立三路线有关、教条主义色彩突出和存在时间达三年多之久的三个特点。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召开的赣南会议（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是临时中央根据周恩来的8月30日指示信精神指导召开的,这既是反立三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延续,也是临时中央与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初步碰撞,但这并未影响到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重用,同意他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临时中央确定和推行进攻路线,在这个过程中,围绕攻打赣州、苏区发展方向等问题,临时中央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不断发生,这在中央苏区主要表现在苏区中央局与毛泽东的关系上。在如何应对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问题上,他们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作出毛泽东暂时回后方的决定后,临时中央不顾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顺势表示同意苏区中央局的决定,随后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以保证前方领导一致地执行进攻路线。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随即发动旨在打击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反“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目的是树立临时中央的权威和推行进攻路线,而不是秦福铨所称的是为了统一财权或反对毛泽东的所谓“个人崇拜”。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临时中央不断压缩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的自主决定空间,并作出领导体制上的调整,1933年5月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移驻后方,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缩小前方的领导权限,12月又取消前方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临时中央逐步直接掌握军事指挥权,这为推行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施特恩的“分离作战”计划及李德的战略战术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也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重要原因。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福建的第十九路军代表在前线与红军接触、谈判,临时中央抓住时机,与对方达成《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面对福建事变所创造出的宝贵机会,制约临时中央援助十九路军的外部因素有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提出的“西部战役”计划和十九路军没有同红军签订具体的作战协定,这使得临时中央错失良机。临时中央对第十九路军的政治评价从来不是正面的,遵义会议决议也称十九路军“不过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但这没有影响到临时中央在1934年初出动红军主力援助十九路军,这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即对红军的反“围剿”有利,也就是说对十九路军较低的政治评价与实际中的军事援助是并行不悖的。在错失福建事变提供的良机及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胜利无望,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长征的问题,但在实行转移和保卫中央苏区之间摇摆不定,直到1934年9月才最终确定实行转移,长征的决策一直限于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没有在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革军委委员中间作直接的传达和讨论,地方干部和广大党员干部更是对此所知寥寥。为了准备长征,中共中央做了扩大红军、筹集粮款和武器、舆论宣传等工作,但由于中共中央对长征决策的犹疑不定和严格保密,这大大影响了准备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大搬家”、“抬轿子”的错误决策,最终造成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湘江战役后,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道会议实现了战术转兵,黎平会议决定改变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猴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得到中央领导层大多数人的支持,博古也一度支持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直到1935年初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从此踏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