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文献研究了影响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绩效的微观因素,但是关于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出口的研究还相对有限。出口是企业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对于出口的研究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结合公司治理研究中经典的代理理论和关于企业高管的管家理论,研究公司治理能力与企业出口决策的关系。具体而言,我们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中的CEO权力集中度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研发创新相关变量,探究研发创新活动在主效应中的作用机制。本文首先基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提供的中国上市企业详细的高管信息和财务信息,包括核心变量CEO权力集中度,中介变量研发投入、无形资产以及公司运营等方面的详细信息,对这些数据信息进行提取并汇总至企业-年份层面。然后基于企业名称,与中国海关总署收录的2004-2015年中国进出口数据进行手动匹配,汇总至企业-年份层面,最终得到2004-2015年1856家企业,共13371条企业-年份层面观测值。本文经过实证分析后得到如下结论:首先,CEO权力集中度显著影响了企业的出口决策,即上市企业CEO权力集中度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可能性;进一步地,为验证CEO权力集中度对企业出口决策影响的作用机制,本文在主效应的基础上加入了CEO权力集中度与研发指标的交叉项,研发指标包括企业研发投入、无形资产。回归结果显示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CEO权力集中度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来提升企业出口可能性。本文还对影响企业决策的总经理特征和企业特征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将样本分类并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表明:与非国企相比,国企CEO权力集中对出口决策的影响更明显;本文按照企业的注册地,将企业划分为东部省份企业、中部省份企业和西部省份企业,其中东部省份企业CEO权力集中度与企业出口决策显著正相关。本文认为可能是东部省份经济更发达、交通更加便利、经济开放度更高、政策和制度支撑力度更大,因而企业出口成本相对更低,出口优势更加明显。本文还按照企业生产率高低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生产率的企业,CEO权力越集中,企业出口的可能性越大。文章最后,本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企业应当注重董事会和管理结构的科学安排,对于未来打算出口的企业,应当适当加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改善产品质量,提升出口竞争力;有关部门应当给予企业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减少不必要的繁琐程序,完善基础设施,便利出口条件。